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女人怎样生产？谁帮助了她们？怎样帮助，为什么要帮助？这些并不是简单的助产术和产科学历史的问题：它们是政治的问题。女人等着她的月经，或等着阵痛的开始。女人躺在手术台上，经历着流产或引产。女人安上避孕环或吞下她每日的避孕药。这些女人都在数世纪印记的影响下做着那些事情。她的选择——当她有选择的时候——必须是在法律条文和专业编码、宗教约束和种族传统之下，她的选择也有可能被这些东西定为非法。从这些东西的产物中，女人被历史性地排除在外。
在犹太基督教的理论中，女人的产痛是来自上帝的惩罚（把产痛视为惩罚的观念也能在其他文化中找到），《创世记》中非常清楚地描写了降临在夏娃身上的诅咒。19世纪时人们对此深信不疑，他们认为生产中的母亲应该经受痛苦。但更重要的是，直到最近30年，人们仍断定她应该顺从地忍受痛苦。在1951年，一个叫阿格尼斯·辛普森的接生婆被烧死在木桩上，因为她试图用鸦片或鸦片酊减轻生产的剧痛。在19世纪，氯仿终于被允许用于麻醉产妇的意识，让她可以完全地被动生产，当她醒来的时候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已经完成了生产。其他人为她做了她应该做的事情。在早期的助产术手册中，“自然”要比用钩子和镊子的手术“艺术”显得更明智。但是女人也许会自己学会了解这一过程，并把她自己的方式和智慧融于其中。她自己的本性的和身体的仪器永远不会被隐藏。具有被动受苦的“勇气”是对产妇的最高褒奖。
我开始思考，假设男人逐渐强占了接生者的角色，由此宣称控制范围可延伸到女性力量和魄力来源。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接生婆和产科医师合为一种职业——顺从地受苦和女人生产体验的原型被看成是一致的。因此顺从地受苦成为一个普遍的、“自然的”女性命运，被带入我们经历的各个领域。直到我们完全明白这一点时，我们才能把自我认识从数世纪“忍受者”变为一种新的积极的生命。
临产时，坚持不想知道太多的女性数量惊人——并不只是贫穷和未受教育的妇女，也有很多受过教育的和中产阶级的妇女：“把我搁那儿，让我的医生来解决。”在20世纪50年代，我也曾是那些女人中的一员：良好教育，知识分子，对心灵有艺术家般的好奇，认为我的身体是那些“专家”的事情，尤其生产是产科医师的活儿。甚至那时，一部分的我仍不能顺从地忍受，但我把那部分定为“非女性的”，并且在成为母亲的过程中，我试着确定自己为一个“女性化的女人”。如果人们要求顺从，那么我应该把自己归为特例。当然，我也曾不信任和疏远自己的身体。然后，在60年代中期，为了能再自如地走路，我经历了一系列关节炎手术，这让我常常经受痛苦的物理疗法。“女性气质”不再是个问题了。不过从那些经历中，我也产生了某些政治观点，关于反抗，关于由忍受痛苦到行动主义的转变，还有关于分析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的需要。我随身带着本笔记本，试着研究医院系统是怎样把病人降格为儿童或物品，即使是术后练习这种强烈的想法和决心也伴随左右。最后我明白了，如果我没有生我那三个孩子，我便无法承受被当成一件物品。并且后来我知道了无论是怎样的疼痛，我都可以积极主动地生下孩子。
当我们读生产史时，我们不得不“非常仔细地阅读”当代男人的医学助产史。我们也可以细查那些充满激烈争论的小册子。这些争论是在女接生婆的反对者和支持者间进行的。不过重要的是知道那些作家很难对他们卷入的修辞学和政治的争斗不感兴趣，并且我们渴望拥有的母亲的思想和文献——常常几乎完全被漠视。
二
18世纪医师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这样描述美洲的土著母亲：
自然是她们唯一的接生婆。她们的生产过程很短，几乎没什么痛苦。每个女人都在一个私人的小屋里生产，甚至没有一个同性别的人来服侍她。在冷水中清洗自己过后，没几天，她又回到她平时的工作中。
当然，“原始”妇女的分娩没有痛苦或忙乱，然后她们继续日常工作，这概念围绕着很多浪漫色彩。尽管如此，一些自然的事实确实显示了同族的简单文化中的妇女可能比在异族和文雅文化中的妇女经受更短和更容易的分娩。
首先，在最早的人类群体，所有的人都是更矮小，并且小的胎儿更容易被生下来。再者，胎儿和母亲都具有同样的体型。来自地中海的小骨骼女人并没有遇到来自北方高高的大骨骼男人，因此她不必从狭小的盆骨生下一个大骨骼、大头颅的孩子。她从十几岁开始生育，在第一次月经后不久。她不用等到特定的年纪才能拥有配偶，并且年轻给了她一个强壮的体格和那些30岁女人所没有的灵活性。她的盆骨不太可能因为驼背而畸形——这与文雅文化和更多的室内生活一起随后到来。她不太可能被感染，因为她自己分娩，没人能摸到她体内。此外，她以一个本性的、自然的下蹲姿势分娩，重力会帮助她产出孩子。所有这些对于正常分娩都是真实的。不过，复杂因素——臀部朝下、双胞胎、早产——对母亲或孩子几乎必然致命，因为独自分娩的女人不能操纵她自己和孩子的身体来降低分娩的难度。
