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社会介入政治
十九年前，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时，伪造过一段名人语录：“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但小说却自己逼近了政治。小说家总是想关心‘人的命运’，却忘了关心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政治和文学的关系，其实不仅仅是中国文学界纠缠不清的问题，也是世界文学范围内的一个问题。我们承认风花雪月式的文学独特的审美价值，但我们更要承认，古今中外，那些积极干预社会、勇敢地介入政治的作品，以其强烈的批判精神和人性关怀，更能成为一个时代的鲜明的文学坐标，更能引起千百万人的强烈共鸣并发挥巨大的教化作用。文学的社会性和批判性是文学原本具有的品质，但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干预社会、介入政治，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在这方面，大江先生以自己的作品为我们做出了有益的启示。大江先生的鲜明政治态度和斗士般的批判精神是有目共睹的，他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敏感和关注也是有目共睹的，但他并没有让自己的小说落入浅薄的政治小说的俗套，他没有让自己的小说里充斥着那种令人憎恶的教师爷腔调，他把他的政治态度和批判精神诉诸于人物形象，他不是说教，而是思辨，他近期的小说中，存在着巨大的思辨力量，人物经常处于激烈的思想交锋中，是真正的具有托斯妥耶夫斯基风格的复调小说。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把写作这些小说期间日本和世界的现实性课题，作为具体落到一个以残疾儿童为中心的日本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投影来理解和把握。”
他把他的小说舞台设置在了他的峡谷森林中，将当下的社会现实与过去的历史事件进行比较和对照，他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物和小说主人公家庭成员同台演出，于是，正如我在前面所说，从文学的意义上，这里变成了世界的中心，如果世界上允许存在一个中心的话。
广采博取，融会贯通
继承民族传统和接受外来影响，是久远的文化现实，也是文学包括所有艺术发展过程中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大江先生学习西洋文学出身，他对西洋文学的了解和研究深度是我们望尘莫及的。但他并没有食洋不化，他在《被偷换的孩子》中对兰波的引用，在《愁容童子》中对唐吉诃德的化用，在《别了，我的书！》中对艾略特的引用，都使他的书具有了学者小说的品格。反过来，也正是这样的具有学者品格的小说，才能包容住这么多异质的思想和艺术形式，并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大江先生在他的小说、随笔、演讲和通信中所涉及到的外国作家、诗人、哲学家有数百个之多，并且都是那么贴切和自然，这是建立在他渊博的知识背景和广阔的文化胸怀上的。也正是有了如此的学养和胸怀，大江先生才能站在世界的高度上，倡导我们亚洲的作家们，创造“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