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产科学和分娩的隐喻不断出现在当代妇女运动的作品中。一幅宣传画上的题字是：我是一个给予我自己新生的女人。这样的话暗示了一个痛苦的、挑剔的和有目的的程序：创造新生命。不过对大多数女人来说实际的分娩无论如何都是没选择余地的，并且只有很少的意识。以前对分娩的预期总和恐惧、疼痛或死亡相联系，所以神学和医学理论中形成了一股迷信错误的风气——简而言之，我们被教导把受害者的挫败感转换成狂喜的成就感。
希伯来书把女人的阵痛看成是对夏娃引诱亚当堕落的诅咒。罗马人把它叫做“poena magna”——“剧痛”。“poena”也可以表示惩罚、报应。古代的作家一次次地告诉我们分娩的阵痛是人类忍受的最可怕的疼痛。1950年，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和维拉·弗格森（Vera Ferguson）在对原始社会神秘的“无痛分娩”的研究中发现，初级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对分娩剧痛的看法是一样的。玛格丽特·米德表示，“无论他们是否被允许观看分娩，男人总是通过表现分娩来参与其中，我见过一个男演员在一部关于痛苦分娩的华丽童话剧中，在地上痛苦地扭动”。南茜·富勒（Nancy Fuller）和布丽奇特·乔丹（Brigitte Jordan）报告说，玛雅的印度妇女观察了难产和顺产，不过那些疼痛被产婆和助产士期望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并且希望丈夫出现在那里，不但是去帮忙，也是去“了解女人怎么受苦。”
一个准备游泳横跨英吉利海峡或攀越新高峰的女人明白她的系统将忍受压力，她的勇气将受到考验，甚至会有生命危险。但是尽管在这样的尝试中，会有那些对她的心肺、协调性和神经的要求，在根本上，她并不把它视为痛苦，而是看做挑战。大多数女人，无论是否有文化，都带着紧张的情绪去生产，断断续续地产生：神秘感，有时是玷污感，常常觉得有种魔力，像是巨大的折磨或“终极体验”。很少有人把它看成是一种对我们身体的理解和接受，以及发现我们肉体的精神的源泉。
很难去思考痛苦，就像很难思考爱一样。它们两者都和早期生活的交往有关，和进入语言本身的文化氛围有关。不过痛苦也和爱一样植根于母性的意识形态中。它具有如此多奥妙是关于女人的，母亲或者不是母亲的女人，所以我们需要更近地去寻找它的意义。有时人们会尝试把痛苦归为意识范畴（一种对明显刺激的回应）和心理体验。让意识脱离情感，身体脱离心灵，这对我们尝试了解整个女性体验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尤其对一个职责——生小孩。它担负着下意识的个体力量，并且具有强烈的身体意识。
痛苦体验是历史性的——由回忆和期望构成——并且它是相对的。我们能称之为痛苦的东西因人而异，并且遭受痛苦的人会因为痛苦背后的情形而改变对痛苦的定义。在不同文化中，对痛苦的表达也不同。布里福举了毛利和非洲妇女的例子，分娩时不发出呻吟是她们的传统。情感发泄在一些文化中比在另一些文化中更容易被接受。女人分娩时的行为也许反映出情感的一个总方向。
但无论是对母亲而言还是对单纯的女性个体而言，分娩的痛苦是女性和女性关系的痛苦体验的一个特殊中心。到底是什么样的最初想法让女人——不仅在分娩时——奉献出自我，或者更糟，封闭自我。我们是否能区分生理痛苦和疏离感与恐惧？是谁或什么决定了我们受苦的起因、本性和持续时间？不同的文化对此有不同的答案，但是生活在所有文化中的女人都在生育孩子和受苦。
著名的神秘主义哲学家西蒙·威尔（Simone Weil）区分了受苦和受难。受苦表现为痛苦，但会带来成长的光明；受难是受压迫的人的情况，奴隶，集中营里的受害者，他们被迫一趟又一趟拖着沉重的石块穿过院子，永无止境，漫无目的。她反复说明痛苦是无法捕捉的，并且反对让人们不必要地受难。但是无法避免的一点是，痛苦可以转化为某种有用的东西，某种让我们超越有限的经验本身，到达更远的生活本质和与我们同在的可能性。她一遍又一遍地把纯粹的受难等同于没有力量、等待、孤立无援、迟钝，一个受他人支配的人的“不完整的时间”。这一观点也在很大程度上阐释了女性的情况，尤其是分娩的经验。