从对分娩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在今日，理论上大多数的分娩是“正常的”。接生婆的主要工作是在母亲分娩前和分娩时和她在一起，帮助她排出胎盘，剪掉脐带，并护理新生儿。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在有记载的历史前，大多数分娩也是正常的。
当父亲意识到他的父亲身份时，一些男人也许会在女人分娩时照顾她们。在简单社会中，有很多女人在孩子父亲的膝上分娩，就像在她亲戚的帮助下在产凳上分娩一样。就像一个当代的接生婆宣称的那样，在父权被认识或被理解以前，孩子父亲帮助分娩似乎是不恰当的，事实上，直到今天在许多文化中，一个怀孕或分娩的女人除了她女性亲戚外，其他人是不能碰的，并且男人是被禁止进入产房的。最常见的是，女人在祖母、女性亲戚或朋友、有经验的女性团体的帮助和精神支持下分娩。最后这些女人中的一部分将被认为是“有经验”和“明智”的。
直到18世纪才有人质疑把生孩子看成是女人领域里压倒一切的事情。只要因为女人直接经历了分娩过程，这看起来便极其自然。即使是在很早以前，男性就有了合理借口来说明为什么应该是这样。例如：一方面我们被告知雅典的接生婆比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医师（似乎非常相似）对女人的生殖器官了解得更多；另一方面，催生行为是在男性医师的“尊严之下”进行的。后来雅典男性让分娩观点符合女人——尤其是母亲，就像斯莱特所表达的——所持有的浅显观点。
雅典的接生婆不仅仅是帮助分娩的人，她们也开春药和避孕药。通过吟唱和朗读咒语来减轻分娩痛苦的女祭师经常和她们在一起。医师是禁止实施流产手术的，不过只有他可以把胎儿不利于生产的姿势调整过来。并且这种限定给了男性执业医生一种特权，尽管它数世纪地盘旋在背景里，仍能在助产术的历史中被找到。
早在公元前1500年的希腊就有了把胎儿不利于生产的姿势调整到脚朝下姿势的技术，以及为了更好地牵引，在生产通道中把头朝下的婴儿倒转过来的技术——这些技术不是由接生婆或医师实施的，而是由祭师。在古希腊，只有当分娩变得确实非常困难时，人们才会叫医师，并且我们被告知把胎儿不利于生产的姿势调整到脚朝下的姿势是由他们掌握的技术实施的。纵观对助产历史性的记录，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正常的分娩是由接生婆应付的，但若有紧急情况，必须召唤男性医师或祭师。而事实上，在15世纪的希腊，女人也是不可能成为医师的。但把胎儿不便于生产的姿势调整到脚朝下并不是外科手术，也不是治疗疾病，它是只和产科有关的技术，并且实施这项技术要求观察大量正常分娩过程和具备女人内部器官的知识。很难知道希波克拉底是怎样不可思议地掌握了这种技术，除非他最初是从接生婆那里学到的。
剖腹产手术（通过切开母亲的腹部取出孩子）显然是由印度人和希波克拉底实施的，但常常以母亲的生命为代价（很长一段时间，它成为一门失传的技艺，1500年在西欧被阉猪匠所运用，而不是医师重新发明）。但在难产时，改变胎位和流产手术带来的痛苦有可能比分娩本身的痛苦更剧烈。在很多文化中，对助产士“挤压”腹部都有记载（像挤牛奶一样迫使孩子出生），直接往下面有胎儿的腹部踩，或者用布紧裹母亲的身体，以强迫生产。如果她的阵痛不明显，她也许会被“摇晃”，或被吊到树上。数世纪以来，钩子不断地用于取出碎胎——一种被称为“破坏性产科”的手术，包括颅骨切开术、碎胎术、钩子提取术和截肢术。
无论这样的分娩如何频繁，只有那些看见过、经历过或听到过它的女人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很早以前，分娩的过程——世上最自然不过的过程——开始带有恐惧的文化色彩，尤其带有一种特殊的惩罚色彩。在一些文化中，如果晚产的婴儿被定为是邪恶的，或是被魔鬼附身的，这样的婴儿会被处死，有时连母亲也会有同样的下场。因为怀上这样的孩子已足以对她进行判决。
在古罗马，有三种接生婆：助产接生婆、她的助手和为分娩成功祈祷的女祭师。以弗所的索拉努斯，公元2世纪的一位医师，为接生婆们写了一篇介绍助产方法的论文。很难知道他是从哪里得到的有关知识，因为男性助产士是不会出现在正常的分娩过程中的，除非他是从接生婆那里得来的知识。但是写书的不是女人。并且作为一门技艺的接生的真正发展史，被男性产科学完全从历史中抹去了。只有在中世纪以后，当男性势力和男性为控制产科学的斗争开始起步时，我们才开始听到这一医学分支里的“英雄”，确实有一些英雄男性努力拯救分娩中的女人的生命，但是那些伟大产婆的名字却几乎被遗忘。
三
西方基督教的建立对分娩有着自己的影响力。对于医学研究的两大经典来源——希波克拉底和盖伦（Galen），教会更偏向盖伦，并不是基于他的科学而是他的一神论。盖伦教导说手术和医学无关，手术只是一门技术而不是一门科学，因此只需要一个最强壮的胃和某种野蛮的自信。在需要产科手术时，是由“理发师和阉猪匠”来实施的。在中世纪和往后，助产不管怎样都被看成是一门不洁的行业。教会神父们的厌女情结把女人——尤其是她的生殖器官——看成是魔鬼的化身。她的生殖器官参与了分娩过程，所以男性被禁止在分娩时出现。产婆被告诫，她应该关心的不是母亲的舒适和安宁，而是婴儿的洗礼——在子宫里，如果必要的话，用装满圣水的注射器。在适当的三思后，产婆和阉猪匠被分为一类，两者都担负着必要的但被贬低的职责。无论如何，她，并且只有她，而不是牧师，可以进行洗礼——因为一个婴儿可以被诅咒杀死，只有当它无法存活的时候，人们才会去找牧师。
