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姥姥口中的那栋宅子早就没了，这也是我在到南池子之前就已经知道的事情，所以我根本无法想象那栋我母亲出生的四合院长得甚么样，只能凭着周围还留存的宅子去臆测，虽然我不知道是否正确，但我总觉得我脑海中的那个就是那栋老宅！
我也去了天桥，当然，街头艺人早就不复存在，只能从郭德钢相声中的模仿去想象。北京的旧火车站，就在正阳门旁边的那栋老建筑，我在想，姥姥带着母亲等几个孩子，是不是就从这个现在看起来小得不得了的火车站，匆匆离开了他们的家乡─北平，而这一去就是五十多年！
除了姥姥与母亲给我的印象，当然还有来自媒体的画面。
当我第一次在北京住处看到马车，一匹高头大马拉着小车，上面装满了各种水果。这种景象，对于我这个从小在台北长大的city girl来说，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电视和书里的东西走出了荧屏，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我激动地掏出相机，上前跟马车合影。
还有每回坐着采访车出门采访，必定会经过宵云桥的红绿灯，一对中年夫妇常年穿梭在人群中卖报纸，我经常花一块钱买一张《新京报》来看，我几乎忘记我为什么会开始看新京报，记忆中是因为它卖得最贵，我对里面的文章风格也较为习惯，因此，几乎天天都在这里花一块钱买《新京报》来看，算是该报最早期的忠实读者了。
还有，每回采访车经过天安门广场和新华门，我都会仔细端详。在台湾的电视上，与共产党相关的报导，都会以天安门和新华门的图片作为背景，所以很熟悉。在我的心目中，这两个地方就是政权的象征，然而亲眼看到，心里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只是感觉到这两个地方穿绿色军装的人太多了，那时，对于解放军、武警，甚至于保安的服装都是分不清的。
老实说，在面对各种场合的军人的时候，我心里最开始是很发怵的。特别是有一次迷路了，经过一个门口站有武警的机关前面，因为附近没有人，只好硬着头皮上前问路。那武警还没等我走近就非常威严且坚决的挥手示意，要我不准靠近，真是吓死我了。我只好站得远远的用喊叫的声量问路，后来匆匆离去时就怕他知道我是台湾记者把我抓回去盘问。
至于天安门，在我第一次驻点的时光里，我根本没有时间前去，在最后一天晚上，我跟一群朋友在什剎海那里酒吧狂欢后，采访车师傅执意来接我回去。我拗不过他，只好麻烦他在深夜里多跑一趟，上了车，忽然想起这次没去天安门，隔天一大早就走，于是很犹疑的要求李师傅经过天安门，他也爽快，车子一掉头就往那走。
深夜的天安门广场除了安全人员没有任何人，车在毛泽东先生的遗像前面遇上了红绿灯，车子停了下来，当时不知怎么想的，我打开了车门，把脚踏了一下，然后很快速的关上车门对师傅说：嗯，这趟也算到过天安门了。
北京食物，肯定也是第一趟北京行必须要有的行程。
说到糖葫芦，可能是我对北京印象中必不可少的。不过，北京的糖葫芦还真让我大开眼界，那么大一串。台北也有糖葫芦，但都是小巧的个头，而且台北的糖葫芦用料上也没有北京这么广泛，红果、橡胶、圣女果、猕猴桃、瓜子、桔子、苹果，凡是能想到的几乎没有不能拿来作糖葫芦的。
稻香村是个好地方。小时候姥姥会经常提起稻香村这家老字号的糕点店，各种糕点的名字如数家珍，那个时候就对这家百年老店十分向往。除了对稻香村店里的南派糕点情有独钟外，北京的一些小吃也让我产生了兴趣，比如驴打滚、艾窝窝、豌豆黄之类。
在北京的饭店吃饭，作选择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好多道菜都能堆起尖来，菜量很大，我又经常一个人吃饭，点菜就成了困扰。翻开菜谱，价钱都还算便宜，看到这道菜想点，看到那道菜也想点，但明确知道自己肯定吃不了那么多，只好忍痛放弃几个。