威尔对集中营的观点也正好是对被迫劳动的观点——劳动较工作而言，具有一个真正的目标和意义。生孩子的劳动就是被迫劳动的一种形式。数世纪来，大多数女人没有避孕的概念，她们背负着《圣经》上对夏娃罪过的诅咒进入产房。随后，19世纪，消除“痛苦和阵痛”的可能性，为女人带来了一种新的枷锁——没有意识、感觉麻木、记忆缺失、完全被动。女人可以选择麻醉，并且许多第一次这样做的女人是有意识的选择，甚至是大胆的选择。不过对疼痛的避免——心理或肉体的——是种危险的机械运动，它能使我们不仅丧失疼痛的意识，并且丧失我们自己。并且，在生孩子这件事上，疼痛是贴在所有分娩感觉之上的标签，是简化女性个体身体经验的复杂性的标签。
二
父权制告诉分娩的女人她的痛苦是有目的的——她存在的目的。她带来的新生命（尤其是男性生命）是有价值的，并且她自己的价值就依赖于把它带到世上。生殖的意义在于：没有它，城市和殖民地将不能扩张；没有它，一个家族就会灭亡，并且它的财产将会移交到陌生人手中。她发现自己处于目的的中心，并不是她自己的目的，但她却常常使之纳为和变成自己的目的。产妇可能会认为自己为军队带来保卫部落或国家的新士兵，为上升的农民家庭或中产阶级家庭带来一个新领导者，为她父亲的信仰带来一个新牧师或拉比，或带来一位负担生活的新母亲。有这样的目的，生育让她一年接着一年身体肿胀，痛苦不断袭来，随着这一最后的价值她将毁掉自己。她也可能预计到她的怀孕和分娩也许会毫无意义：孩子可能无法被养活，或者孩子在出生时窒息而死。那些都是浪费掉的生命。
在20世纪，西方开始盛行对浪漫爱情的崇拜，有另外一个元素进入到围绕着生育的感觉和态度。贵族爱情传统在对待婚姻是什么的问题上，看得很透彻：一种财产的巩固，并且伴随着一系列的真实感情、力量、激情之爱中膨胀的鲜活能量、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关系。为卷入激情之爱的男人生育孩子变成是为了表明那场爱情的独特性，并且为这场爱情带来了一个实体的成果。私生子被认为是异常有活力和生气的。他们来自激情力量，而不是无聊的、义务的婚姻。因此，这个孩子不仅是这一秘密爱情的产物，并且是情人放在女人身体里的一种联系。他也许会抛弃她，他们也许被命运拆散，但她会继续通过“他的”孩子——尤其是儿子——占有他。骄傲地生育一个“非法”的孩子并在社会舆论下做出这样的选择，这是女人无视父权的一种非常方式。《红字》中的海丝特·白兰（Hester Prynne）用针线为女儿珀尔做出华丽的衣服，并给自己绣上“奸妇”的标签，这就是一种蔑视的姿态。生孩子，也是痛苦的、危险的、无选择的，不过它同样可以转化为一种目的，一种通过女人身体坚持她本质的自我宣布的行动。
意识到自己创造了一个或几个必要的人，完成了作为女人的使命，对接受或拒绝母亲身份的20世纪女人来说，仍有许多未被弄清的一系列持续的情感。20世纪，受过教育的年轻女性也许会反思她母亲的生活，或试着在社会中创造一种自主的生活，在这个把生殖视为她命运的社会中，找到充分的理由来告诉自己必须做出选择：母亲身份或自我意识、母亲身份或创造力、母亲身份或自由。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的女英雄玛莎·金奎特这样表述：
把一切都看得很明白。俗话说的“养个宝宝”是每个女孩对第一个孩子的想法，其实它只是掩盖真相的一个面具。没有什么比让人看见一个麦当娜那样的女人怀抱着一个无助的婴儿更吸引人的了。人们所没看到的是每个人试图隐藏的东西：一无是处的中年女人，她唯一的贡献就是生产出了两三个普通乏味的公民，而世界已经挤满太多这样的人。
玛莎不仅认为这个世界“太满了”，她还坚持认为孩子是以自我为结果的。对贫穷家庭的多产的女人来说，孩子可能被认为是灾难，像“身边的敌人”一样。在科拉·沉岱尔的《艾伯塔与弗里德曼》中，穷困的年轻女作家艾伯塔怀上了她情人的孩子。她向她的艺术家朋友丽舍尔坦白道：
“只有今天我想我能让我的作品有所起色。”她也是在对自己说，“我有了强烈的写作欲望，不过是和以前截然不同的方式。”
