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家迁往伦敦，过着封闭式的生活。
被维希政府缺席判处死刑。
惨淡经营，建立“自由法国”，走上使法国光荣和伟大的大道。
戴高乐6月18日发出的那个战斗号召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从那天起，他不仅为法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也为自己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正如他自己在《战争回忆录》里所说：“当不可改变的字句广播出去以后，我内心感到，我在坚强的法国和统一的军队中度过的生活行将结束了。我已经年近半百，又开始了冒险生涯，就像一个人被命运抛出来，失掉了一切依靠一样。”的确，从这天起，他开始了新的生涯——冒险生涯——流亡生涯。
戴高乐一到伦敦就住入斯皮尔斯给安排的位于西蒙广场的3间屋子。那就是他最初在伦敦的家。那儿离海德公园不远。6月19日，戴高乐夫人携孩子和家庭教师玛尔加丽达·波岑尔来到这里。他们是从卡朗德克到布雷斯特搭乘最后一班英国船启航的。他们亲眼目睹他们原准备搭乘的一艘与他们相距不远的波兰船被德国飞机炸沉了。他们一路饱受惊吓，险些葬身鱼腹。到达朴茨茅斯后，伊冯娜给戴高乐打电话告诉他，她已平安到达。他泰然自若，对她的冒险未感到惊讶，只是说：“啊，是你吗？我在伦敦正等你呢。”起初，他们一家在伦敦就住在这3间小屋里。
后来，安娜因为有病，很不方便，虽已12岁了，行动仍很困难，智力和语言都像3岁小孩，在家庭的圈子里自我感觉还好，但需保护她不与外人接触。于是，他们立即到郊区租下一幢房子，把家搬到位于肯特郡的派兹伍德。将军每周都要从维多利亚火车站乘火车到这里过礼拜天，陪着病女儿玩；女儿发出快活的婴儿般的笑声，听着爸爸给她唱歌；爸爸用拉长的男低声唱着一首老歌：《我的烟盒里有香烟》
儿子菲力普不久进了海军学校，另一个女儿伊丽莎白则上了一个护士训练班。经斯皮尔斯帮助，戴高乐的办公室起初设在圣斯蒂芬大厦的三楼。这是伦敦泰晤士河河堤上一座阴暗的楼房，从那里可以俯瞰泰晤士河。所有的工作日戴高乐都在伦敦度过。
他在“康奈特”饭店租了一套房子。这里常听到古老英国的耶稣受难曲，过去通常住的是一些牧师和修女。戴高乐在这阴暗的房间里，常听着德国炸弹的爆炸声和英国高射炮的轰鸣声，悉心写自己的讲话稿和阅读一些经典著作。1940年秋，经历了空中进行的“英国会战”。每到礼拜天，戴高乐就回到城外的家。他从不过上流社会生活，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既不去看电影，也不到俱乐部去。除了为工作需要与人接触外，戴高乐不与任何人联系，自己过着一种非常封闭式的生活。
6月19日，戴高乐在第二次广播讲话中，已明确地说明了自己的意图，并发出了更加清晰而广泛的号召：
“面对着我国同胞的困惑，面对着屈从于敌人的政府分崩离析，面对着我国的制度目前不能发挥作用的事实，我，戴高乐将军，一个法国军人和军事领袖，体会到我现在是代表法国讲话。
我以法国的名义，提出下列庄严声明：
一切仍有武器在手的法国人，他们的绝对天职就是继续抵抗。
放下武器，丢失阵地，同意把不论大小的法国领土交给敌人接管，都是对祖国的犯罪。
法国的士兵们，不论你们在什么地方，起来斗争吧！”
英国外交部对戴乐高的这一讲话感到震惊和不安。它派到波尔多的高级代表团原报告说，他们在波尔多争取法国高级领导人物的工作有所进展，有望雷诺和芒代尔到伦敦去同英国合作。但是，他们两人很快拒绝了英国的邀请，也很快遭到了厄运。
一星期后，前总理雷诺在法国南部开车，途中车子撞到一棵树上，车上的情妇波尔特夫人当场死亡，雷诺本人失去知觉，被送往医院后救活，但被德军俘虏，后来在德国监狱度过了战争的后半时日。
前内政部长芒代尔也未摆脱厄运。他决定同几位前任部长，其中包括达拉第和后来的戴派人物孟戴斯一弗朗斯到北非去。6月21日，他们乘一艘“马西利亚”辅助巡洋舰，经3日航行，于24日到达卡萨布兰卡。但是，他们还未下船，即被当地驻军将领逮捕，扣在舰上，经英国派人救援未果，被送回法国监禁。芒代尔本人在盖世太保的长期折磨下于1944年死去。
雷诺和芒代尔的抉择意味着英国争取“大猎物”的计划破产了。英国不能再对争取法国其他要员的工作有幻想了。只有把希望转到戴高乐身上了。
6月19日，贝当政府的陆军部长魏刚电令驻英武官，通知戴高乐立即回国，不得延误。
6月20日，戴高乐为对魏刚召他回国的命令做出反应，专门给魏刚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可于24小时内回国，但法国政府必须不同德国签订停战协定，否则，他将参加任何一个地方的抵抗运动。同时，他还劝说魏刚到海外坚持抗战。结果，这封信犹如石沉大海，被原封退回，上面附了一张打印的字条：“如果退役的戴高乐上校想给魏刚将军写信，他必须通过正式途径。”
