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莫言对话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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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说不尽的鲁迅(6)

素材有了,但一直找不到切入点。胶济铁路修建过程中,高密地段出现了孙文抗德事件,当时袁世凯任山东巡抚,镇压了。其实民众想得很简单,铁路会占自己的地,毁坏墓地,破坏风水,这应该是给赔偿的。我查了资料,当时德国人给的赔偿金额是蛮高的,但最终到农民手里面的,可能连十分之二三都不到,大部分赔偿银两被官员从中克扣了,层层剥夺,雁过拔毛。二鬼子狗仗人势,在集市上强买强卖,调戏妇女,这成为大规模反抗的导火索。我爷爷奶奶对这段历史都有记忆。德国军队用那种克虏伯大炮,用骡子拉着。那些土圩子,哪里顶得住大炮轰?有一个沙窝村,几乎被德国军队灭绝。胶济铁路修成,这对当地自然经济是个巨大的冲击。台湾有个作家,叫朱西宁,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写过一个短篇小说《铁浆》。他的老家是潍坊地区的临朐县,铁路没有修通前,交通运输很不方便,卖官盐是一个特别肥的缺,为了抢夺官盐的专卖权,几个大家族进行生死争夺,其中一个人把一只手指剁下来,送到竞争者家中,表示自己志在必得。另一个人为表现一种更大的决心,就把一只手剁下来送过来。为了争夺对官盐的专卖权,他们对自己的身体进行自残,最后两家就在广场上进行角斗。最暴烈的一场,是在铁匠炉边熔化了一炉铁浆,其中一人喝下去一瓢铁浆,把自己烧成了焦炭,为自己的儿子挣来了官盐的专卖权。但刚刚把这个权力拿到手,第二年胶济铁路通车,运输方便了,盐变得非常便宜,他们的争夺就变得毫无意义。2002年,我在台湾看到了朱西宁的《铁浆》,很崇拜,这部2万字的短篇完全可以扩展成一个长篇。我对他的女儿朱天文和朱天心说,如果我在写《檀香刑》之前读过他的《铁浆》,我想我可以写得更加丰富。西方科技文明来到古老的中国大地,对几千年来的乡村自然经济带来极大破坏。我写猫腔,是写民间文化。我最早的思维就是火车与猫腔这两种意象,这是一种民间文化意义上的对抗。猫腔是观念上的,意识形态上的,象征着古老民族的生命力,铁路代表了西方文明,是有形的,是钢铁,代表了一种无坚不摧的强势的入侵。猫腔是一种声音,男女演员都是血肉之躯,它是软的,调子特别悲悲切切,属老娘们戏,专门演给老太太们看的,唱腔非常的凄凉,很多农村的妇女,一听猫腔,眼泪汪汪,都带着两块手绢,没手绢看一场戏要哭湿两个袄袖子,这样一种软的、悲凉的东西,跟来自西方的火车这种强硬的东西之间的对抗,可以构成一种象征意义,就是东西方文明的文化对抗。

小说构思阶段,我还联想到两个非常不平凡的女性,张志新和林昭。她们被押赴刑场时,张志新被切断喉管,林昭被橡皮球充塞口腔,当张开口大声喊的时候,橡皮球就自动膨胀,越想喊越膨胀,最后把口腔撑到不能再大。可见那时的政府,在对待死刑犯的处置上,比封建王朝还凶残,这些可都是借助了革命的名义堂皇地进行的啊。我觉得对这两个女人的辱杀,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她们犯了什么罪?她们不过是独立地思想了。我想到鲁迅揭示的看客心理,要往这方面发展,使这部小说具有现实意义。猫腔作为一种叙事方式,就是要重点表现封建王朝维系了几千年的残酷大戏,最高导演实际上是皇帝,或者说是封建制度。

后来我也做了一些别的方面的资料搜集,发现这种看客文化、看客心理,不仅仅在中国独有,西方社会也大量存在。从古罗马时期到希腊的时候,西方有很多酷刑令我们感到毛骨悚然,尤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刽子手发明了断头台。我看过狄更斯的《双城记》,其中有一大段老百姓在广场观看杀人的描写,官场周围楼房阳台,最便于观看杀人的地方,都被重金出租,而且全都被贵族家的太太小姐们租去。看的过程当中,她们会晕倒,会发出尖叫,但等下一次杀人的时候,她们依然会来看,而且还是要花重金租阳台来看。这说明看客不仅仅属于中国,西方也有。《檀香刑》在法国出版后,我去法国,接受记者采访,他谈到中国人的麻木,我说你们法国人难道不麻木吗?我谈到断头台和看断头的人,我说这是人性当中的阴暗面,鲁迅揭示的也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心理,而是全人类的心理。当被杀的人跟自己的家庭亲人无关的时候,人们就会把它当做戏来看。鲁迅先生非常深刻地揭示了看客心理,揭示了人类灵魂的阴暗面,为我们开拓了非常宽广的创作领域。这就是“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那罪恶之下真正的洁白来。”我们一般的作者,能拷问出洁白底下的罪恶就很好了,但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能更进一步地拷问出罪恶之下真正的洁白。这就是一般作家与伟大作家的区别。