不过说到这，倒要说个我台湾朋友的笑话了。我的摄像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小翁，是个地道的台湾小孩，不像我对北京有这么深厚的理解，有回我跟他去餐厅吃饭，他看着菜单忽然很讶异的跟我说，大陆人真了不起，花生还能切成丝喔？我听完当场哈哈大笑！在这里特别说明一下，在台湾，土豆指的是花生，而在大陆，土豆指的是马铃薯。
在北京，豆汁，可是一定要尝尝的，虽然我知道那玩意儿很臭，但到底有多臭，直到有回跟朋友在餐厅点了一碗，我拿起，屏住呼吸，喝了一小口，放下，接着用一种气定神闲的口吻对朋友说，好啦，喝过了，就这样吧！心里其实想，喔，天哪，太诡异的味道了，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对了，还有水蜜桃。站在水果摊前，看到新鲜多汁的水蜜桃，小时候和姥姥一起分吃一两颗水蜜桃的记忆一下涌上心头，促使我买了一大兜回家。拿起一个水蜜桃咬了一口，那味道果然是台湾水蜜桃无可比拟的，吃了一半要去处理稿件，就把剩下的一半随手放在桌上。等到回头想起来，再来看时，那水蜜桃的汁水已经流了一桌。台湾种出的水蜜桃是不会有这么多汁的。
北京的糖炒栗子个头很大，在砂里炒完后，小贩们会把栗子堆起来，迭成一定的形状。栗子的表面泛着油状光泽，外壳自己裂开，皮是皮肉是肉。在冬季，热乎乎的糖炒栗子剥开来会冒着白烟，吃一粒下肚顿时心里暖洋洋的。
在北京的一个好处是，能够吃到全国各地的各种名吃，比如保定名吃驴肉火烧。驴肉这玩意，是我爸告诉我的，他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不过，我倒是从来不好奇，只知道在北京可以吃到驴肉。但是弟弟就曾经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吃到过。
那是弟弟回大陆探亲的时候，觉得桌上有一锅红烧牛肉特别美味，肉质细嫩，因此吃了不少。席间有人问弟弟，知不知道是什么肉。当他们告诉弟弟是驴肉的时候，弟弟的筷子上夹着一大块驴肉，正要一口咬下去，听了他们的答案，就说什么也咬不下去了。不过弟弟性格挺变通，想想已经吃了那么多了，最后还是把那一筷子的驴肉，稀哩呼嘟一口咬了下去。
有一种紫铜火锅，就是中间有烟囱可以加炭的那一种，很多台湾人都不知道，可能这一代的大陆年轻人多半也没有见到过。在台湾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带着姥姥去专门找寻有紫铜火锅的饭店。到北京后，我也专程去找到了这种传统的火锅。台湾流行吃酸菜白肉火锅，我才知道原来酸菜是东北的特产，居然能够在台湾流行起来，颇感意外。
3
除了这些传统与回忆，其实，还有更多原因，让我决定我必须到大陆来看一看。
在台湾开放到大陆探亲旅游之初，父亲就极力想带我一起回到安徽老家探亲，始终被我以各种理由搪塞过去，比如要准备高考啊什么的。实在逼急了我就跟他实话实说，我不要去共产党统治的地方，大陆那么可怕，没有抽水马桶，又贫穷落后，我不要去。当时心里真是这么想。
后来想想，当年对于大陆和共产党的这种认识完全是因为幼时受到的教育造成了先入为主的效应，使少年人叛逆而易怒的心里不自主地抗拒，其认知的过程和产生的结果自然都是荒诞的。
幸运的是，在我亲自踏上大陆的土地进行观察并得出结论之前，这种错误的观念就能够得以扭转。
那是大学时期，有一次在出租车上，司机看上去也是一个外省人。攀谈中，他郑重告诉我，“你们这一代年轻人的未来在大陆”。我感到很意外，一方面感叹他敢于在外人面前发表“反动言论”，一方面没想到一个出租司机能够得出这样深刻的结论。