不管怎样，男医师对女性器官的认识都有相当的局限性，因为教会同样禁止解剖尸体，因此一般而言，这抑制和阻碍了解剖学的研究。所以在数世纪里，关于怀孕、分娩过程、女性身体结构和催生方法的知识，都完全是由女人收集的。一直到15世纪，绘画和雕刻中都只有女助产士的身影。直到17世纪，我们才找到男助产士出现的场景。他出现的时间是当男性医学行业开始控制治疗的实践，拒绝女性和那些长久以来在穷人中工作的人拥有“专业的”地位。他最先出现在宫廷里，侍候上层阶级女人。很快地，他开始宣布产婆是下等的，并且把她的名字和肮脏、无知、迷信联系在一起。
在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和迪尔德丽·英格利希（Deirdre English）经典的小册子《女巫、产婆和护士：女性医治者历史》里，她们追溯了医学行业男性精英的崛起。他们是在对女性医治者的压迫下，在数世纪对女巫的追查、迫害和谋杀下出现的。数以百万的被认为使用巫术的人中，被处决的有85%是女性。她们被套上各种子虚乌有的罪名，从诅咒男人的生殖器消失到给邻居家的母牛带来死亡。不过有智慧的女人、医治者和产婆尤其成为女巫追查者们的目标。我已经举过那个英国产婆被处死的例子，因为她给分娩的女人用了减轻痛苦的麻醉剂。并且更多的产婆被指控在魔鬼的驱使下，使用“异教的”魔力和咒语。在美洲的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产婆常常被投以怀疑的目光和被指控使用巫术。
安妮·哈钦森的例子是很有教育性的，因为它阐明了美国清教徒产婆在各个层面上都被看成是可怕和危险的。“所有信仰者的神职”这一教条和清教徒作为上帝的传达者对个人意识的强调，似乎鼓励了女人和男人一样自由地思考。但事实上，男性神学和男性行政站在了女人的个人意识、心智和上帝之间。男人被分配了阐释上帝“不可知的万能”的任务——尤其是他的诅咒和救世。然而为了男人能去解决承诺的神学问题，女人必须投身于对“世俗问题”的处理。简而言之，就是待在家里并且远离男性神学的地盘。上帝通过男人向女人显现。本·巴克·本菲尔德（BenBarker-Benfield）认为16世纪新西兰妇女经历了不安、挫折和无能，生活在对上帝意愿的一无所知和不能参与男性对那种意愿的阐释的双重压力下。这使得女人成为杀婴犯、企图谋杀者、自杀者和“完全绝望者”。更多其他的斗争的声音，摇撼着男性教士政治。
安妮·哈钦森也曾是个助产士，她是个很有思想的女人。即使不是她的仰慕者的温斯罗普执政官（Governor Winthrop）也把她描述为“不逊和激烈的姿态，口齿伶俐，比男人更大胆”的女人。她在波士顿开设了一个课堂，由60至80个妇女组成。她们每周见面，讨论各种教条和阐释《圣经》。就像巴克·本菲尔德的认识：
通过这个实际的女性专有领域——产科护理，安妮·哈钦森指出了在她班里讨论过的关于需要的范围和成分。这已足以促使一些女人谋杀她们的孩子。女人变为产婆，生命向前的助手，与独占精神助理的男人完全相反，他们令人窒息地对待自己和孩子……（执政官）温斯罗普看到了哈钦森入侵男性秘密的要求与她在分娩中的角色间的密切关系。
生育当然和性事紧密相连。人们相信清教徒产婆提供春药，使得女人能控制她男人的性事（另一种想法是认为女巫施魔法带走男人的阳具）。约翰·科顿（John Cotton）把那个“淫秽心灵的女人社团”——哈钦森与其他女人一起讨论教义的团体，看做是在领导滥交。如果清教徒社会男人统治的教士政治改变了，即女人变成人类与上帝关系的思考者和规则制定者，结果就是纯粹的混乱与兽行。因此，产婆挑战宗教教义时，她那对生命本身的强大的专职和力量变得十分可怕。她成为了一个女巫。安妮·哈钦森并不孤单。第一个在马萨诸塞湾殖民地被处决的人是玛格丽特·琼斯（Margaret Jones）。她是个被定施巫术罪的产婆。并且另一位主妇哈金斯（Hawkins），哈钦森的产科同事，也被指控“与魔鬼沟通”。
纵观历史，似乎很明显只有很少的职业对女人开放，产科肯定唤起了女人的智慧、能力和自尊。艾伦瑞克和英格利希认识到女巫的许多根本上的治疗方法和提议都是“纯粹魔法的”，并且起了作用。她们指出了中世纪晚期巫术疗者和男医学者的一个重要区别：
女巫是经验主义者。她更多依赖自己的感觉，而不是信仰和学说。她不是持被动的宗教态度，而是主动地询问。她信任自己解决疾病、怀孕和分娩的能力——无论是用药物还是魔法。简而言之，在她的时间里，她的魔力就是她的科学。
在中世纪末期，没有与教会教义起冲突的医学培训，而且几乎没有我们能真正称为“科学”的东西。医学学生……花费数年学习钢琴、亚里斯多德和基督教理论……而一个学生、一位医生几乎见不到任何病人，而且没有任何的实践……面对病人时，大学训练出来的医师，除了迷信外，几乎没有任何办法……这就是当魔法疗者由于成为拥有“魔力”的实践者，而被迫害时，医药“科学”的状况。
19世纪晚期，人们才知道消毒。之前人们对疾病通过细菌和脏手传染一无所知。肮脏在所有的医疗中出现——真正的肮脏，而不是男人加在女人身体上的厌女性肮脏。照料分娩中女人的产婆要比医师携带更多的病菌。
不过围绕在女人分娩时的厌女情绪有很多种形式。《曼科德的出生》遭到了许多反对。它是关于产科的，原文是拉丁文，在1540年被译成英文，很可能是因为普通人不懂拉丁文。下面是对它的一些争论：