第507坦克团长戴高乐实际上，魏刚将军早对戴高乐的信作了答复，维希政府早于19日宣布戴高乐已不再是政府成员，并勒令其回国听候处理；6月24日宣布撤销其军衔；6月30日，责令其到图卢兹的圣米歇尔监狱自首，听候军事法庭审判，接着将其处4年徒刑，8月又将其缺席判处死刑。戴高乐对此早有思想准备，丝毫没有感到意外。
最使戴高乐不能容忍的是波尔多政府于6月24日同德国达成了停战协议。这一天，希特勒令人安排举行德法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的地点，是在1918年11月25日协约国总司令福煦同德国签订停战协议的那节火车卧车上。这对法国无疑是一次莫大的羞辱。是可忍，孰不可忍！
6月23日，英国政府宣布不再承认贝当政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政府”。戴高乐趁机提出打算成立一个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当晚，英国广播公司声明说：“英王陛下政府宣布，他将承认这一临时的法兰西委员会，并且只要该委员会继续代表一切决心与共同敌人战斗的法国人，它将就一切与进行战争有关的事项和该委员会来往。”
6月28日，英国政府发表公报说：“英王陛下政府承认戴高乐将军为集合在他周围支持同盟国事业的一切自由法国人的领袖，不论他们在什么地方。”这就为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奠定了一个合法的基础。
其实，戴高乐并不过于看重“合法”或“不合法”。他早就认为，从1940年6月17日那天起，法国的最后合法政府在波尔多已不复存在了；从他发表“6·18”号召那天起，“自由法国”便诞生了。他自告奋勇，承担起了“自由法国”领袖和元首的重任。他认为，这是命运的驱使，是天命！他义无反顾地开始了自己的事业。
为了开创“自由法国”的事业，他首先开始组建“自由法国”的军队。因为他深知，“没有宝剑就没有法国”；必须建有自己的军队，才能使“自由法国”成为参战国，从而走向恢复法国的光荣和伟大的道路。
但是，戴高乐的招募工作一开始就困难重重，并不顺利。他首先面临法国著名人物几乎普遍拒绝同他联合的局面。原为戴高乐草拟“英法联盟”草案的法国驻英大使戈宾和战争物资委员莫内先后表态。戈宾说，他因年纪太老不能参与此事。
而莫内则声称：“设法在英国建立一个在法国国内看来似乎是在英国保护之下的权力机构，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其他不少在伦敦的著名人士也宣布不愿同戴高乐合作。如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梅耶声称，他要回法国去同犹太教友共命运，作家莫鲁瓦和记者凯利及博内声称，他们将去美国。
戴高乐在伦敦开始建立组织的条件是很有限的。他的办公室设在圣斯蒂芬大厦一问狭窄的房间里，里面只有几张桌子和椅子。据说，初来报到的是一个法国汽车厂的工人。他的名字在后来有关“自由法国”历史的文献中都未提及。也有人怀疑，那是奉贝当特务派遣、想打入“自由法国”组织的奸细。总之，最初来同“自由法国”联系的多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卑微之辈。
当然，来到戴高乐身边的也不乏忠实、真诚之士。莫内的密友普利文很快加入了戴高乐的队伍。克里斯蒂安·富歇、莫里斯·舒曼、勒内·卡森和加斯东·帕莱夫斯基也都被争取过来了。
不过，这些人多不是大人物。富歇是个年轻上尉，法军溃败时逃离波尔多。卡森是一位年迈的律师，从圣让德吕兹乘一艘英船逃出。舒曼是位记者，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帕莱夫斯基正在突尼斯轰炸机大队服役。还有一些军官，如柯尼希、德瓦弗兰（著名的帕西）和西耶也投向戴高乐。尽管他们为数不多，但毕竟是个良好的开端。
加斯东·帕莱夫斯基，40岁，装束讲究，是戴高乐的老熟人，在1934年担任雷诺办公厅主任时曾把戴高乐中校介绍给雷诺。此时，戴高乐让他负责“自由法国”的政治事务。德瓦弗兰（帕西），是个上尉，归附戴高乐后晋升为上校。戴高乐让他负责“自由法国”的情报工作。
较早归附戴高乐的高级人物有印度支那总督卡特鲁、法国海军上将米塞利埃及驻索马里法军司令勒让蒂约姆等人。
但是，从整体看，在法军中起来投奔戴高乐的军官，尤其是将军，为数甚少。正如戴高乐自己所说：“最初，我只有为数不多的军官，而且几乎大部是下级军官。”
戴高乐的招募工作在英国虽有丘吉尔和斯皮尔斯支持，但也有不少障碍。英国陆军部为阻碍戴高乐“自由法国”在英国招募法国军人，甚至派员到在英国伦敦的法国兵营对法国军人进行游说：“你们完全有自由到戴高乐手下服役，但我们有责任提醒你们：一旦做出这样的决定就意味着对你们法国政府的背叛。”不过，英国当局还是把伦敦体育场借给戴高乐用作集结法国志愿人员的场地。