“哦——”丽舍尔摆了摆手，“正是它发生的时候，正是当我们认为我们开始得到某样东西的时候，它就会来打乱一切……”
无论是本能的、心理的还是文化的，都会有种需求，一种与灾难同时到来的需求。艾伯塔开始注意街上带着孩子的母亲们。
她们找不到人照顾他们，他们从早到晚都让她精疲力竭。为了这些小东西，她只能忘记其他任何事情，把所有的精力都奉献给他们。艾伯塔的内心开始躁动了。她想：“我还没准备好，我还没干成任何事。我必须只为别人着想，甚至都不看看其他的方向吗？同时，她很吃惊地发现，母亲身边的小家伙们是如此之多。她本能地朝他们那幼小的、裹得紧紧的脸投以一瞥……”
终于，她看见了一位在流动演出帐篷里和孩子在一起的非洲母亲。这位母亲注意到艾伯塔怀孕了，默默地冲她微笑点头。
她第一次不带蔑视和冷酷地感到自己将成为一个母亲。即将到来的敌人是一个光溜溜的小家伙，只有她能依靠和信任。对他的无限柔情涌入她的心中和眼中……
自我保护和母性情感冲突的深奥性是可以被体验的——我就体验过它——非常痛苦的体验。体验的一部分就是生孩子的痛苦。
最终，经历了自己母亲毁灭性力量——无论有无正当理由——的女人，有可能担心自己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毁灭性。在任何情况下，分娩女人的母亲，无论是好是坏，是活着还是已经去世，都是萦绕在产房里的一个强大的幽灵。
三
在这个世界上，某种强硬的态度围绕在怀孕和分娩周围。没有任何地方理所当然地对待孕妇。她也许被看成是丈夫生育能力的证明，看成是对庄稼或男人的威胁，看成非常容易受坏人或其他邪恶影响攻击的对象，看成一种困窘，看成是药罐子。这些态度在分娩本身那里达到了顶点。不同文化中，人们对正常分娩和母亲在正常分娩中的反应的不了解，是由于以前女人总是很少观察女人的反应，并且男性人类学家总被排除在分娩之外，除非是允许男性（比如医生或牧师）介入的非正常分娩。尽管如此，在所有文化中，分娩的女人还是有许多共同的情绪反应。
格兰特雷·迪克·瑞德（GrantleyDick-Read）是提倡“自然”分娩的早期改革者，他在分娩的恐惧、不安和疼痛中，鉴定出一种动力。恐惧占了很大一部分。女人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首先是对未知的恐惧。她一直都在听人说“女人如何受苦”的故事。她也许亲自护理或看到过分娩。最重要的是，她会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变得充满力量，自然而然地收缩，几乎有被侵占的感觉。我们历史的多数时候，没有教女人把那些定义为“收缩”，产婆、医师、牧师和母亲把那些描述为“疼痛”，甚至描述为惩罚。女人也许会简单地认为是疼痛侵入了自己，而不把它看成是一种功能性的身体过程。不仅社会让她预计到痛苦，分娩过程的神秘也带给了她恐惧。弗里德曼（Freedman）和弗格森（Ferguson）对分娩的研究，除了以上的观点外，还包括了来自有可能“致残和死亡”或生怪胎的念头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总和对未知的恐惧紧密相连。
在许多文化中，人们相信分娩的妇女，就像怀孕时一样，极其容易受到神秘事物的侵害。这非常接近把分娩看成是一种疾病的观点。奈尔斯·牛顿引用了巴拿马的库纳印度人的话，他们“把生孩子看成是非正常的，所以母亲在怀孕期间每天都得到医生那里去，他们帮助她持续服药”。同样，在美国医院，经常像做外科手术一样接生，常常把它当成是医疗问题。
视分娩为不洁的观点非常广泛。印度的乡下接生婆们常常是“不可接近”的种姓，并且在印度的某些地方，母亲在分娩时和分娩后的十天都是“不可接近”的。同样，有报道称（在1951年），为了不把坏运气带给别人，越南的妇女在分娩后会被隔离很长一段时间。阿拉佩斯妇女在“满是排泄物和经血，喂猪的茅舍”里生孩子。在犹太人、基督徒和阿拉伯人中，从高加索山脉到南部非洲，都能找到对女人分娩后的净化。牛顿认为（和经期禁忌一起）产后的“不洁”也许至少减轻了女人的日常担子，并且是一个让她不受干扰，平静地专注于她和她宝宝的新关系。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也不得不以肉体厌恶为代价。并且在强烈的身体体验中，对自己身体的反感和怀疑并不是什么让人舒服的情绪。
