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作用理论
刘易斯在1954年提出，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资本形成率的提高，说明一个社会由原先储蓄和投资还不到国民收入的4%~5%转变为自愿的储蓄达到国民收入的12%~15%这一过程。而一旦涉及资本的形成来源问题，新古典的经济学家认为资本的形成只能依靠储蓄率的自发增加。纳克斯（1953）的“贫困恶性循环”对新古典的理论补充中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本缺乏，他认为在资本形成过程中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在资本供给方面存在“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另一个是在资本需求方面存在“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这样两方面造成了收入水平、储蓄、投资在低水平上的“恶性循环”。纳克斯的理论强化了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必须进行大规模投资。纳尔逊（Nelson，J。H。，1956）的“低水平均衡陷阱”说明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缺乏发展动力的根源是人均收入水平低，而突破这一瓶颈的方法是莱宾斯坦（1957）提出的“均衡的最小临界规模投资”。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则从制度上改革收入分配来打破投资不足的陷阱。此外，罗森斯坦·罗丹（1943）认为投资具有不可分性，因此必须在社会各部门进行全面、大规模的投资。
涉及资本形成的来源，首先，从投资来源于储蓄的一般理论看，一国的总储蓄可以分为个人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三者各自又依赖于居民的个人收入和储蓄倾向，企业利润和分配制度，政府财政税收、支出和国有企业盈利。在开放经济中，外国官方投资和跨国公司投资也可以成为重要的资本来源。其次，对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由于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所以动员闲置劳动力从事不需要资本的生产性活动也可以成为增加资本积累的途径。第三，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的不同，使得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出售农产品、矿产品和初级制造来换得资本。
从可实施的角度将以上理论具体成政策可以分为：（1）通过动用农村闲置劳动力来增加资本积累：直接的劳动力投资，利用剩余劳动力维持低工资以扩大资本积累，征收农业税，通过工业产品与农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出口农产品，农民自愿储蓄。（2）通过政府的财政政策积累资本：改革税收制度以利于国家资本的积累，通过积极财政政策，用于工业生产的资本积累，在必要情况下，利用财政赤字为资本形成服务。（3）合理运用货币政策，改革金融制度促进资本积累：利用通货膨胀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和企业利润，通过金融制度改革，实行“金融深化”政策，增加储蓄规模。（4）通过企业利润积累资本：改革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资本积累主体。
二、资本积累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解释
近年来，应用经济发展理论解释国家经济增长的文献很多，对韩国、菲律宾和墨西哥等中等收入国家的研究表明，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完全撇开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是无资本存量的增长对收入增长的贡献，大约在1/4到1/3之间，如果估计得高一点，在比较贫困的国家，则可能达到1/2.尽管随着人力资本、技术创新要素的考虑，资本不是解释经济增长的唯一要素，但多数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实际经验表明，只有社会能够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维持相当高的投资比例，才可能在长时期中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一比率至少不低于15%，在某些情况下则必须高达25%甚至35%。可见在一国的工业化过程中，资本积累的作用仍然不可低估。
对我国经济增长研究的文献很多，许多学者集中于对经济增长率的分解，将经济增长率分解为资本的增长、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增长，最新的研究则更多地归结教育引起的人力资本的增长。叶阿忠等（2004）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的动态研究中认为：劳均资本的增加仍是解释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初期至今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三、资本积累对省际经济增长的解释：国内资本流动与引进外资
在国内，对省际经济差异的解释众多。其中王绍光和胡鞍钢估算了1978~1995年资本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是55%（王绍光、胡鞍钢，1999）。洪银兴利用1953~1997年的数据算出资本贡献率为57.8%（洪银兴，2002）。王小鲁估算1979~1999年资本弹性为0.5（王小鲁，2000）。由此可见，资本形成确实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仅如此，我国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也必须重视其作用。类淑志、张耿庆（2003）的研究认为：资本形成对我国现阶段乃至将来的经济增长都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资本形成不足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李红松等（2004）对物质资本对中国各省经济贡献做了研究，在一个包含人力资本要素的新古典生产函数中推导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资本积累的速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造成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物质资本投入的地区间不平衡。尽管其研究选取的模型变量过于简单，且在小样本情况下，没有考虑时间序列的自回归现象，但其结果仍显示出：在1980~2000年间，投资的地区失衡导致了东西部各省物质资本积累差距的扩大，并进一步拉大了西部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
以上的研究实际上与纳尔逊、纳克斯以及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有共同的地方，即在极度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必须要保持一定规模的持续投资。这样一个问题实际上研究的是要突破“低水平陷阱”必须有原始的资本积累。从国家政策角度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都承认政府建国初期的工业化运动的原始资本来自于农业剩余、低工资和工农产品价格差。然而中央主导下的工业化选择，使这种资本积累大部分分配到建国初期的重工业基地。因而，西部地区除少数城市外，大部分落后地区并没有得到最初用于工业化转型的资本。改革开放后，投资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没有减小，只不过这时期的投资倾斜产生于国家发展沿海的开放战略，在各种优惠政策下广东地区不仅获得了最初的工业化资本，而且外资还带来本地企业的成长。一些特例似乎产生在温州这样依靠民营企业自己成长的区域，但这种工业化方式，可以解释为早期的企业家氛围和依旧是农村剩余劳动的东西成就了最初民营企业以各种方式实现的资本积累。
关于外资对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影响的文献很多。沈湘平、刘德学（2005）就外商投资企业对广东经济增长贡献进行了实证研究。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达到32.89%，远远超过内资企业的增长速度（19.04%），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外资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外商投资企业的总产值增长率、广东工业总产值增长率都有较大的滑坡。外商投资企业对广东省工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率平均高达 52.82%，也超过了内资企业的贡献率（47.18%），这说明外商投资企业有力推动了广东省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广东经济外向型特征显著。
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省份在改革开放20年后，由于产业聚集已经成为中国的“发展极”，而西部省份如云南、贵州大部分地区甚至仍处于工业化的初期。因此，必然伴随着沿海省份的产业换代发生以产业转移为主要形式的国内资本流动。
豆建民（2005）最早注意到这一问题，其研究运用1992~2002年我国的分省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对国内资本的跨省流动性及其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国内资本的跨省流动性在1993年以前在低水平。之后逐渐增强，国内资本的跨省流向总体上是流向增长较慢的省份，国内资本的这种流向以及流动程度不断增强，促使各省之间的增长率差异显著下降。最终得到的结论：国内资本流动性的增强有助于缩小我国地区经济差距。
在发展经济学中将这种资本由“发展极”流向周围地区的现象称之为“扩散效应”，在区域经济学中也作为“梯度发展战略”提出。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资本流动以及西部省份希望通过产业转移实现的引资发展行为，是否都能引起当地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许多这种资本流动都要求当地的优惠政策，且由于资本的流动主要是追逐西部的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如贵州的采矿业很多时候的掠夺性开采造成甚至是当地生态的永久性破坏，当地农民甚至因此而陷入新一轮的失地、失业。因此，有必要研究资本的流动是否在促进当地居民收入的实际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