昏迷被俘，身陷囹圄。
七次逃跑，屡被捉获。
广交难友，结识“红色拿破仑”图哈切夫斯基。
才华出众，倔强傲慢，被人称为“大元帅”。
当戴高乐左腿被刺刀刺伤，昏迷中当了德军俘虏的时候，他原在的步兵第33团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因为该团的官兵在3天的战斗中伤亡60％以上，已无力再继续扼守由弗勒里村通往都奥蒙教堂的那条小路。
戴高乐被俘后，先随受伤的其他战俘一道被送往美斯的德军医院接受治疗。没想到，他的伤势在医院治疗不到10天就痊愈了。伤势痊愈后，他立即被送到尼斯的一个临时战俘收容所。敌人准备从这里把他送往离西部边境遥远的一个战俘营。
但是，戴高乐伤一好就想逃跑，回到法国继续战斗。于是，他在尼斯临时收容所策划了第一次逃跑。逃跑前，他计划逃出收容所，从多瑙河乘船到里海。为此，他偷到了一套德国军士服装换上，溜出收容所。但是，因为他的个子太高，而这套德军军服又太小，他穿着这套军装，衣袖仅及胳膊肘，裤腿仅及膝盖，非常滑稽可笑，所以他逃出不远，就被敌人一眼看出，立即捉回，并于1916年6月被送到立陶宛什祖青一座利用一个旧锯木厂改建的战俘禁闭营。
戴高乐决不甘心第一次逃跑的失败。他被押送到什祖青这个气候恶劣、条件极差的战俘营后，仍处心积虑寻机逃跑。1916年8月，他同在押的一位法军中校军官塔尔丢和另一位隧道专家、法国军官勒德雷尔三人合谋，一起挖条地道，准备从地道逃出。不料，他们挖掘过程中碰上一块大岩石，地道口又很快被敌人发现。为此，戴高乐三人受到重罚，被送到了专门关押屡教不改犯的一所看守最严密的战俘营。这就是在巴伐利亚的因戈尔施塔特第9城堡惩罚营。
因戈尔施塔特是巴伐利亚中部横跨多瑙河的一个小镇。小镇位于慕尼黑以北160公里处，当时约有4万人口，最有特色的建筑是一座南部德国巴罗克式的教堂。第9号城堡在小镇正南5公里远的一个长方形土丘上；土丘高60英尺，宽约350码，四周筑有一道环形墙；墙内挖有一条宽15码、深4～6英尺的护城河；河边有一个铁丝网，大门直通大院。在土丘中心面对河边的大门是一座砖砌的监狱大楼。大楼的铁门又厚又重，一旦关闭，谁都插翅难飞。这里关押的都是其他战俘营里逃跑被捉回的战俘。在这些战俘中，有法国人、英国人和俄国人，总共约200名军官。管理这些军官的是德国将军彼得斯总监狱长、4名无军衔的军官及40名士兵。他们对战俘们的管理非常严厉、苛刻。每天要定时点3次名。上午上语言和历史课，下午体育活动，晚上阅读或听报告等。每个战俘每天只能吃1块面包、1碗白菜汤、1个土豆和1杯咖啡加1块方糖，10多天才能吃一点肉。他们的邮件都要受到严格检查，往往不能及时收到。
对于一个活跃的人来说，最难过的莫过于不能随心所欲地行动。在战俘营的日子是戴高乐最黑暗的日子。尽管两次逃跑当场失败，但是他仍不放弃逃跑的幻想。后来，他又相继策划了第3次、第4次和第5次逃跑。
1916年11月，戴高乐发现监狱医院同第9号城堡墙外的驻军总医院相连，他打起通过入监狱医院转驻军总医院逃跑的主意。为此，他费尽心机，从几个卫兵那里筹集了一些准备逃跑用的食物和便衣，还贿赂一个德国军官给他买到一顶头盔、一幅地图和一条军裤。这时，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戴高乐吞服了母亲给寄来的一瓶冻疮药膏，结果出现两眼发黄、皮肤起小脓泡等症状，酷似黄疸病。监狱医生见状急将其送入监狱医院。这时，法国一位军官迪克雷已住院多天早想逃跑。于是，戴高乐同迪克雷合谋越狱。迪克雷穿上一身德国男护士衣着，装着要护送戴高乐去驻军总医院。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两人走出城堡便直奔离瑞士边境不远的沙夫豪森。他们冒雨奔走8天，过了8天自由生活。但当他们走到离瑞士边界仅96公里的乌尔姆时，忽被敌人发现，又被送回因戈尔施塔特第9号城堡。至此，第3次逃跑又告失败。