最后，是性别负罪感的痛苦。在一些文化中，产妇会被强迫招供通奸行为。怀孕和分娩的性别内涵不仅可以导致怀孕期间的羞耻感和困窘，还能导致身体暴露在产室的负罪感。希拉·基辛格（SheilaKitzinger）认为，对生出怪物的恐惧，是“内心深处负罪感的具体化。女孩想惩罚自己，通过赎罪，通过从她自己的身体里产出代表她自身邪恶的怪物来摆脱负罪感。”女人性别的负罪感和身体厌恶再次不可避免地联系到了一起，成为世上巨大不安的源泉。
在文明和非文明文化中，都能找到这样的消极看法，这让分娩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都是一次痛苦的经历。根深蒂固的普遍观点是把女人的身体看成是神秘的，易受侵害或带来邪恶的。那些看法对她内心的影响，让她对分娩过程尽可能地无知，或让这一过程变成实际的风险和危险。当代的西方文化在许多方面也受到了这些看法的影响，并且用自己的方式对分娩期间的妇女进行隔离。
四
文明或野蛮社会中，对分娩痛苦的恐惧可能是（并且常常是）来自口头传说、警句、逸事，并且被文学性地进行了加工。当我还是个十二三岁的女孩时，我一遍又一遍地读那些反复描写分娩的小说，试图去想象实际的情形。我没有生孩子的影片或照片来启迪我，不过在我最喜欢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我找到了从吉娣·列文丈夫的角度，对她分娩的描述：
吉娣的脸发烧，显得很痛苦，汗涔涔的额上粘着一绺头发。她向他转过脸来，找寻着他的目光……
她说得非常快，非常快，还想笑一笑。可是她的脸色突然变了，她将他一把推开。
“哎哟，不得了啦！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快去，快去！”吉娣叫起来。于是他又听到了那种不同寻常的尖叫……
他站在隔壁屋子里，头靠在门楣上，听着从没听到过的惨叫和哀号。他知道这声音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吉娣发出来的……
他忘乎所以地冲进卧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丽莎维塔的脸。她的眉头皱得更紧，脸绷得更厉害了。看不到吉娣的脸。在原来是她的脸的地方，有一个样子紧张得吓人、有惨叫声发出来的东西……恐怖的叫声没有停止，越来越可怕，并且达到了顶点，接着突然安静下来……只听得低低的奔忙声、衣服的窸窣声和急促的喘息声，以及她那断断续续、富有生气的温柔而幸福的声音，低低地说：“全完了。”
《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公爵夫人在分娩的时候可没有这么幸运：
喊声停止了，又过了几秒钟。隔壁房间忽然传出一声凄厉的惨叫，不是她的声音，她不会这么喊叫。安德烈公爵跑到门口，喊声停止了，传来小儿的啼哭声。
一个女人跑出来，她一见安德烈公爵，就在门槛上犹豫地停下来。他走进妻子的房间。她死了，仍然像五分钟前他看她的时候那样躺着……
当然那些段落都是一个男人创作的，并且是带着父亲的意识创作的。
我曾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受到“生活真相”启蒙的年轻女人。我的母亲不像我许多朋友的母亲一样，她用易懂的话向我解释了性交和性的概念。但是分娩过程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我设想是婴儿的头通过狭小的阴道时带来了疼痛。那怎么可能不疼呢？我听说过用“产钳”接生，我把它想象成一个拽婴儿的时候能撕碎母亲的巨大装置。但是疼痛怎么可能在分娩结束之后立即消失呢？公爵夫人怎么可能就“仍然像五分钟前他看她的时候那样躺着”那样死掉呢？是什么杀死了她？一切怎么可能发生得这般迅速？在托尔斯泰对女人经历分娩痛苦的暗示中，有某种让人觉得非常恐怖的东西——“这声音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吉娣发出来的”……“一声凄厉的惨叫，不是她的声音，她不会这么喊叫”。疼痛袭来时，人们会被它完全控制或丧失人性。