孙郁:当时你这个小说在参加茅盾文学奖评奖的时候,初评是满票,后来有人投票反对,大概是觉得揭露了中国的阴暗面,其实读一下历史就知道,张献忠、李自成的杀人,那也是很厉害的,中国人的历史有时是吃人的历史,但当时有一部分人在观念上还是接受不了。

莫言:每个人文学观不一样,这很正常。我看到西方有人批评《檀香刑》是国家主义的,是为义和团张目的,但我们的批评家却认为我是在丑化义和团,丑化中国人。我曾经开玩笑地对中国作协的人说过,你们天天呼唤主旋律,其实我的《檀香刑》才是真正的“主旋律”啊!

孙郁:但是大部分读者还是喜欢的,应该说刽子手写得好。

莫言:我想,再写看客,写罪犯,鲁迅先生在前边伫立着。那我就想,鲁迅先生的作品中,似乎没有特别多地描写刽子手。《药》里有一个刽子手康大叔,给华家送来人血馒头那个,那么牛气,活灵活现,但似乎没有把这个人物充分展开。我想,如果在一部小说里,把刽子手当做第一主人公来写,会非常有意义。通过鲁迅的作品我们可以知道看客的心理,也可以知道罪犯的心理,但是我们不知道刽子手到底是什么心理。而刽子手在一场杀人大戏里,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啊,是铁三角的一个角啊。刽子手这么一个特殊的行当,这样的人,实际上在社会上也是备受歧视的,我在小说里面描写的,当然也是虚构的了,在菜市口附近,刽子手居住地附近有一家肉铺,这个肉铺很快就倒闭了,没人敢去买肉了,因为刽子手老带他的徒弟们到那里练活去,所以人们就会产生一种很不愉快的,很可怕的联想,不敢再去那个肉铺买肉了。他们是真正的“千夫所指”啊,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支撑着他们活下去呢?刚开始,他们也是普通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入了这个行当,肯定要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心理调适过程。刚开始“干活”时,手肯定是要哆嗦的。毕竟是杀人,不是杀鸡。那种巨大的心理压力,常人难以想象。在很多情况下,罪犯还没有瘫倒,刽子手反而瘫倒了。罪犯没,刽子手自己先尿了一裤子。这种现象是有的,在历史上也都存在过,没有种的人是不能干这一个行当的。那么,我想在这个行当里杀人如麻者,坦然自如者,“德高望重”者,必定有精神方面的支柱,他会有他一套独特的思维逻辑。写到了这个时候我只能是推己度人,按照我们的生活经验和常识,站在刽子手的立场上,想象一下,我如果是个刽子手,我会怎么样想?我会怎么样来想,才能使我毫不手软,心安理得地去完成任务?那么,我只能想成不是我在杀人,我是在一部戏剧当中扮演一个角色,这是一个安慰。另外,我是这个国家机器的一个零件,是不由自主地跟着运转。当然他不一定会想到国家机器,但会想我是替皇上干事,真正杀人的是皇上,是国法,我不杀,别人也会来杀,但如果让别人来干,会让罪犯受到更多的痛苦,我干得更漂亮,会表现出残酷的优美。你们可以咒骂我,但我是在为你们表演,你们这些看客,实际上比我这个刽子手还要虚伪、凶残。这跟屠户与肉食者的关系是一样的。一个满口肉渣的人,有什么资格谴责屠户呢(事实上满口肉渣的谴责者成群结队)?他只能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然后获得一种精神方面的自我解脱,但真正的刽子手是否会这样想,我们现在也无从确认了。现在,关于死刑的讨论很多,欧洲国家提到死刑问题,谴责的声音非常强烈。中国近20年来关于死刑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向与世界同步的方向发展,第一要减少死刑的数量,第二在执行死刑的过程中也转向文明执行。枪毙比过去是一种进步。实际上腰斩和凌迟都是光绪二十五年才废止的,这只是上边下的命令,在下边县一级这种刑罚一直存在到民国初年。现在开始有电刑、注射,注射的时候为了减轻刑警的心理压力,给一个罪犯注射,会准备五个针管,其中只有一管是致命的毒药,其他都是蒸馏水,每人都打了一针,究竟是谁那一针致命的,大家都不知道,大家都怀着侥幸心理,心想我那一管可能是蒸馏水。这就是减轻刑警精神压力的做法,也说明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非常极端的、非常残酷的问题,但又确实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现实,一个存在。所以我想,如果作为一场戏剧,过去在封建王朝时代把这种杀人当戏剧来看,那么作为戏剧,有了看客,有了罪犯,还缺一个演员,只有有了杀人者以后,杀人者、被杀者、看客才构成一场完整的戏剧,当然上面有导演者,基于这样的考虑,我想就把刽子手作为《檀香刑》的第一主人公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