戴高乐在因戈尔施塔特第9号城堡被关押期间，由于风度独特，言谈非凡，常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监狱长韦斯特少校觉得戴高乐不像个法军上尉，而像个法军将军，总怀疑戴高乐是凡尔登战役中那位突然失踪的法军高级参谋乔治·德格勒准将。韦斯特因升官心切，头脑发昏，千方百计想弄清戴高乐的这个底细，想证实戴高乐是个将军。
于是，韦斯特对戴高乐采取两次突然袭击。第一次，韦斯特把戴高乐突然从牢房里喊出来审问。结果，戴高乐所答一如既往，韦斯特一无所获。第二次，韦斯特对戴高乐采取了心理战。一天，韦斯特把戴高乐从牢房里叫来，莫明其妙地对戴高乐说：“将军，我想你现在的骗人表演已没有意义了，你对凡尔登战区司令部不会陌生吧？老实告诉你，你的一切我们都了如指掌。奉劝你还是同我们合作，不要再继续对抗。”戴高乐一听，就知道这是德国蠢驴在对他进行讹诈，不禁暗笑道：“他怎么能把我这个23岁的上尉同那个56岁的准将混为一谈呢？”结果，韦斯特自然又一次碰壁，败兴而归。
戴高乐在因戈尔施塔特第9号城堡结识了一些逃跑未遂的勇士，其中有些勇士同他成了患难之交，后来同他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些患难之交中，有雷米·鲁尔，他后来成了法国《时报》的专栏作家，经常撰文支持戴高乐；有贝尔热·莱弗罗尔，他后来成了戴高乐的出版商，戴高乐的许多著作都是经他手付诸出版的；有卡特鲁少校，他后于1940年出任法属印度支那总督，首先响应戴高乐于伦敦发出的“6·18”号召。
戴高乐还结识了一位狱友——俄国军官图哈切夫斯基。他常同戴高乐一起讨论战略战术，探讨武器性能，向戴高乐学法语。两人交谈非常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尽管后来戴高乐在波兰曾与图哈切夫斯基刀戈相见，但一直对图哈切夫斯基非常钦佩。图哈切夫斯基当时23岁，漂亮、活跃、傲慢不逊，只策划着新的逃跑。怎样逃跑？俄国军官们被允许每天出营一次，但要作出人格保证，一小时后一定回营。图哈切夫斯基找到了对付的办法。因为每个出营人必须在出门登记时签字，他便在签名画押时故意和一个同伴来个阴差阳错：他在波波夫的名字下签字，波波夫在图哈切夫斯的名字下签字。这样他俩就摆脱了誓言的约束。他终于逃跑了。当时戴高乐想挽留他，对他说：“如果你现在回到俄国，你这个贵族的儿子会被枪毙的。”而图哈切夫斯基说：“枪毙？我25岁要当将军……”他回俄国后，在25岁那年真的成了元帅，但在43岁那年也真的被处决了。
第3次逃跑失败后，戴高乐得出一条教训：谨慎！这时，他不再希望马上逃出第9号城堡，而希望能先被转送一个管理较松的战俘营。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他尽力表现服从管理。7个月后，他和其他3个法国军官果然被转送到被誉为德国“小瑞士”的罗森贝格。1917年年中，戴高乐伙同其他3人一道，又向沙夫豪森逃跑。跑了10天后，他们筋疲力竭，便在一个鸽棚躲下。但不幸，又被敌人发现，捉回罗森贝格战俘营。这是戴高乐第4次逃跑失败。
回到罗森贝格后不久，戴高乐同另一名法国军官再次逃跑。这次，他们从窗子跳出，跑下一个悬崖，化装穿上便衣，贴上假胡须，戴上眼镜，在黑夜中潜逃。但他们两人刚到第一个火车站——利希腾尔，准备乘火车去亚琛时，又被敌人发现，捉住了。这是戴高乐第5次逃跑失败。
