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西尔军校执教，到军事学院深造。
反对陈旧的军事思想，引来烧身大祸。
上司打击，毕业后被派往部队专管冷藏。
戴高乐与伊冯娜结婚不久，从波兰回国，于1921年10月1日被任命为圣西尔军校的军事历史副教授，从而开始了他军事生涯中的一个崭新阶段。
这时他想，像他这样年龄的人，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已征服近半个世界，法国的拿破仑已当了多年将军，奥什在大革命中也已当上了4年元帅，而自己已经31岁，却还是个区区上尉。他感到似乎真的生不逢时，时运不济，没得用武之地。然而，他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坐待良机，决心要在军事教学中施展才华，积累资本，去迎接好运。
戴高乐回圣西尔军校执教后，在科乐内尔的布勒瓦尔找到一所公寓，和妻子在那里居住。那公寓恰巧位于军校和贝当家的拐角处，地铁几乎就从他们头上通过。由于教学任务不重，每周只上几小时课，所以他有相当的业余时间在家里陪伴妻子或自己备课和写作。
1921年12月8日，伊冯娜生了第一个男孩之后，他们又搬到远离贝当家的一处更宽敞的住所居住。他们为表示对贝当的敬意，以贝当元帅的名字，给孩子取名菲利普。贝当则借机送给戴高乐一张照片，并在照片上题词：希望小菲利普继承父志。
戴高乐决心把课讲得出色、动人。不过，尽管他在因戈尔施塔特曾经常给难友们做过报告，在波兰曾借助翻译给波兰军官上过课，积累了很多独特的经验，而且口齿伶俐，博闻强记，历史知识也不错，但还不足以得到学员的满意和信任。他的身材过高，体形不雅，姿势呆板，而且喉音又有点重，极易嘶哑，这一切都增加了他同学员们接触的困难。教员的一些令人感到奇怪和不习惯的动作都会引起学员的嘲笑。况且，戴高乐这个表面沉静的人讲起课来往往非常激昂，容易冲动，会渐渐陷入神魂颠倒的状态。这对一个教员来说，是很危险的。因为在讲课时即使稍有一点失控，都会很快引起不良反应。只有真正是个很好的演说家，才能打动人心。幸亏，戴高乐就是这样的一位演说家。
关于戴高乐上尉讲课时的情况，有一个学员在其笔记本中曾根据印象做过一次颇具代表性的描述。他描述的是，戴高乐讲述在1870年战争中的一次不幸，特别是在维尔特附近失败的历史情况。由于将领们无能，调动军队错乱，导致法军3．5万人对德军13．5万作战。法军士兵虽然作战英勇顽强，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敌人击溃。关于法国军事史上的这一悲剧，戴高乐在结束其讲课时，曾这样说道：“就这样，麦克马洪元帅大哭着走在自己的士兵中。突然一个步兵上士向他提问道，‘元帅阁下，我们真的因怕死而惊慌失措了吗？”’
这时，戴高乐用右拳一擂讲台，继而突然以响亮的声调说道：“没有，他们没有被死吓倒！请起立向为不幸而忧伤，但未丧失任何自豪和勇气的人致敬吧！”
他的学员们屏息后有的脸上一阵发白，有的脸上一阵发红，还有的眼里落下了泪。本来是非常令人伤感和有些夸张的东西，从他嘴里说出来，却显得很自然，很有感染力。这样，他讲起课来，总是滔滔不绝，娓娓动听，具有不可抗拒的说服力，使历史真正起到了活教师的作用，深受学员欢迎。
但是，当时圣西尔军校的年轻教官都向往进军事学院深造。自然，戴高乐也不例外。果然，他于1922年5月2日顺利考取军事学院。在129名录取的考生中，他名列第36。
由于在圣西尔军校的基础，戴高乐在高等军事学府的学习成绩非常优异。这所学府的任务是培养能领导司令部工作和指挥兵团作战的有潜力的将军。戴高乐在这里虽又当了学员，但其水平却不同了。他这时比入圣西尔时大了10岁，经历过战争，受过伤，当过俘虏，也成了家。他指望并确信一个特殊使命在等待着他。他在这所高等学府有个同学，名叫沙文，后来当了将军，有一次对戴高乐说：“我感觉您注定会走大运。”
任何处于戴高乐地位的其他人都可能对这一说法置之一笑。但戴高乐却坚定沉着地、满怀信心地说：“是的，我也有此感觉。”
戴高乐的另一个同学叫拉法尔格，当时也是上尉，后来也当了将军。他在其《来自哈斯科尼的步兵》一书中，给戴高乐画了一个有趣的像。关于戴高乐缺乏稳健性、忽视现实和不可思议的固执等情况，他写道：“戴高乐总是非常坦然，走起路来，挺着胸，十分傲慢，一本正经，好像他把自己的雕像搬出来，让他阔步前进一样。”
戴高乐的举止虽然如此不寻常，但他仍保持着自己的优点、感情，处事很有分寸，对那些甚至不太喜欢他的人，也怀敬意。拉法尔格曾多次在批判戴高乐后承认：“戴高乐个子比我们都高。他实际上并不怎么高傲和盛气凌人。当然，他与我们相比，比较寡言，感情不太外露。但他总是平易近人，健谈，说话新奇、幽默。”