事实与那些侮辱……母亲身份……的粗俗言语并不相符，越多的男人读到或听到它，更多的憎恨和厌恶就会伴随女人。每个男孩和恶棍就像阅读传奇一样阅读它。
简而言之，女人的身体只能让人厌恶。并且对女人的这种肉体厌恶——尤其是对她作为母亲的角色——理所当然地被当成男性的特征之一。
古代的医师总让产科处于他的威严之下。并且在基督时代男性行医者是禁止进入产室的，因为那被认为是有损他男子尊严的。医学的历史学家们一再地重申只有当男助产士或医师完全取代女助产士时，产科学才能前进。荣格断言：“产科学知识的倒退是女人完全垄断这一行业的直接结果。”另一个产科历史学家下意识的看法是：“也许甚至今天产科的医学实践也赶不上其他学科，因为从一开始它就产生于女人之手，并且数世纪以来被看做是不适合男人的职业。”尽管如此，正如艾伦瑞克和英格利希指出的，在很多方面，女人比男人更懂科学。她们了解女性结构，而男人不知道。她们不仅比男人更多地实施身体手术，并且自身体验它们。当然，隐藏在以上引用的话语中的意思就是：只有男人才能成为医师。
四
产科开始进入男性领域，通常我们认为是从1663年一位叫布歇（Boucher）的宫廷医师那里开始的。他是路易十四的宠妃路易丝·德·拉·瓦利耶尔的医师。很快雇佣男助产士的时尚在法国上层阶级蔓延开来。就像一位历史学家率直地表述的：“一小部分被公认的在这一行很有资历的医师很快就发现自己被王室和财富所围绕。他们对突如其来的好运也非常吃惊，迅速地专注于产科实践中。”当然，他们也专注于能付好价钱的人。
至少有50年的时间，男医师利用他们的特权去发现他们的专业中尚不为人所知的技术，因为那时只有女巫和有智慧的女人拥有知识。1551年，昂布鲁瓦兹·帕雷（Ambroise Paré）写了一篇关于产科的论文，论述了他对把胎儿不利于生产的姿势调整到脚朝下姿势的技术的看法。也许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这种技术在医师中失传时，是否产婆们仍在使用它。无论如何，帕蕾使任何懂本地法语的人都能了解它。在16世纪的最后十年，医学人员在马尔堡偶然发现了麦角的功效。它是一种发现于枯萎的谷物中的菌类，数世纪以来女巫和产婆们都用它帮助分娩和加强不明显的收缩反应。女性治疗者在她们的护理中，长期观察了这种温和毒性的麦角对女人分娩的影响，并且指出，这种物质在几分钟内就会对分娩产生作用。现在马尔堡的医师们认识到了“女巫”治疗法的价值。
男助产士所写的书一般都和荣格所说的奥伊夏尔斯·勒斯宁（Eucharius Rsslin）一致：“他的作品大部分是转述和他联系的产婆们，来自她们的标准权威和信息碎片。所以他自己的知识是很有限的，他用以举例的胎儿和子宫的木板插图完全是错误的。”直到17世纪，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才发现了血液循环，并通过自己的解剖和观察描述了妇女的生殖器官。
第一位伟大的产科女行医者——“伟大”是指她不仅训练其他女人（和男人），并且写了三本关于产科的书——是路易斯·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她嫁给了一位外科医生，本人就是位母亲。她的丈夫曾由昂布鲁瓦兹·帕雷训练。当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她对产科产生了兴趣。她不仅从丈夫那里，也从他那著名的导师那里接受了指导。随后，她获得了助产执照，既在王宫，也在巴黎公立医院进行实践。在巴黎公立医院，她领导了对助产士们的培训，并且教导产科医生进行外科手术。她关于助产的作品《观察与变化》最先出版于1609年，被翻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她也出版了关于她曾护理过的玛丽·德·梅德西斯（Mariede Médicis）的产期记录。后来，她发表了一系列信件似的作品，致“我的女儿”——女儿或年轻的助产士——她劝导助产士们尽可能少地收取贫穷家庭的费用（“因为即使很少的一点，对他们来说都很多了”），并且也应该为无法负担费用的人提供帮助。她的道德感和敬业心是非常高的：
学无止境，并且要懂得谦逊，因为自大是不可能赢得那些知道秘密的人的心的。一辈子也别冒险使用那些别人叫你使用的药，无论是对穷人还是对富人，除非你非常确定它的疗效并且确定无论是服用它，还是敷在身上都是无害的。不要隐瞒你从医师或是产婆那里得知的药物，以免沦为那些吹牛者。他们在不同病例中，都只知道使用一种药物，并吹嘘说会有惊人的成效，其实他们所做的不过是隐瞒自己的实际水平罢了。
那些年代中，女人生命的消逝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避免的。在消毒法被发明和解剖学尚不完善前，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都很高。但许多是能避免的，如果我们记得一个怀孕的女人、一个分娩的女人的痛苦并不同于一般的疾病。产婆对药物和手术的无知，另一方面医师对女性结构和助产技术的无知，这又是不可避免的。他们都是约定俗成的厌女情节的结果。产婆的成就要么被“好学”的科学家们以论文的形式偷窃或复制，要么被当成“异教的巫术”、“老太太的谣言”来对待，并且贬低她们的自尊。就像哈维的朋友珀西瓦·威尔吾伯（Percival Willughby）在他的《对产科的观察》中写到的：“自信高傲的产婆们，再不会试图保持她们的信誉和掩盖她们的无知。”
