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坚决反对欧洲防务集团。惊呼：“祖国在危险中！”
当法国形势江河日下，国际威望下降的时刻，戴高乐对圣西尔学员说：“我永远不会对未来的法国失去信心。”
戴高乐在集中主要精力撰写回忆录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对时局的关注和对未来的期待。他一直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再度出山，重新掌权。
早先，戴高乐创立法兰西人民联盟的目的，是希望这个联盟根据他在贝叶讲话的精神建立共和君主政体，争取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但是，由于法兰西人民联盟的非常行动，法国实际偏离了恢复法国伟大的道路，沦为美国在西欧的一个失去独立的附庸国家。到1954年，已经不是争取法国大国地位而是维护法国独立存在的问题了。由于看到事态发展的真正危险，戴高乐于1954年3月发表演说，严正指出：“祖国在危险中！”他从欧洲防务集团的活动中看出了这种危险：重新武装德国，消灭法国！
早在戴高乐于1946年1月辞职后不久，戴高乐的继任人即已提出所谓欧洲联合的各种计划。他们要把西欧各国集团组成一个超国家，甚至谈到要消灭历史上形成的各个民族，使其融为一个“欧洲”民族，共有一个议会、一个政府。1948年出现了“欧洲”议会的萌芽——斯特拉斯堡议会，尽管它没有得到实权。1950年出现六国钢炭联盟即所谓“小欧洲”——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在重工业和煤炭开采业方面开始取消关税界限。戴高乐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些措施，因为他认为这样会消灭各民族国家在历史上惟一可能存在的形式。他对这些举动的倡议非常蔑视，尽管这些倡议的领导人有他原来的部长让·皮杜尔和让·莫内，还有人民共和运动领袖舒曼。关于一半出身于德国、原维希分子的舒曼，戴高乐说：“他的脚在巴黎，而心却在柏林。”按中国话说，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戴高乐对在德国问题上的投降政策久已感到愤怒。第四共和国历届政府（外交部长一直是皮杜尔或舒曼，未变）令人吃惊地轻易放弃了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戴高乐在战争结束时坚持而得到的权利和可能。他们早已忘记曾要求把鲁尔、莱茵河左岸及其他地区分离出来。第四共和国的领袖们同意复活西德的势力。1950年秋，法国走到了极限：在华盛顿的压力下，竟同意恢复西德国防军。但是，由于深恐激怒法国人民，他们把自己的无条件投降加以伪装，提出了“欧洲军队”思想。1950年10月，提出这一计划的不是别人，而是戴高乐在巴黎时的战友、现总理普利文。这一计划的企图是要使不能并存的东西并存：允许西德有权武装，但不得拥有自己独立的军队及统帅部和总参谋部；把由德国人补充的独立部队编入“欧洲军队”——六国联军。这样法国就同意、卢、荷、比四国一样与自己的军队分手了。而整个“欧洲军队”则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即美国人支配。戴高乐总认为，没有军队就没有法国，法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军队的历史，没有军队就不可能有任何伟大和独立。因此，他把这种不可思议的方案，称之为“愚蠢的笑话”。1952年5月，皮杜尔代表法国签署建立“欧洲防务集团”条约。这个条约一旦得到批准，就意味着独立的法国军队的历史就此终止。
1953年2月25日，戴高乐在“大陆”饭店就欧洲防务集团问题举行专门记者招待会。“显然，——他说，——与现今美国政策相配合的这个条约将直接造成德国在欧洲的政治和军事霸权。”接着，他回忆了战争经验。他说，那时法国的行动之所以能保障法国作为战胜国的权利，只是因为戴高乐仍掌握了一支虽小但独立的军队，他能自主地，或甚至违反美国和英国的意愿来指挥这支军队。
