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至今二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对人民大众日常生活的关注，一直把自己个人的痛苦和人民大众的痛苦联系在一起，一直保持着“土包子”的本色，尽管难免遭受聪明人的讥讽，但我以此为荣。我的已经被翻译成韩文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食草家族》、《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等作品，都是我所生活的时代的反映。有些篇章尽管描述的是历史生活，但其中贯注着的也是一个生活在当代的作家的强烈情感，因此也就具有了反映现实生活的当代性。其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在宣泄自己的情感，但由于个人的痛苦和大多数人民的痛苦幸运地取得了某种程度的一致，因此，即便是从自我出发的创作，也就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普遍性，获得了某种程度的人民性。
我坦率地承认，在我年轻气盛时，也曾一度怀疑过“生活决定艺术”这一基本常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创作经验的增加，我体会到，即便那些自以为凭空想象的创作，其实也还是生活的反映，也还是建立在自我经验基础上的产物。
近年来，我渐渐地感受到一种创作的危机，这危机并不是个人才华的衰退，而是对生活的疏远和陌生。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也是许多作家同行们的问题。当你因为写作获得了高官厚禄，当你因为写作住进了豪宅华屋，当你因为写作拥有了香车宝马，当你因为写作被鲜花和掌声所包围，你就如同离开了大地的土行孙和安泰，失去了力量的源泉。你也许可能不服气，口头上还振振有辞，自以为还力大无穷，但事实上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随着一个作家的作品数量的日渐增加和名声的逐步累积，不仅仅使他在物质生活上和广大民众拉开了距离，更可怕的是使他与人民大众的感情拉开了距离。他的目光已经被更荣耀的头衔、更昂贵的名牌、更多的财富、更舒适的生活所吸引。他的精神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平庸懒惰。他已经感受不到锐利的痛楚和强烈的爱憎，他已经丧失了爱与恨的能力。他已经堕落成为一个所谓的“中产阶级”。他不放过一切机会炫耀自己的成功和财富，把财富等同于伟大，把小聪明等同于大智慧。他追求所谓的高雅趣味，在奢侈虚荣的消费过程中沾沾自喜。他热衷于搜集和传播花边新闻和奇闻逸事，沉溺在垃圾信息里并津津乐道。这样的精神状态下的写作，尽管可以保持着吓人的高调，依然可以赢得喝彩，但实际上已经是没有真情介入的文学游戏。这样的结局，当然是一个作家的最大的悲哀。避免这种结局的方法，当然可以像晚年的托尔斯泰那样离家出走，当然可以像法国画家高更那样抛弃一切远避到南太平洋群岛上去和土著居民生活在一起，但如果做不到这样决绝，那也起码应该尽可能地与下层人民保持联系，最起码地要在思想上保持着警惕，不要忘记自己的卑贱出身，不要扮演上等人，不要嘲笑比你不幸的人，对你得到的一切应该心怀感激和愧疚，不要把自己想象得比所有人都聪明，不要把所有的人都当成你讥讽的对象，你要用大热情关注大世界，你要把心用在对人类的痛苦的同情和关注上，总之，你不要把别人想象得那样坏，而把自己想象得那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