数世纪以来，产婆都在她的姐妹中使用她那“被贬低”的技能，但她的效力随着上流社会行医者的增长而减退，女人不允许在上流社会行医的。这是曾接生过千百万婴儿，并帮助千百万女人分娩的女性血肉之手，这双手随后使用工具在产科实施手术的可能性被否定了。男性的“钢铁之手”——产钳——曾经并且仍然经常带着机械性的野蛮和漠不关心催促一个正常的分娩。这导致了婴儿的大脑受损和母亲的器官穿孔，两者都是完全没必要的。在男性统治社会里，即使是最有才能的女行医者也被男性的偏见和力量所怀疑并拒之门外，这无疑是极大的浪费和损失。
五
“产钳比任何其他的工具更能代表产科的艺术。”产钳的历史非常特殊，包括了一个家族中的三代男性、一项科学发明的商业开发和通过对那项发明的男性垄断有效地对产婆的取代。
得从16世纪晚期一位名叫威廉·钱伯伦（William Chamberlen）的雨格诺教徒说起。他为了躲避法国天主教堂的迫害移民到了英格兰。这位钱伯伦有许多儿子，其中有两个同是男助产士，都叫彼得（就像王室一样，他们被称为彼得一世和彼得二世）。这两位彼得在人们面前表现出来的是粗鲁、“轻率”和反体制的想法。所有的助产士都知道他们，并且彼得二世还被医学院正式谴责过，因为他试图建立一个有证件的公司形式的助产士组织。我们很难了解最终助产士因此被组织成一个独立的团体，还是他们被希望成为彼得二世的跟随者。不过很清楚的是，这两位彼得以及彼得二世的儿子（真是混乱，他也叫彼得）都与医学院对抗。经过更多的调查之后发现，他们都为王宫服务过。实际上，彼得三世在海德堡、帕多瓦和牛津学习后，拿到了他的医学博士学位，由此为家族带来了无可置疑的名声。
钱伯伦一家并不是简单的浮华和上流，他们有他们的秘密。一个秘密仪式和他们一起成长：他们去解决难产的问题时，总会坐着马车去，两人抬着个雕花的大箱子，里面的东西没有其他人见到过，甚至由他们接生的女人也被蒙骗了。他们在难产接生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一家庭秘密几乎被隐藏了将近一个世纪。箱子中的东西包括三种器具：一对产钳、一个可以抓住胎儿头后部的控制杆和帮助拉出胎儿的带子或细绳。它们被用于牵引不正常胎位胎儿的生产。讽刺地，虽然那些器具在很多年里确立了钱伯伦一家的成功地位，在彼得三世的儿子——休·钱伯伦（Hugh Chamberlens）的试验中却失败了。他继承了家族传统，同样是位男助产士。他试图把这一秘密卖给饱受赞美的法国医师弗兰西斯科·马里切奥。马里切奥让他挑战一个看起来毫无希望的病例。分娩的病人是个矮子，脊椎发炎，骨盆畸形，那是她的第一个孩子。钱伯伦失败了，马里切奥也在天价面前停止了对秘密的追逐。
钱伯伦是个非常自负的人，他并不承认失败。在为马里切奥的产科教材的英文翻译版本写介绍时，他提醒读者们那个著名的法国人并没有掌握“那个秘密”：
我的父亲、兄弟和我自己（正如我所知道的，在欧洲再没有像我们这样的人），在上帝的保佑下长期以来我们致力于帮助妇女分娩，对她们和她们的婴儿丝毫没有任何偏见，但他们……如果要完全避免伤害，其中之一，或两者必须承担钩子的风险。
从钱伯伦的言语中，我们听到了即使在知道成千上万女人和孩子能被拯救的情况下，也沾沾自喜、自鸣得意地准备牺牲他们的生命，并用“上帝的保佑和我们的事业”为之辩护。代表了产科技艺，发展产钳的人从中获取了不少暴利。
信守他们的原则传统，钱伯伦一家最终把他们的秘密卖给了一个荷兰行医者。当他们收到他们的钱时交出了那个秘密。但他们玩弄了那个荷兰人，只向他提供了半个产钳。让·帕尔菲勒（Jean Palfyne）是位比利时的外科医生。或是通过看到的卖给那个荷兰人的那部分，或是通过钱伯伦仪器的那些流言里，他对整个仪器进行了推测。1721年，他的再创造发表在了《巴黎科学学会》里。用哈维·格雷厄姆的话，它包括：
两个有木把的大匙状物。它们被称之为铁手，当然是被设计来抓住婴儿头部的粗糙的人造手。它们源于多年来用于清理碎胎手术后胎儿碎片的匙状物。最重要的不同是它们的弯度与手柄。早期仪器的长轴是直的。既然从子宫到阴户的产道有很大的弯度，那么具有相应弯度的仪器显然可以更深地进入身体，并且远比任何直的仪器有效。
钱伯伦产钳的真正设计——在三代人的严密垄断后——终于被外科医生兼助产士的爱德华·查普曼（Edward Chapman）找到了。1773年，他在他的《产科进步集》中描述了这一设计。从那时起，产钳成为了产科所有男性——几乎没有女性——行医者的工具。
六