除了仅有的几部小说中对生孩子的描述外（赛珍珠的《大地》是另一个来源），我知道我自己的分娩非常漫长，一直陪伴着我的母亲简直能称做“女英雄”。在我父亲的藏书室里，我偷偷瞄了瞄一本厚厚的、深红色书封的书：《威廉的产科学》。这是接生了我的医师写的一本教科书。在里面的图片中，我没有找到任何分娩的女人的脸，全是关于会阴、外阴切开术的。从中我认不出哪部分像我所有的，哪部分不像。我伸了伸懒腰，那被拉出的婴儿的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像许多年轻女孩一样，我简直无法想象我的身体经历了这样的大变动。
迪克·瑞德说有人告诉他，许多女人尖叫，并不是由于疼痛，而是由于对疼痛的恐惧。她们要求被全身麻醉，以逃避对未知的恐惧。盛行数世纪的产褥热，让死亡幻想在实际的统计上有了一个准确的、毋庸置疑的基础。即使是在母亲的死亡率很低的地方或阶段，一个母亲对她自己在分娩时死亡的幻想也有着很正确的隐喻。尤其是在父权制下，常常会牺牲母亲的生命来换得孩子，并且她作为一个独立生命的自治权，似乎也注定与这个她将要抚养的婴儿相矛盾。对那些对自己拥有希望、期待和幻想（尤其是当这些希望和幻想从未付诸行动）的女孩，天母的自我否定、自我毁灭角色（常常含蓄地与痛苦和压抑的怒火相联系）会宣判她们的“死亡”。对一个贫苦女人，或在经济上只能依靠自己的女人来说，一个婴儿的出生可以意味着另一种死亡——仅为生存而奋斗的新责任。
有另一种恐惧似乎是不可抗拒的：对变化、转换和陌生的恐惧。怀孕有可能被体验为自我消灭，就像一位欧洲妇女在日记中写道：
对我来说，镜子中自己的脸是那样陌生。我的个性模糊了。莫名的孩子气的强烈渴望向我袭来，还伴随着孩子气的反感。我向来是个冷静的理性思考者，但在那时，我的理智模糊了、分解了，泪水无能为力地流了下来，不是我的眼泪，而是另一个无助的、孩子气的人的眼泪。我同时成为了两个人。他在我肚子里活动着。我是否能用自己的意愿控制他的运动？有时我认为自己可以，但其他时候我发现他在我的控制之外。我什么也控制不了。那九个月是小心沉闷的，丝毫没有男人经历的充满信念、兴高采烈的时刻。那时我不再是我自己……然后随着一阵让我认不出是自己声音的尖叫，他出生了。
当然，并不是每个女人都感觉怀孕是“强加”给她的“陌生的事情”，就像这个女人用她自己所说的“平静、理智”感受到的一样。我们可以说她那时的大部分感觉都来自被她的本性隐藏和拒绝的部分。不过怀孕和分娩，的确宣告了每个母亲生活的巨大改变。甚至是放弃自己的孩子选择堕胎的母亲，在打掉孩子前，她也经历了无法逃避的生理和心理的变化。而选择做母亲的女人，会发现她的生活节奏和倾向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即使在最细小的事情上也如此。长期以来期盼着一个孩子的女人，会对成为母亲有许多幻想和渴望，但是她也必须从熟悉的世界中走出来，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而这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五
产钳和男性对它的垄断毫无疑问把一个新的男性医疗设施附加到了分娩上。佐治亚州的一位医师发现疼痛可以通过吸入乙醚来消除。很快，乙醚和氮氧化物被引入牙科。由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提议的麻醉方法，很快便盛行起来。1847年的苏格兰，詹姆斯·辛普森在一次接生中使用了乙醚，他发现即使产妇处于昏迷状态，子宫的收缩仍然会继续。他继续对减轻分娩疼痛的氯仿麻醉进行实验。神学的反对越来越强烈，牧师攻击麻醉为“撒旦的腐蚀，明显地取悦女人，但最终将让社会变得冷酷，并且让上帝不能及时听到那些真挚的求助尖叫”。解除对夏娃的诅咒威胁到了父权宗教的根基。女人在分娩中的尖叫声是为了上帝天父的荣耀。女性痛苦的缓解被认为是让社会变得“冷酷”，好像对痛苦的母亲来说（以圣母玛利亚为代表的谦卑的母亲和永恒的痛苦），唯一选择就只能是把男人盯成石头的美杜莎。
