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80年代我看《红高粱家族》，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到中国作家没有宗教背景，色彩比较单一，但在《红高粱家族》里出现了完全像梵高、塞尚的绘画那样的色彩。我觉得你找到了一种中国人表达乡土世界的底色。这么美，这么漂亮。梵高有一幅关于芦苇的画，你记得吗？你认为那种红黄之间的颜色，我觉得是找到了一种底色。20年后，《生死疲劳》转换成中国的鬼魂，像《聊斋志异》的谈狐说鬼，但仍有早期的灵动在里面，应当说，你真正找到了属于你自己的底色，逐渐拥有了一种更适合我们中国人的智慧表达方式。
莫言：我自己倒没想这么多。讲到《红高粱家族》那个时期，1985、1986年的时候，当时很多人说我是文化寻根，但我觉得《红高粱家族》更多是受到了西方画家的影响，我在军艺上学，学校图书馆里面有一套印象派画家的画册，包括梵高的、高更的、塞尚的画，我每天都去看那些东西，我当时想梵高的画里面，树木像火焰一样，星空都是旋转的，他是想象的，但后来我们看到高空中的星云图，星云形状跟梵高的画里的星云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梵高完全凭了天才的直觉破解了宇宙的奥秘，梵高的时代肯定没看到现在的星云图，他怎么会知道星云是哪个形状的？我们现在一看这种彩色的星云图，发现梵高多少年以前已经用他的画画出来了。
孙郁：我觉得鲁迅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没有表现出来，他提出来了，但没有尝试。当我看到《红高粱家族》时，我对同学说，莫言厉害，因为我小时候画过画，了解一些美术知识，我感觉到你是把印象派的画风引入文学了。一次在沈阳召开批评家会议上，我说中国作家从此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底色。在这样一种底色下来写小说，过去很少有的。当时我看你的《生死疲劳》里六道轮回的色彩就更有意思了，这是中国的版画、中国的木刻、中国的乡间音乐、中国的狂欢。
莫言：你看《红高粱家族》里面，包括《红蝗》里早期那些小说，我自己实际上并没有意识到在浓墨重彩地写颜色，后来读了陈思河的一篇文章叫做《声色犬马皆有境界》，我才发现自己原来写了这么多的色彩，从此以后反而注意了，后来就不愿有意识地去强化这种描写，本来是应该写颜色的，也不写了。越往后写，颜色写得越来越少了，有意识地回避这种颜色。到了《生死疲劳》里面几乎没有这种颜色的特意渲染了，浓墨重彩，像泼墨一样地写颜色，没有了。
孙郁：但《生死疲劳》是充满了声音的，我读起来感觉到阴阳之间的独白，还是很有意思的。你的每一部长篇小说都是不重复的，比如《十三步》写了你想象当中的奇迹。我觉得你每一部长篇小说在结构上总是在试图寻觅新的样式，《酒国》、《十三步》、《天堂蒜薹之歌》的结构都不一样，这是煞费苦心的。
莫言：《十三步》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是我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现在所谓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其实是中篇的连缀，第一部是中篇，后来催着约稿，那就继续写吧，写了五篇，实际上是组合起来的系列中篇。《天堂蒜薹之歌》应该是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长篇小说。1988年的春节前后，我在高密东北乡的一个供销社仓库里边开始写作《十三步》。当时我突然感觉到，其实人称就是视角，视角就是结构，当人称变化了以后，观察点也就变了。它本身就变成了小说的一种结构，所以《十三步》就把我们现代汉语里所有的人称都试了个遍。我、你、他、我们、你们、他们，还有它们。我今年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他这部小说的结构方式跟我的《十三步》类似，当然，他比我写得好。
孙郁：我很喜欢《十三步》，它好像是你的第一个城市题材小说吧。
莫言：这实际上也是一部关于社会问题的小说。我最早的构思，就是想为教师鸣不平。当时我大哥他们刚从湖南调回到县城，在县第一中学当老师，那个时候社会上教师地位比较低，知识分子的收入也很低，当时流行的说法是，“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卖茶叶蛋的胜过造导弹的”，而中学教师或者小学教师更是一个弱势群体，收入很低，工资还欠发，我对此深有感触。回家探亲时，看到我大哥大嫂他们读了二十多年书，然后又教了二十多年书，日子过得还是那么穷哈哈的，真是非常清贫，勉强能够生活，而当时社会上有很多小商小贩，成了万元户，因此我就想写一篇为教师鸣不平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