随着钱伯伦仪器装置的公开，一场产婆与外科医生之间的公开争斗爆发了。审视双方在表面和理论上的争论时，在头脑中理清几点事实是很重要的。和内科相比，外科手术被认为是一种更低级的技能，并且外科医生并不是接受过全面训练的医师。此外，我们必须摆脱我们与事情不符的印象：一边是经过严格训练完美无缺的男产科医师，身穿朴素的长袍，戴着口罩和手套；另一边是肮脏的乡下干瘪老太婆，带着她那个魔法袋子喃喃自语。那时感染和消毒都不为医师、外科医生和产婆所知。19世纪晚期，医学博士约翰·利科（John Leake）在他的产科论文中为产科护理的试验和认证辩论，他认为它们“应该与医学和外科手术的其他分支一样平等对待。无论是男是女，我们都不应该看到无知和一知半解的行医者在城镇在乡村跑来跑去”。男医生的爱清洁程度并不比同时代的人要高，并且也没有证据显示医生普遍比产婆细心。对正常分娩的接生，产婆远比外科医生或医师要有实际的经验。更为重要的是，她在产房中感受到了传统和性别同情，而男行医者即使在手术中也没有，但情感仍然在厌女情结传统的乌云下，如果不是非常紧急的情况出现在产房中，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罪恶。最终由一些男行医者，如法国的朱利恩·克莱门特（Julien Clement）和英格兰的约翰·利科（John Leake）建立了切石术在分娩女人中的受欢迎地位。产婆们使用的产凳或直立的姿势仍普遍地被排除在西方文化和西药盛行的文化之外。目前在北美和南美，对产婆这一职业的反对势力又开始复苏。
在这场斗争中，产钳是男性的武器，但并不是所有的男性都同样热衷于它。利科这样警告世人：“与医药或手术的其他东西相比，病人的安危更直接依赖于手术实施者的技术。”在他对产钳用途的说明中，他指出如果使用这一工具时太用力，很有可能伤害阴道和膀胱，甚至会撕裂两块耻骨。产婆们甚至更加公开地反对使用产钳，很快许多人开始撰写小册子来捍卫他们自己的方法。德国的（Justine Siegmundin）和英格兰的莎拉·斯通（Sarah Stone）和其他反对者一起反对对仪器的滥用。斯通也要求建立产婆这一行业的规章制度，所有要进入这一行业的人必须经过几年的学习和训练。同时，钱伯伦产钳得到了他人的改良，尤其是法国的安德烈·勒夫雷特（André Levret）和英格兰的威廉·斯梅利（William Smellie），两人都是外科医生。伊丽莎白·尼赫尔（Elizabeth Nihell）毕业于神院助产学校，1760年，由她出版的《斯梅利》对男助产士进行了攻击，也是最详尽、最猛烈的攻击之一。
尼赫尔的论文《产科艺术》在女性主义辩论历史中绝对占有一席之地。它从女人天生对接生的耐心、技能和天赋的角度出发，强烈地反对使用仪器。她指责外科医生用产钳贸然迫使分娩，缩短生产时间是为了自己方便或为了实验目的。她承认自己缺乏使用仪器的经验，但她阅读了勒夫雷特和其他人对使用仪器的描述。她坚称在神院助产学校学习期间，尽管每个月有500到600个妇女在那里分娩，她从未见过非得使用仪器的情况。她把女性结构知识引导下的双手视为最合适的“仪器”，而把男外科医生的专用产钳视为一种先发制人的工具。
我承认尽管有对她们的专业把握十足的助产士，但数量可谓是少之又少。她们只不过……很接近男助产士的水平，不同的是……她们不会像男助产士一样造成许多实际的伤害……他们没那么温柔，并且更加急促地用他们的仪器工作。一个好的助产士的技术和能力应该……更加有效地同时拯救母亲和孩子，但他们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先救母亲。
她的三个主要论点如下：
一、男性进入产科，并不该有“先拯救谁的争论”，因此不值得存在“正派和高尚的……牺牲”。这里也许使用了清教徒的观点。
二、男人通过“诬陷女人无法胜任”和“那些谋杀性仪器的必要性”替自己闯入这一行业辩护（似乎过去所有的产科仪器都承担着一种耻辱，总和破坏性的钩子、刀片联系在一起。但我们同样也知道产钳本身经常在不必要的情况下使用，并且在粗心或未经过训练的双手下，它会变得具有破坏性）。
三、外科医生们自己对哪种仪器更适宜也有不同意见，虽然他们把“众多女人和孩子的生命和肢体”像实验物品一样使用。
尼赫尔并不会改变自己的立场创造一个指向所有方向的论点。不过她声称一些工作“自然地”更适合女人：针线、铺床、腌菜、做蜜饯——在名单的最后，她无意中跳过了接生。女人，她继续道，当然不会被鼓励去击剑学院。另一方面，神院助产学校对助产士的专业精神令她颇为自豪。在那里的高层中有一位女性，并且那里也教导女性成为外科医生——而不只是助手。她把男性对产科的突然狂热狠狠地嘲讽了一番：
直到男人发现这一技艺有利可图的时候，才把它变得如此高贵……数世纪以来，这一技艺和它所有的高贵都被认为是在高贵性别的实践之下的。它曾被看做是怯懦的、下流的，并且他们差点就声称让他们干那行是不可能的。
当她拿外科医生接生时的方式和产婆们比较时，显得非常果断和有说服力：
在男人自吹自擂的博学背后，你可以看到某种笨拙的生硬，一种没有感情的机械氛围。那清楚地证明了他们是在剽窃别人的技艺，或是为了从那种技艺中获得利益而干自己不在行的工作……（这一描绘显然包含了真理）
在女人那里，即使她们带着所有被认定的无知，你也许也能看到某种机灵和得心应手，尤其是某种发自内心的热诚……那里有某种惊人的东西存在，如果自然之物能适当地变得惊人的话。一个女人的温柔通常会给另一个躺着的女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她也反复提到产婆对女性身体和正常分娩的丰富亲身经验，这让产科的男学生们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据她所说，斯梅利用他自己发明的一个机器向学生们讲解产科知识。这个机器的组成部分有：
一个代表孕妇的木人，肚子是皮做的，装满啤酒的囊状物代表着子宫。这个囊用软木塞塞着……在囊中间有个蜡制的玩偶，被摆成各种各样的姿势。