在反对堕胎者的说辞中，也能找到这一观点。他们把它扩展到大多数女权主义问题中。败血病让玛丽·沃斯通克拉芙特痛苦而缓慢地走向了死亡。在她死后，里查德·波尔威勒（Rev.Richard Polwhele）自满地评论道：“她的死指出男女的巨大不同，指出了女人的命运，患这种疾病的多数是女性。”
像男人一样，女人也认定女性的角色就是受苦，这与把女人当成母亲的概念不无关系。认为女人的被动受苦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观点，在历史上披上了很多种不同的外衣。不仅有夏娃和圣母玛利亚，还有后来像海伦·德琪（Helene Deutsch）所说的有被动性和受虐倾向的“正常”妇女。如果中世纪的妇女认为自己的每次分娩是为了偿还夏娃的罪过，那么19世纪中产阶级的妇女就可以在家扮演天使和受难者的角色，她的阵痛恰好确定了她的女性气质。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为我们提供了这一说辞的一个版本：
即将成为母亲的女人或是怀抱着她的新生儿的女人，无论是她们给婴儿喂奶，还是伸展她疼痛的双腿时，都应该异常小心并且充满爱怜。当街上那些流浪者出于同情帮助她那被逐出家门的姐姐时，光明的母性正封印在她身上。法律无休止地报复……让她丝毫没有机会乞求怜悯。礼拜仪式上庄严的祈祷者从生活加给她的严峻考验中带走了她的悲伤，并在她为难的时候，替她找到了借口。
一个女人一生的价值也许会随着她怀孕或分娩显露出来。那些拒绝成为母亲的女人，人们不仅对她们带有不信任的情绪，还觉得她们是危险的。她们不仅拒绝繁衍人类，还剥夺了社会的潜移默化的力量——让母亲受苦。直到20世纪20年代，人们仍确信：“女人在分娩中经受了痛苦，这种痛苦是她对下一代的爱的最重要元素之一。”
所以，1853年，维多利亚女王在生她的第七个孩子时接受了氯仿麻醉，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她统治期间的真正剧烈震动。她决定反对牧师和父权的传统，以及所有对女性的传统观点。由于她强大的影响力和威望，她的决定为产科手术打开了使用麻醉的大门。
也正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女人的身体变得更加禁忌、神秘，更加被怀疑为“挑剔和混乱的”，还有其他更无知的想法也比以前更多。男性神学建立起一种观点，认为女性对性的热情是种病态。“关于柔弱女性的神话”萦绕在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妇女的生活中。女性接受教育，被看成会让女性生殖器官萎缩，而女性的选举权被看成和“在每个国家设立疯人院……在每座城镇设立离婚法庭”一样可笑。阴蒂和卵巢切除手术实施于女人身上，这被认为可以减少她们的“麻烦”、“自杀企图”和“色情倾向”。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格兰、美国，对（上流社会）女人的公开“尊敬”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夸张的假正经。在分娩的开始，女人被摆放成切石术（仰卧的）姿势，被氯仿麻醉，身体变得完全被动。医师就像是在人体模型上手术。产室变成了一个手术的剧场，而分娩是场医学的戏剧，医师是剧中的英雄。
20世纪早期，大量的专门用于分娩的麻醉方法发展起来：“轻度昏迷”，一种吗啡和莨菪碱的混合物被广泛使用，直到它被发现对婴儿有很强的毒性。安米妥钠和宁比泰镇静催眠药被发现（缓解局部疼痛后）会引发失忆症。关于宁比泰镇静催眠药，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的女英雄在《瓶中美人》中说道：“我觉得它听起来就像男人发明出来的某种毒品。”局部麻醉的发展意味着女人仍能有意识地看着她的孩子出生，尽管她的腰部被固定着。斯裴特（Speert）和葛德玛哈（Guttmacher）在他们的教科书《产科手术》中承认：局部麻醉会延长分娩的第二个步骤，让“子宫迟钝……母亲没法进行主动的努力”，所以，为了让孩子能更快地出生，在没有设备的地方为医师提供产钳成为“必要”（并没有提到应该考虑到经验不足可能会造成永久性损伤的事实）。
