偃旗息鼓，博览群书，专写《战争回忆录》。
《战争回忆录》，以结构严谨、语言优美、情节生动、文笔流畅，而具有莫大魅力。
有人说：“戴高乐单凭这部《战争回忆录》。即足以永载青史了。”
法兰西人民联盟垮台后，戴高乐偃旗息鼓，回到科隆贝，全身心地投入撰写《战争回忆录》的巨大工程。戴高乐主义者把他从此时至1958年5月的时光称为“穿越沙漠”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科隆贝的居民们常常透过“拉布瓦塞里”花园的栅栏看到将军孤独的身影。他常拄着拐杖在树林和灌木之间踱来踱去。按他自己的话说，他这样转了1．5万圈。他不时坐车到邻近的森林去散步。他还经常在家里玩牌消磨时光，按法国说法，这叫“忍耐”。现在，他特别需要“忍耐”，而主要不是纸牌。此时，他终日独处在香槟这个平静而安宁的一角，欣赏大自然的美景。
戴高乐还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他走进了令人喜爱的书的世界。他每天大部时间都坐在自己塔楼办公室的书桌前。他看书很多，常反复阅读贝格森、巴雷斯、贝玑、圣西门、拉罗什富科、瓦莱里等人的著作。无论如何繁忙，他也总要找时间来满足自己的精神渴望。他认为：“能给人以统治本领的真正的学校——这是普遍的文化。”在马其顿王亚历山大胜利的基础里，他看到了亚里士多德的精神，在恺撒的成功里，他看到了西塞罗的文化。他还读夏多勃里昂的著作，经常捉摸他的思想：“不依靠知识的行动——这是犯罪。”他深知，管理，实际上意味着预见，而要会预见，就必多知……他试图通过回忆自己不久的往事，展望不明朗的未来。
他特别关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新作。他阅读德国将军们记述自己不久前的进军和可悲下场的文集。在他的桌子上还常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书籍。这里有园艺学、空气动力学、养马教科书，以及有关狩猎等其他书籍。他对一切文学新秀和获得文学奖的著作都很感兴趣。他喜欢法国女作家萨冈的小说，认为她的小说在题材、语言和情感的艺术上都是经典著作。他阅读让一保罗·萨特的一切著作。他对战友马尔罗的创作评价也很高。有一次，他用一个晚上一气读完了海明威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从中受到了英勇精神的莫大鼓舞。
总之，他这几年的生活简单而平凡。这是一个乐苦参半、年近老境者的正常生活。1940年以前，他在生活上几乎是孤独的；除了士兵，他看不到民众，军职的框框限制了他的生活空间。后来，他当“自由法国”的领导人、临时政府首脑以及法兰西人民联盟领袖，这些非常的角色给他造成了一条难以与人一般联系、直接交往的横沟。这时，他同平常人的需要，同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同邻居——科隆贝的居民，都接近了。原来的“元帅”，好像耸立在一座高台上的塑像掉下来了一样。他平常每周驱车去巴黎一次，往往住在“拉佩鲁兹”饭店11号。当时，他的秘书处仍保留在索尔菲利诺街，主要负责销毁法兰西人民联盟的一些档案。这个饭店的原“看门人”奥里维埃·吉夏尔经常负责安排将军与各种人会见。但是，来会见他的人越来越少了。63岁的戴高乐在习惯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他把烟戒掉了，为此他感到很自豪。他戒烟的方法反映出他的一个特性。不论大事或小事，他往往预先给自己造成一种不可逆转的形势。他的秘书吉夏尔想戒烟，但不知怎么戒。戴高乐劝他戒烟时说：“这很简单。请您告诉自己的首长、妻子和秘书说，从明天起您就不吸烟了。这就足够了。”
戴高乐的生活从表面上看，比从前平静、安宁不少，但仍有不少沉重的痛苦。1948年2月6日，年仅20岁的女儿安娜因患流行性感冒病死。他和妻子撕心裂肺，悲痛不已。当把安娜安葬在科隆贝的墓地，给安娜的坟填土的时候，他对妻子说：“伊冯娜，别哭！我们的女儿现在和别人一样了。”
戴高乐内心忍受着失去爱女的悲痛，终日深居简出，埋头撰写《战争回忆录》。与丘吉尔等回忆录作者不同的是，戴高乐没有求助其他更多的文学家和科学家。只有原“自由法国”的参加者、后为外交部官员的雷奈·迪博多帮他挑选过文件，女儿伊丽莎白帮他打过字，乔治·蓬皮杜为他同“普隆”出版社进行过谈判。戴高乐自己细心撰写、字斟句酌、反复修改、抄写手稿、精选材料，尤其在标题用词、文体形式和结构上，费尽心机。他想使这部回忆录不仅成为一部政治著作，而且也成为一部文学著作，想使这部著作成为一部完美的经典之作。结果，他成功了。
国民教育总监、原戴高乐指挥的第4装甲师的密码译员弗朗索瓦访问科隆贝时，对戴高乐说：“您是一位伟大的经典作家。”“啊，对我来说，真是来之不易，——戴高乐回答说，——这是个尝试。您看，需用3张草稿纸才能写出1页。我的女儿伊丽莎自给我用打字机把草稿打出来，我再校对3遍……实际上，我不断地修改。请您相信我，这是一项令人吃惊的工作。”另有一次，他对人说：“如果我不谦虚地承认自己是作家的话，那我的写作会因此而变得更加困难。这是一部长史……有时成功，有时不然。我的事情总是很沉重的。”