另一方面，她表示在复杂状况下是绝对应该叫医师的。她认为女人没有男人那么骄傲，更乐于承认她们的无知和求助于人。但是“产妇尤其需要及时的护理”和耐性。她有力地辩论说产钳变成了一个快速催生的把戏，而不是一个用来呵护产妇和解决难产的装置。她不停地重申不应该强迫分娩，即使产婆能用双手减轻分娩的痛苦，并且“有自然赋予的温柔关怀和经验赋予的进步”，也必须允许自然顺从它的次序。她相信次序，并且她感觉到女人比男人更能理解和跟从次序，并最终让我们信任她。男人突然侵入原本留给女人的“低下行业”，我们非常能理解她对此的愤怒和嘲讽。
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产婆试着学习产钳的用法并重新赢得对这一行业的控制？别忘了，领头的专业产婆必须是异常坚强和自信的女人。但是20世纪那样的女人仍和偏见和世俗的阻力战斗，尤其是在医疗和科学领域。数世纪以来，产婆作为巫术审讯的重点目标，并没摆脱18世纪的影响。试想有个产婆小心翼翼地“前进”仍引起了全社会的敌意。产婆们甚至看到了产科中“破坏性手术”的可怕——孩子被从母亲身体里一片片地拽出来，母亲的阴部骨头和阴道被当成器械的支点并且永久性地致残。她们中的很多人肯定能深切地感受到产钳只能是那些强迫生产的工具的浓缩而已。尼赫尔自己写道：
一些，可以说非常少的一部分产婆对那些器械的赞赏，使男人……试着雇佣她们，当然她们至少得像男人一样熟练掌握那些东西。不过她们很快便发现她们从来都是无足轻重的，并且用这些东西取代双手是很危险的。她们确定用双手进行手术才是更安全有效的，对病人来说也没那么痛苦。
如果让女人自由地使用产钳，尼赫尔还能那样严厉地批评它们的用途吗？也许不会，就像莎拉·斯通，她可能会教导说它们可以被用作最后的依靠，不过得非常熟练和小心。她对产婆技术的多面性非常自豪，她们那女性的灵巧“小手”，对她们所护理的女性的真切的“温柔细心”。这些对尼赫尔和其他和他一样的人来说，都使得产钳永远也不会成为产科行业的主要象征。
终于，有一个主要的不同来区分产婆和男产科医师。产婆们不仅给予产前护理和建议，并且从分娩开始到分娩以后都一直陪在她身边。她不仅给予了身体上的护理，也给予精神上的支持。而在历史上，男产科医师只有在不能让产婆解决的情况下（把胎儿不便于生产的姿势调整到脚朝下、剖腹产、使用产钳的手术）才出现。与其说他是个顾问、参谋和信心的来源，不如说他是个技师。与其说他是“为”母亲工作，不如说他是“在”母亲身上工作。这一不同一直延续至今，现在的产科医生，即使他会在孕妇怀孕期看看她，但常常也是在最后阶段的分娩才出现，有时甚至来不及赶上分娩。而产婆（英语里叫midwife，字面意思是“和女人一起的人”）却在母亲的整个分娩过程中陪伴着她，就像个产室里的朋友和导师。
七
从17世纪开始，持续时间长达两世纪的产褥热和产科里男性数目的增长直接相关（我们应该知道那时消毒、无菌处理、传染、细菌感染还不为人所知。医师或外科医生和那些产婆们的双手都是潜在的细菌携带者。不过与产婆们所不同的是，那些医师或外科医生常常是直接从其他疾病的现场来到分娩的现场，所以传播疾病的几率要高许多。再者，男助产士要帮助许多分娩，总是即时去进行产钳手术，然后去做其他的事情。而产婆和一个产妇在一起，从她疼痛的开始知道分娩结束以后，通常在难产后，还会留下来好几天）。欧洲城市里医院里产妇的得病率——早期只能认为是疾病——达到了传染病的级别。有一年在法国伦巴第省没有一个产妇从分娩中幸存。1866年2月在巴黎妇产医院有1/4的产妇死于分娩。
产褥热曾被认为是一种传染病，并且“传染”是一种“迄今难以解释的、大气的、宇宙的、全球的变化，有时它们会自我扩散到整个国家”。所有医院的条件都不够卫生——医院是为穷人设立的，他们请不起医生去到家里进行护理。甚至一般中产阶级家庭的卫生大体标准也比那些医院要好得多。那里总是拥挤不堪，尽是肮脏的亚麻布、装着排泄物的敞开的木桶、用过的绷带和随处可见的死亡。
17到19世纪的产科诊所和其他的病房一样，甚至更糟，常常就挨着那些病房。布达佩斯一家新医院的一位调查者在1860年作了以下报告：
可以看见那些可怜的产妇们，有些倒在稻草上，有些躺在地上，有些坐在木头长椅上，还有些蜷缩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里，每个人都精疲力竭……你随处可以找到肮脏的亚麻被单和又旧又破的床上用品，几乎都成了碎布片。
据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说，19世纪40年代，在维也纳妇产医院，死于“产褥热”的人太多，以至于医院的人把两个妇女装进一个棺材里，来掩盖实际的死亡率。
产褥热或者产后热曾被误认为是一种致命的血液中毒。在17世纪，威廉·哈维，这位第一个解剖女性尸体和首先观察生殖器官的医师，把产后的子宫比作是“敞开的伤口”——具有很强的吸收性，极容易受到伤害和感染。任何由助产士之手传播的腐烂的有机物质进入分娩或刚生产完的妇女的阴道时，都是致命的。但数世纪来人们都认为那是一种神秘的流行病，是夏娃诅咒的一部分。女人们明白在医院生产比在家更接近死亡。尽管如此，大多数贫穷的妇女在寻求产科帮助时，还会被要求在公共医院生下她们的孩子。也许有部分原因是需要她们充当教学和实验的素材，就像今天这样。有许多人从医院里逃了出来，而其他的人与其说是留下不如说是在自杀。