六
在1940年，迪克·瑞德观察到恐惧和紧张能引起疼痛，他开始训练准母亲们，让她们放松、正确呼吸，让她们了解分娩的过程，并且通过锻炼让她们增加对肌肉的控制力。迪克·瑞德也强调了助产士应该冷静、并能给予鼓励，尤其是医师，应该表现为信心和安全感的来源，而不是不必要地干涉或促使分娩的人。他认为麻醉是可以使用的，但不能强加给不愿意接受它的妇女或是不分情况地使用。迪克·瑞德的研究会为后来者开辟了道路，他的许多评论至今仍有宝贵的价值。无论怎样，他对女人的态度在本质上是父权的：尽管对女人生产新生命的能力非常敬畏，他仍写道：“女人天生的依赖性”让她很自然地依赖于医生。他把分娩过程看成是自然的“狂喜”——“在生物学上，母亲角色是她的渴望，”他写道，“在分娩时，这种渴望最强烈。”对他来说，生孩子是女人的荣耀，是她生活的目的，她体验的高峰。除去恐惧，增添狂喜，分娩可以成为“自然”的事，即没有实质的痛苦。但是男性产科医师仍控制着所有局面。
三四十年代，一些苏维埃的产科医师开始在接生中应用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原理。俄罗斯的医生使用催眠方法，让产妇在催眠后的状态下顺利分娩。这导致人们关注“诱导”作为孕期训练的基础的重要性：“一系列复杂的条件反射将出现在孕妇身上，她们学习生孩子就像孩子学习阅读或游泳一样。”对疼痛的条件反射被改变了，新的反射出现。这种方法被描述为“口头麻醉”。巴甫洛夫观察到：
对人来说，谈话可以产生条件反射刺激，它就像其他任何刺激一样真实……谈话描述了成年人之前的所有生活。它与内在和外界刺激相联系，这些刺激可以到达人细胞膜，向它们传递信息，让它们去极化，因此它能唤起由实际刺激本身决定的所有那些生物反应。
1951年，法国产科医生费尔南·拉马兹（Fernand Lamaze）考察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产科诊所，在那里使用着“心理助产法”。他通过在他所就职的产科医院为冶金联盟的成员提供服务，把这一方法引进到了西方。拉马兹比迪克·瑞德走得要远，他强调女人应该积极地参与分娩的每个步骤，并通过有节奏地控制呼吸来帮助分娩。在迪克·瑞德鼓励“意识迟钝”第二步骤，拉马兹让母亲们保持清醒，让她们通过吸气、用力、呼气对助产士的一系列的口头暗示做出反应。苏珊娜·阿姆斯表明，不管怎样，拉马兹的方法“有不幸的副作用，女人从身体里感受到的分娩的自然体验，让它转换为被控制的分心”。“当她的身体处于严格的控制下”时，她与“身体分娩时的感觉、气味和眼界分离了。她受到过度地……控制……”
在英格兰，希拉·基辛格的“性障碍”法包含了更广泛的分娩概念，把分娩看成是女人整个存在背景中的一部分。她强调女人必须学会“相信她的身体和直觉”，并且了解她分娩是复杂的情感网络。基辛格坚持在身体和心理上进行分娩教育，让母亲愿意保持“自我、自控、选择的力量，主动做决定，积极与医生和护士配合”。她非常喜欢在家为产妇接生，通常还带着一个助产士。
她自己就有五个孩子。她明确地指出“产痛是足够真实的”。不过她也描述了分娩时阴道打开的感觉：并不是疼痛，而是一种力量，并且常常是愉悦的。她对女性事实情况的认识要比迪克·瑞德或拉马兹深远。但像其他讨论心理预防法的作者一样，她认为只有结了婚的夫妻才应该生孩子，并且丈夫应该出现在产室，成为妻子的精神依靠，他是产室里的重要人物。她也毫不犹豫地宣称：“生孩子的体验是女人生活的一个中心。”