他跟我解释，他说台湾发展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已经进入一个发展缓慢的稳定期，财富也已经被他们这一代人占据。而在一衣带水的彼岸，经济高速发展，有无数的机遇等着我们去攫取，有无数的财富等着我们去创造。两岸的合作会更加紧密，无论是在经济发展上还是在文化交流上，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更重要的，作为在台湾的外省人二代，我们的根不在台湾！
司机师傅的话在我的心中产生了不小的涟漪，这也是头一次有人鼓励我将来去大陆发展。
大学毕业后，我当了一名记者，在2001年和2002年期间，我在台湾某大财经报纸工作，开始对经济和商业有了浓厚兴趣，经常翻阅各种商业期刊。有一句报导我至今记忆深刻，报导中写道，由于中国的高速发展，使全世界其它国家的原物料短缺，导致当年全球GDP下调了2个百分点。
当时，我对于这个数字相当惊讶，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发展可以导致全球GDP下调？有机会我一定要去见识一下。
2004年，台湾进行总统大选，我对朋友说，如果陈水扁连任，我就离开台湾去大陆。当时的想法很简单，陈水扁这种执政都能连任，可见台湾的意识形态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对于大陆高度发展的世界局势而言，这是很不利的。
3.19枪击案发生后，陈水扁0.228%的微弱优势战胜连战、宋楚瑜，连任总统。从3月19日到4月19日的这一个月时间里，我像是被偷走甚么似的，感觉愤愤不平，参加了许多抗议活动，经常跑到凯达格兰大道前的抗议人群里，喊他几嗓子阿扁下台。到了4月20日，当我看完了政论节目上床睡觉时，我喃喃自语告诉自己，我已经做了我自己该做的，但日子要继续过下去，从明天起恢复正常，我要开始找寻自己的未来！
再来谈谈我刚到大陆所感觉的经济建设与发展。
为了节约能源，北京的很多公寓的楼道里都安装了声控灯，这个东西在台湾是没有见过的。每次，我的摄像师走进楼道都会重重跺几下脚，我暗地里想， 这个人真没礼貌，这么大声音不怕影响了邻居啊！我一直没有注意到声音跟灯亮之间有着关系。
有一次，我自己很晚回家，发现楼道里灯没亮。我就四处找开关，摸到后发现是一块平板，上面并没有突起的开关。当时心中很害怕，一直抱怨着物业，关键时候楼道里竟然暗摸摸，真是可恶。直到有一次，我和另外一个摄相师走到漆黑的楼道里，他拍了一下掌，灯亮了，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灯都是声控的啊！对于那晚的惊恐，我真是哑然失笑。
当年，正值北京筹备2008年奥运会，各项建设工程都在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进行，大街上也都悬挂着宣传奥运的条幅。
有一次去工地采访，工作人员指着绿色防护网后面的工地告诉我说，这里要建成一个“鸟巢” 。我当时并不知道鸟巢是怎样的一个建筑物，只是听别人说，建好后会是一个鸟巢的形状。那个工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映像，因为在台北很少能够见到这么大规模的建设工程。
北京修公路的方式也很特别。在台湾，路是一段一段封闭，一段一段修好的。而在北京，居然可以把整条路封闭起来直到修好再开放，哪怕是长距离的高速路。
这些让我感受到，在中国要办一件大事情，如果全民广泛支持，全局广泛调动，将会是一往无前的。来北京之前就有台商跟我感慨，在SARS肆虐的时候，小汤山可以在不到一月的时间里建立起隔离医院，这在台湾是不可想象的。台湾如果要做类似的事情，肯定会经过很多民意的纠葛，最后未必能够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