戴高乐由于不思悔改，这样屡次逃跑，激怒了德国军官，结果又被从罗森贝格送回因戈尔施塔特第9号城堡，接受严厉惩罚。监狱规定单独关闭他两个月。每天只给半小时室外活动时间。整日门窗紧闭，不给灯光、读物和纸笔，让他在黑暗中度日，伙食也特别差。真让他吃尽了监狱之苦。他怎能不感到度日如年呢？他只有忍受煎熬，苦苦等待。
一天，监狱里发生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一个法国战俘因为逃跑而被一个德国卫兵开枪打死了。这件事引起了监狱骚动。在气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战俘们提出上诉，使得监狱官们极度不安。结果，因戈尔施塔特第9号城堡于1918年4月底被迫关闭。戴高乐和其他一些战俘先被送到普里茨·卡尔城堡，后又被转到巴伐利亚中部魏森堡以东4公里处一个小山的伍尔兹堡。
在伍尔兹堡期间，40名战俘同住一个房间，大家都互相当着面洗澡，只有戴高乐例外，谁也没有见过他当大家面光着身子洗澡。这可能是因为如他自己所说，他是个很腼腆的人。另外，他的言谈往往令人有敬畏之感。
戴高乐在伍尔兹堡又逃跑两次。一天，他穿上新偷到的一套德国军官服，在一个“卫兵”护送下，带着一个法国牧师阿贝·米歇尔，大摇大摆地走出监狱。虽然当时卫兵曾有点怀疑，但因他们动作快，还是成功地溜走了。他们的目的是去纽伦堡，再乘火车到法兰克福去。不料，他们走了一天一夜，在去纽伦堡的半路上，又被敌人截住，捉回了伍尔兹堡。这是戴高乐第6次逃跑，第6次失败。
戴高乐百折不挠，被捉回伍尔兹堡后不久，他又第7次逃跑，而且开始获得成功。这次，他用一个洗衣筐作为掩护，逃出监狱，到纽伦堡后搭上了去法兰克福的火车。但这次，不幸他因患严重胃病，又被敌人发现，捉回了伍尔兹堡。这是戴高乐第7次逃跑，第7次失败。此后，由于法德已无敌对行动，他被送到帕绍，不久被送到马格德堡临时战俘营，最后被送到路德维希港的阿尼林·法勃里克战俘营。正是在这里他开始了撰写《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卡特鲁少校是该书的第一位读者。
戴高乐认为，在战俘营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但是，在某些方面这也是他知识大丰收的日子。在这一时期，他拼命阅读德文报纸，密切注视战争的进展，这在实行愚蠢的新闻检查的法国是难以办到的；他做了许多摘记，这些材料后来成了他第一部书《敌人内部的倾轧》的主要资料；他还经常与人争论和举行讲座。
俘虏们的生活是寂寞的，也是多样化的。晚上，既可以打桥牌，也可以唱歌，或没完没了地相互谈话。例如，戴高乐经常做报告，给大家讲战略课，向大家介绍战争过程，特别是有利于法国的战争过程。他在那里很像过去上历史课的一个教授。俘虏军官们有时可组织讨论战略战术和战争经验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他在给大家做报告时，还以战略家的观点分析了坦克在未来战争中的决定意义。这也为他后来极力主张建立装甲部队观点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关于戴高乐在狱中的表现，他的狱友雷米·鲁尔曾这样写道：