谈到他不厌其烦地修改手稿的问题，有一个有趣的统计。第1卷向出版社发稿后，他为保证万无一失，在该卷付印期间，曾与责任编辑会面达12次之多。
历经两年努力，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1卷《召唤》于1954年2月初完稿，经乔治·蓬皮杜联系，由著名的普隆出版社于10月出版；出版后，立即成为国内外闻名的畅销书，5周之内即售出10万多册。
当《战争回忆录》第1卷《召唤》出版后，戴高乐专门在55册书的精纸环衬上印上作者赠言，并亲自拟定赠书名单，把第1册寄给了罗马教皇。这显示了他对教皇的虔诚。不过他自己说他不过是个“信教实习生”。尽管从他的性格和举止里可以看到诸如虔诚、宽恕、天意等耶稣教美德的影子，但有人说，他信的就是他自己。也有人说，他既不信神，也不信鬼，只信善与恶。
1956年5月，《战争回忆录》第2卷《统一》正式出版。
在《战争回忆录》第2卷《统一》出版后这年秋天，戴高乐患了一场大病，11月，又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这时，他的身体非常消瘦，体力虚弱，两眼凹陷，戴着一副太阳镜，显得苍老了不少。他不愿在公开场合露面。但他从未间断过撰写回忆录的工作。
1959年9月3日，《战争回忆录》第3卷《拯救》问世。至此，《战争回忆录》3卷共6册已全部出齐。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1卷《召唤》，分为8章：“陡坡”、“崩溃”、“自由法国”、“非洲”、“伦敦”、“中东”、“盟国”和“战斗法国”。第2卷《统一》，也分为8章：“插曲”、“悲剧”、“喜剧”、“阿尔及尔”、“政治”、“外交”、“战斗”、“巴黎”。第3卷《拯救》，分7章：“解放”、“地位”、“秩序”、“胜利”、“不和”、“分裂”、“卸任”。
阅读戴高乐的这3卷佳作，不仅可在某种程度上深刻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而且还可获得一种极大的文学享受。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以结构严谨、语言优美、情节生动、文笔流畅，显示出巨大的魅力。正因为如此，有人说，戴高乐单凭《战争回忆录》，即足以永垂青史了。
这3卷回忆录可以说是戴高乐的自我画像。它客观而真实地把戴高乐的形象展现给了当代人和后人。诚如他在第1卷《召唤》里描写他在“自由法国”时期的作用时所写的：“对于我的战友来说，我体现了我们事业的命运，对于大多数法国人来说，我体现了希望，对于外国人来说，我体现了不屈不挠的法国在经受考验中的形象。所有这一切决定了我的举措，并给我指出了我已不能偏离的道路。”
戴高乐寓所拉布瓦塞里在这3卷书里有一条贯串始终的红线，那就是戴高乐的绝对的民族主义思想。戴高乐决定一切的出发点是，在他的概念里，民族利益决不可同某个社会集团或阶级的利益混淆在一起。他对存在已有一千多年而且还将继续存在的法兰西民族有一种神秘的信念，他要别人也有这种信念。他要终生为法兰西民族的光荣和伟大而献身。在他不平凡的一生中，曾多次出现过大多数人民完全信任并指望他领导法国的时机。但是，由于他往往与人民脱节，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他的悲剧。
在这部回忆录中，戴高乐1946年1月的卸任，好像是1940年6月18日开创的伟大事业的终结，也好像是他一生中基本使命的终结。因此，他要离开人世的喧嚣，转向科隆贝撰写自己孤独的一生，转向怀抱着他的大自然。正如他在回忆录里所说：
“我的家里十分安静。我将用多少时光读书、写作和冥想，任何幻想都不能使我经受的痛苦得到缓解。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大自然更加亲近了。大自然的智慧每年给我带来安慰。春、夏、秋、冬，这对我来说好像是周而复始的四堂课。”
接着，他就按夏多勃里昂的浪漫主义泛神论精神讲述一年四季对他的诉说。大自然扮演冬天角色时的独白开始说：“死亡永远得胜了吗？不是的！在我这静止的地面底下，已经在隐隐约约地积聚着一种力量。我虽然在黑暗里静眠不动，却已预感到光明和生活复始的美妙前景。”之后，戴高乐回到自我，并以下面一段话结束了《战争回忆录》第3卷：“饱经忧患，与世隔绝的老人，虽然感到永恒的寒夜即将来临，却仍在黑暗中永不厌倦地瞩望着希望之光。”
的确，他在科隆贝自己的塔楼离群索居期间，不仅没有停止期待，而且也没有停止斗争。戴高乐写《战争回忆录》是他政治生涯中一个明确的工程；这个工程是很有成效的。《回忆录》中用一切理由指责政客的手腕、传统的政党游戏和议会的诡计。这些不良现象都是第三共和国的主要特征，也是戴高乐警告战后法国不要重复的问题。在这里还很明显地反映出了戴高乐对当时第四共和国体制的意见，尽管他没有直接提及第四共和国。他细致地叙述了战争时期同同盟国斗争的一切波折。主要的是他在这3卷书的字里行间都指出，在迎着风暴航行的法国军舰的舰长台上掌舵的应该是像他戴高乐这样的人。但是，《回忆录》还只是书面上的东西，到戴高乐真正执掌权柄还有很远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