拉法尔格特别强调戴高乐的尖锐的讽刺。他还说：“在军官食堂的大厅里，为了欢迎两位西班牙同学，我们正在即兴表演一场斗牛游戏……戴高乐像一个沉默的巨大幽灵在这场转动的漩涡中走来走过，从不参与这场狂乱的斗牛，却又密切注视着它的每一个细节。此刻，当我和威尔辛格的腿绑在一起跳着飞跑并经过戴高乐身边的时候，我听到他喉咙里进发出的声音：“在所有两个人合伙的游戏中，总有一个要被另一个牵着走。”尖锐的讽刺和蔑视人的幽默，是戴高乐的一个明显的特点。
不过，戴高乐却很喜欢交友。他的周围都不是些胆小鬼和循规蹈矩的人。每星期他总在家里接待他的三位校友，他们也是上尉，均非平庸之辈。一位是乔治一皮科，研究所成员的继承人；另一位叫布里杜，其父为将军，死于大战之中；第三位卢斯托诺一拉科，是贝亚恩地区的农民和女小学教员的儿子，同届毕业生第一名。戴高乐很赏识前两人的智慧，但1940年后，他们却站在同他完全对立的立场上。乔治一皮科先到叙利亚，后去阿尔及尔，再后回巴黎。戴高乐永不原谅他在地中海东岸地区时拒绝参加戴高乐的队伍。第二位成为维希政府的陆军部长，1945年被戴高乐政府判处死刑，死前担任佛朗哥军事顾问。卢斯托诺一拉科类似落拓不羁的达达尼昂，忽儿充当维希派，忽儿成为反维希分子；他声音洪亮、眼光敏锐、个性孤独，是个优秀的回忆录作者，出色的论战者；他暗中与戴高乐的密使进行过谈判，后来被流放，死时为将军和左翼议员。
在谈到维希政府时，也就不能不想到过去戴高乐同贝当元帅保持的亲近关系。元帅曾请他到家里长谈，对他寄予很大希望，认为他非常能干。
尽管在那些年戴高乐与乔治一皮科、布里杜、卢斯托诺·拉科等人过从甚密，但当时他们之间仍有一定的界限。这种界限，与其说是来自信念差异的结果，勿宁说是来自性格不同的结果。戴高乐从到军事学院学习开始即明显表现出，他始终不渝地坚持一条原则，就是言行符合信念。这种原则性让戴高乐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他当上尉12年没有晋衔，这决不是偶然的。
戴高乐一进入军事学院就发现他与那里的学术气氛格格不入。当时在军事学院学术上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是教条主义战术理论。因福煦元帅而享誉中外的战术教研室主任换上了穆瓦朗上校。此人虽有学识，一丝不苟，能力很强，但很学究气，是先验论方法和“阵地战”战略的辩护人，是这种占统治地位的官方理论的主要代表。他竭力维护这一所谓“既定”战术理论。这一理论来自1914～1918年的经验，其主要观点是：防御战术是最有利的；任何运动、机动都是极危险的；火力威力决定一切。按照这些思想，必须预先选好战场，在战场建立火力优势，等待敌人进入自己的火力圈。而且预先拟定的行动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改变。戴高乐认为这种办法有致命危险，并与其相反，根据不可能预见的情况，提出了自己在战斗行动中的战术理论。他深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是：未来的战争将是坦克战，将是机械化程度日益提高的运动战。他的思想充满了他的精神导师贝格森的精神。
戴高乐在圣西尔军校在第一学年时，戴高乐还比较谨慎，虽有时也会向教师提出意外问题，使教师尴尬，但对官方理论不公开攻击。正如他自己笑言，这是为了能被允许“进圣餐”。
1924年3月，戴高乐根据在战俘营时从各种德文报刊上所收集的大量资料撰写的《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终于问世。这是戴高乐出版的第一部专著。当时印数不多，只有1000册，也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但是，这是一部思想严谨、分析深刻的军事佳作，有识之士已能从中看出戴高乐切中时弊的尖锐目光和高瞻远瞩的军事思想。全书除前言外，正文由5章组成。
在前言中，戴高乐阐述了他多年所形成的一个观点：历史研究的对象是民族和国家，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其自身的不会被意识形态改变的特点。正是这一观点对他影响至深，使他后来成为向社会主义国家伸出橄榄枝的第一个西方国家元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