“这位冷漠的年轻人有坚强的意志，他善于克制自己的精神危机和感情冲动。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法国人的沉着、理智、自我克制的优点。司汤达如果还活着，他俩肯定会成为莫逆之交。他总是抓住时机增长见识，而且非常乐意毫无保留地把知识传授给别人。他的性格的确与众不同，当他和第9号城堡的司令官发生冲突时，他宁愿被关进禁闭室也毫不让步，而和同伴们争执时，他很少动怒，并且总愿意作出让步。”肖力：《戴高乐》，第25页，延边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6岁的戴高乐狱友们对戴高乐的印象是：他记忆力出众，军事历史知识渊博，聪明多智，酷爱读书。当然，大家也发现他个性倔强；发表意见时，语气武断，不容别人争辩，总想表明自己正确；有时有些傲慢，令人难以接近，不免产生一些敬畏之感。然而，大家不约而同、异口同声地给他起了一个新绰号，叫他“大元帅”。这个绰号看来同他在阿拉斯当兵锻炼时连长给他起的外号是不谋而合的。1927年法军步兵总监马泰将军在提升戴高乐为少校，派他担任轻步兵第19营营长时说，他是法军将来的“大元帅”。25年后，丘吉尔也这样称呼他。看来，他对这一称号是当之无愧的。
然而，戴高乐由于命运不济，出师不利，坐失更多在战场上施展才干、立功晋升的良机，也不免沮丧，有时感到忧伤。他在1918年9月1日从狱中给母亲写信说：“等待我的是什么样的平庸前程呢？……对于军人生涯，我不再抱任何幻想了。”后来，他又在11月1日给母亲的另一封信中写道：“对于未能参加更多的战斗，我将抱恨终身，我似乎感到在我今后的一生中，不管我的生命是长是短，这悔恨之情将永远伴随着我。”项焱：《戴高乐传》，第24~25页，湖北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戴高乐还说：“在德国遭到监禁而度过的岁月，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挫折。”［法］奥利维埃·吉夏尔：《我的将军》，第27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戴高乐的忧伤之情如此跃然纸上，是因为他在历时4年的战争中，参加作战的时间还不到两年，而且其中还包括9个月的养伤时间。这怎能不使一个壮志未酬的热血青年不感到忧伤呢？
1918年11月3日，奥匈帝国宣布投降，11月德军放下武器，德方代表到巴黎东北的贡比涅森林，在福煦将军的专列上签署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遂以德奥失败而告终。停战3个星期后，根据停战协定，戴高乐获释，越过瑞士边境，经日内瓦、里昂和巴黎，于12月上旬喜抵多尔多涅地区卢瓦尔河别墅的家。1919年春，戴高乐的全家包括同他一样参加过战争、受过伤、得过奖的哥哥格札维埃及弟弟皮埃尔和雅克都到了那里。全家团圆，其乐无穷。兄弟4人在庭院里合影留念。他们都着血红色戎装，足蹬长靴，佩戴十字奖章，神情高傲。戴高乐显得有些与其3兄弟不同。他站得离其他人远一点，胸前佩戴着他“阵亡”时获得的那枚最高荣誉十字勋章，两眼冷峻地凝视着远方。经过4年艰苦危险的战争，对于一个法国家庭来说，能有今天这样的团聚，这是多么难得、多么幸运！
在这次历时4年的残酷战争中，戴高乐出生入死，历尽艰险。战争初期，他作为一名基层军官，率部同敌人浴血奋战，3次负伤，多次获奖，被误以为壮烈牺牲。在昏迷中被敌人俘虏后，他7次逃跑，7次失败，在战俘营里忍受煎熬，度过近3年零3个月的狱中生活。现在他要设法弥补失去的岁月。他在日记里曾这样写道：“让我们想一想吧！法兰西的前途将通讨我们的劳动来创造。”［法］奥利维埃·吉夏尔：《我的将军》，第27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