同时，这一病症的潜在来源还未被发现，女人在继续死亡——并不是死于分娩，而是死于子宫链球菌感染，这必然和生产过程有密切联系。它杀死了一个我们知道的玛丽·沃斯通克拉芙特和成千上万我们不知道的女人，她们可能的天赋和影响力我们只能去想象了。妇产医院的死亡阴影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恐怖，给去生产的女性留下了黑暗的心灵创伤。不安、消沉，作为一个祭品般的受害者的感觉，女性经验的相似成分，这些在女人的孕期和分娩中，变得前所未有的明显。
两百年前，那三个没有选择看得更远的男人身上的漠视和直接的敌意里反映出某种漠不关心和宿命论围绕着女性疾病。直到今天，它们仍旧存在于男性掌握的妇科和外科中。早在1795年，苏格兰医师亚历山大·戈登（Alexander Gordon）发表了他对产褥热的观察研究报告，产褥热“只出现于那些被接生者接触过或接生过的妇女，或被护士照顾过的妇女身上，这些护士之前护理过已患上这一疾病的病人”。换句话说，这种疾病不是种神秘的流行病，而是传染——通过接触从一个身体传给另一个身体。其他人也确认了戈登的经验，但是给助产士的课本和手册中仍继续没有提及产褥热的可传染性。
大约在50年后，年轻的美国医生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继续了戈登的观察研究。他从自己经历的和别人报告的病例中进行了详细研究。他甚至更加坚定地表明这一疾病是由医师从一个病人带给另一个病人的。他的声明所得到的回应是狂怒，对医师的双手也可能不洁这一暗示的狂怒，因为不洁正能说明长期以来医师都处在产婆的水平。霍姆斯遭受了诽谤和攻击，他被看成是不负责任和寻求轰动的傲慢自负的年轻人。他的论文《产褥热的传染》成为了医学的经典之作，不过那是许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1861年，维也纳医师伊格纳茨·菲力普·西梅尔威斯（Ignaz Philipp Semmelweis）出版了一本激进和引人入胜的书：《病原学，产褥热的理论和预防》。西梅尔威斯调查了不下五年维也纳妇产医院两个部门的出生和死亡情况（第一诊室全是医师和医学学生，第二诊室全是产婆）。他发现那些直接在街上产下婴儿的贫苦妇女的死亡率要低于第一诊室。他开始坚信产褥热根本不是种社会流行病，而是和医院有关，尤其是和医师们工作的诊所有关。即使是维也纳的贫穷妇女也知道在产婆的部门比在医师的部门更容易生还。“他们非常惧怕第一部门被轻易推翻，因为那样他们就必须忍受那些让心跳停止的场面：女人跪在地上，挥动着自己的双手来接生，在打败第一部门后，为第二部门寻求入场券。她们非常清楚男人被打败是因为他们不懂行。”
西梅尔威斯被那些痛苦和死亡的景象紧紧抓住了。尽管他还不能捕捉它们的来源，直到他的私人生活出现的那个转折。他去维也纳度假，欣赏那里的油画。在他离开的时候，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也是同事死于进行尸体解剖时留在手指上的伤口。西梅尔威斯听到这个死亡的消息后立刻赶了回去。据他自己的叙述：
科莱特西卡教授……开始由于淋巴管炎和静脉炎而病倒……然后在我离开去威尼斯的那段时间，死于两边的胸膜炎、心包炎、腹膜炎和髓膜炎。并且在他死前，病症转移到了一只眼睛上。我在威尼斯看到的那些医院和科莱特西卡的死亡报告激励了我，使我无法抗拒地要去寻找对这一活跃疾病的定义，科莱特西卡死亡的原因，那些我见过的成百上千的产后死亡的原因。
西梅尔威斯发现那些尸体上的微粒并不能通过普通的清洗除去，它们被从解剖室带给分娩的妇女。就像科莱特西卡的伤口吸收了尸体上的微粒，它们像致命的毒药一样进入他的血液循环，所以带有那些微粒的手可以把它们带到子宫里，产生致命的结果。西梅尔威斯号召所有的医师和医学学生在进入产室前，都必须用含氯的石灰对双手进行消毒。很快，第一诊室的死亡率降到第二诊的程度。
西梅尔威斯的发现，他的论证受到了巨大的敌对，以致他被那些有强大政治力量的医师们定为业内的不可靠人士，他们让他在维也纳得不到晋升。不过比起对其他人，他对自己的责备更加严厉：
因为我的罪过，我必须在这里忏悔，上帝知道由于我的错误有多少病人永远地躺在了他们的坟墓里。我接触的尸体要比多数男助产士要多。如果我和另一个医师的说法一样，这仅仅点亮了一个数世纪以来不为人知的真相，显示出人类的可怕结果的真相。
他被迫离开维也纳去了布达佩斯，在一个产科诊所谋职。那里“窗户的正下方是条敞着的阴沟……病理解剖倾倒的废液都流进那里”，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工作，并且看到他辛苦收集的发现被一个又一个国家拒绝，1865年，他被押往维也纳疯人院。在他被关进去的前几天，他在做手术时弄伤了手。不久他便去世了——和科莱特西卡一样死去，牵系着成千上万妇女的命运。20年后，根据利斯特（Lister）的无菌手术介绍和巴斯德（Pasteur）的细菌感染存在论证，西梅尔威斯对医生们洗手的要求最终被接受和实施。布达佩斯竖立起他的塑像。200年的产褥热走向了终点。生产的麻醉和高技术时代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