戴高乐反对欧洲防务集团的讲话引起巨大反响。一时间，国家陷于分裂，形成了拥护和反对防务集团的两个中心，出现了一个亲德国的和一个反德国的法国。戴高乐立即发现，在这种情况下，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存在，不便于他站在更高的层次上讲话，不仅无助，反而有碍于反对欧洲防务集团的斗争。1953年5月，在法兰西人民联盟于选举中惨败的情况下，戴高乐急忙宣布中止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活动。
法兰西人民联盟瓦解后，将军沉默了一段时间。只是在1953年11月12日，他才公开发表讲话，反对“欧洲军队”。他反复阐述他反对“欧洲军队”，反对欧洲防务集团的提纲。他认为欧洲防务集团造成的威胁是使法国丧失军队，继而丧失独立，削弱法国同殖民地的联系，为德国在欧洲的霸权开辟道路。有趣的是，他在这次讲话中提出，要么按欧洲防务集团方案，要么按其他想法把六国组成一个超国家，二者必居其一。他建议，取代联邦，把六国融为一个联盟，其成员国保持完全独立。他指责美国和西欧之间的关系，称它们是一种保护体制，是一种保护和被保护的关系。在法国国民议会中，反对批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议员形成了多数。
1954年初，一个亲美政府执政。领导那个政府的是原诺曼底的一个工厂主。据说，他“相信上帝和美国贷款”。战争时期，当戴高乐胜利凯旋巴黎的时候，他于1944年8月26日曾与戴高乐并肩沿爱丽舍大街行进。现在，他只顾美国的愿望，准备同意美国公开参加将使法国面临新的可耻失败和严重灾难的印度支那战争，外交部长皮杜尔试图不惜任何代价要法国议会批准“欧洲军队”条约，阴谋破坏争取印度支那和平的一切企图。1954年春，法国处于最尖锐危机的门坎；这一危机是由拉尼埃尔和皮杜尔政府的政策引起的；这一政策于1954年5月因拉尼埃尔和皮杜尔辞职而告终。他们两人这一次的辞职不是一般的政府危机，而是一次严峻的政治变动。激进党人孟戴斯一弗朗斯开始执政。新总理开始在议会得到支持，他很快签订印度支那和约，而且当国民议会提出批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问题时，他采取了公正立场，没有赞成批准该项条约。不过，已持续多年的政治斗争又面临危机，大多数法国人对“欧洲军队”持否定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反对欧洲防务集团的讲话渐渐提高了他因法兰西人民联盟活动而受损的声望。这也加强了他不愧为民族利益的坚强捍卫者的声望。
1954年8月30日，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国民议会全会，否定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美国多年来想剥夺法国主权的计划破产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把1954年8月30日事件称为“悲剧”。但是这对法国来说，是个巨大的胜利，一时间，它好像恢复了法国威望和独立的外交政策。
戴高乐认为，不接受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是8年来法兰西精神的最大的胜利，它体现了法国人民拒绝美国附庸政策和捍卫民族独立的坚强意志。这也是戴高乐向往已久的一个好势头。
然而，时光流逝，却没有任何征候能说明，他日夜向往的目标——取消第四共和国，建立他的强有力的政权——现在更可望达到。与此相反，原法兰西人民联盟的继承者们仍无所作为。此外，远非所有原法兰西人民联盟的代表仍都忠实于自己的领导。当然，戴高乐将军仍有不低的威望。有些大政治人物，如孟戴斯·弗朗斯或埃德加尔·富尔等人，还常访问他，向他请教。但是，这除了在某种程度上表示精神上承认他的历史功绩而外，又能给他带来什么呢？
使戴高乐感到苦恼的主要问题是，有众多迹象表明，他在群众中的影响有些下降。仿佛是为了摸摸人民的脉搏，他宣布，自1945年以来，他将第一次于胜利日到无名烈士墓参加庆祝大会。关于这一点早就见诸于报端，巴黎市民有些也按时来到星形广场。但是，当将军到达凯旋门时却发现，来的人太少，人们的兴奋劲也不算太高。将军未能再听到他总认为有决定意义的“群众的声音”。人民默不作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