到“6·18”号召广播一星期后，投奔戴高乐的只有几百人。为了加大招募的力度，戴高乐于6月29日到驻在利物浦特伦特姆公园的法国阿尔卑斯山轻骑兵师去做宣传动员。在那里招募了外籍军团两个营的大部、一个坦克连的2／3，及一些炮兵、工兵、通讯兵，总计约200人，占该师总员额的1／10。在这些人中，有柯尼希上尉和德瓦弗兰上尉，他们后来都成了戴高乐的骨干。几天后，又有一批海军军官、空军飞行员和200多名撤自敦刻尔克的伤员归附“自由法国”。至此，“自由法国”总算有了自己的陆（几百名官兵）、海（一艘扫雷舰和两艘潜水艇）、空（几架飞机）三军，有了自己武装力量的雏型。7月14日，在法国国庆这天，“自由法国”举行了阅兵式。7月21日，有几名“自由法国”飞行员参加了对鲁尔区的轰炸。当然，与形势的需要相比，这点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这时，戴高乐所苦心经营的“自由法国”在国际上除得到英国的慷慨承认外，还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在法国南方小城维希成立的以贝当为元首的法国政府仍被认为是法国的合法政府。在这个政府里仍驻有加拿大总领事、罗马教皇大使、苏联大使、美国大使及南非联邦的代表。即使在伦敦的法国大使馆也还保留了一个领事，负责与英国官方联系。因此，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实际上还算不上一个政府，其处境的微妙和困难可想而知。
在英国大力开展征募工作的同时，戴高乐还考虑到法国的殖民地可能是广阔的后方基地和取之不尽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源泉。戴高乐对此寄予更大希望。早在6月24日，即贝当叛变投降第2天，戴高乐即向法国各殖民地总督、驻军司令官和首长发出号召，要求他们归附“自由法国”。响应他号召的只有两个人：柯尼希将军和勒让蒂约姆将军。但是，印度支那和索马里仍留在维希政权的统治之下。戴高乐派出一些最得力的助手到各殖民地去展开宣传。最后，他又亲自出马到非洲去。
通过艰苦的努力，又得到偶然的机遇，戴高乐终于有了“自己的”领土。赤道非洲部分都转向了“自由法国”，包括乍得、喀麦隆和刚果。归附戴高乐的还有大洋洲的一些法国殖民地和原属法国在印度不大的一些地方。然而，主要的法国殖民地，如阿尔及尔、突尼斯、摩洛哥、近东各国、法属西非及马达加斯加等，都仍在维希政权的管辖之下。
至此，“自由法国”的武装力量初具规模，并有了“自己的领土”。戴高乐周围出现了乐观的气氛，戴高乐的脸露出了轻快的笑意。
但是，戴高乐很快重又陷人类似战前活动的离奇境地。战前，他为了准备法国对德战争，不得不同法国总参谋部进行斗争。而此时，在反对维希的斗争中，他又不得不同盟友英国，首先是他的庇护人丘吉尔，进行斗争。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特别是在建立“自由法国”的初期，戴高乐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丘吉尔。情况表明，承认戴高乐为“自由法国”人的领袖不几天后，丘吉尔并不愿永远协助戴高乐。他们之间的关系急剧地在友好和仇视之间摇摆不定，常常达到破裂的边沿。因为，戴高乐在紧紧依赖丘吉尔的同时，仍奉行自己的独立政策。两个强有力的权势相互冲突，没完没了。丘吉尔的阵地比戴高乐强得多。因此，他对戴高乐不够重视。而戴高乐只是一个不知名的法国准将，除了英勇顽强、目的明确和傲慢骄傲而外，一无所有。关于当时丘吉尔与戴高乐的微妙关系，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第4卷中写道：“这几页的内容包含根据当时情况对戴高乐将军的严厉批评，当然还有我同他层出不穷的分歧，以及很多尖锐的冲突。但是，在我们的关系中有一个占主要地位的因素……我知道，他不是英国的朋友；但是我总承认他那永远捍卫‘法兰西’历史地位的精神和思想。我理解他，同时我又气愤地钦佩他的高尚的品行。他是一个被赶出祖国并被判处死刑的侨民，他开始完全依靠英国政府的好意行事，后来又完全依靠美国政府的好意行事。德国人占领了他的祖国。他不论在哪里都没有一个真正的支撑点。然而，他敢于反对一切。甚至在行动最不利的情况下，他也总是好像代表法国——非常自豪、庄严和虚荣的大国——的特性。有人嘲笑他说，他认为自己是活着的贞德。我不觉得他像别人所说的那样荒诞。”因此，从丘吉尔对戴高乐的深刻印象，也可以看出他们两人之间的微妙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