更晚些时候，美国的许多团体兴起了迪克·瑞德、拉马兹和希拉·基辛格热。女人号召“带回我们的身体”，并开始了妇女健康运动。这两者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转向产婆，远离男性医师和非人性的医生。在60年代后期，开始有少数人在家生产，拍了许多非常年轻可爱的孕妇的美丽照片。照片上她们或是裸体；或是穿着花裙子；或是在乡间，就像被浪漫化的嬉皮士风格的大地母亲。贫穷、营养不良、被孩子父亲抛弃、不恰当的产前护理，这些影响了大多数产妇的因素却在那些书中被忽略了。“心理预防”和“自然”分娩法在美国中产阶级中颇为流行，但即使改革者们也认为一个女人的分娩体验与她的生活环境有关。法国医生皮埃尔·威雷（Pierre Vellay）说，在“正常”情况下（正常的骨盆、合格的体型、良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在分娩中女人可以不经历疼痛，假如她在分娩前没有对家庭、金钱和社会的不安……女人生育孩子的最佳条件是有一个有很多房间的光线充足的漂亮房子，足够的金钱和没有对未来的担心”。拉马兹承认“增加一个孩子确实会让一个房子狭小，丈夫没有足够收入的家庭感到不安……当一个母亲的未来很惨淡的时候，她担心孩子的未来是很自然的”。费尔斯通作为当代妇女运动的早期理论家，她怀疑“自然”分娩作为反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与整个妇女解放运动是否有些关系。这种怀疑是理所当然的。
尽管费尔斯通仅仅把分娩看成是纯粹的受害者的体验，但它毕竟是在父权制下的。“怀孕是野蛮的，”她宣称，“分娩是痛苦的。”费尔斯通没有全面地看到自然的怀孕体验和分娩的不同政治和情感背景，用这一肤浅的、没经过验证的观点抛弃了自然的母性。费尔斯通太过追求技术上的东西，以致她没能发掘出母性与感官享受，疼痛与女性的疏离感之间的关系。
理想上，女人不仅可以选择生育的时间、地点和环境，还可以选择是自然受孕还是人工受孕。理想上，创造另一个生命的过程应该是自由和英明的，就像一个女人或是驾着吉普车穿越国度的身体和精神之旅，或是进行一次考古学“挖掘”，或是选择干其他的事情。但是我认为我们不可能把这些观点带到未来，并实现它们，如果我们不审视那些阴暗的形象，那些夏娃的诅咒和母亲作为社会受害者的形象。这样做，是在拒绝我们自身那些迟早会跳出来的方面。
七
我分别在1955、1957和1959年生下了我的三个孩子。在全身麻醉下，三次分娩大体上来说都是正常的。在第一次怀孕时，妊娠反应让我出了许多麻疹，所以使用了一些药物。后来每次我都用的是同一个产科医生。和第一次完全一样的是，我感到被“惹恼”了。在我第一次怀孕时，我和我认识的许多女人都在看迪克·瑞德的《自然分娩》。我很怀疑他所宣称的分娩是让女人入迷和愉悦的经历。我只是感觉青春期时被分离的身体在经历一个很长的重组过程。那时，我的思想在一个地方，身体在另一个地方，肉体的享受，甚至是性当中的享受，对我来说都充满了疑问。我知道愉悦在字面上的意思，在音乐、观点、风景、谈话、油画中我能感受到它，甚至在迪克·瑞德的书里。不过在他书里，我更多地认为在“自然”分娩中，那是产科医师们感受到，而不是他所坚信的他的病人所感受到。我对他的理论还有些兴趣，不过从没有想过把它们用到自己身上。由于孩子与母亲身份的神秘和女人对它们的渴求，分娩对我来说就是某种必须经历的事情。
在那些年，与那些使用或尝试过迪克·瑞德方法分娩的女人谈话时，我总是带着愧疚。她们告诉我，“疼死了，不过很值得”，或“这是我整个生命中最痛苦，却又最让我心醉神迷的体验”。一些女人发现所谓的心醉神迷事实上就是剧痛，她们哭喊着要求麻醉。而另一些在产台上被非自愿地麻醉。那时，与现在的情况相比，一个女人对分娩方式所做的“选择”，更多的是她的产科医生的选择。尽管如此，在那些产妇有意识的分娩中，她们的注意力更多的是忍受疼痛上，而不是在积极地进行身体配合上。有时，我觉得我那三次无意识分娩是我作为一个女人的自我怀疑的另一个标志，因为“真正的”母亲是“那些醒着经历那一切的人”。现在我认为我对清醒的拒绝（经过我的医生的批准后实施的）和我朋友们经历的愉悦与她们克服的痛苦，都有一个共同根源：我们试图用一些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承受所谓的女性被动受苦的命运。我想，我们中没有人有真正掌握这一过程的意识。由于对自己身体的无知，在关于分娩的问题上，我们实际上和19世纪的女人没有差别（不过不像我们欧洲的姐妹们那样，我们中没有人梦想在接生婆的帮助下，在家生下我们的小宝宝。在美国，那是极度贫穷的人的命运）。
首先，我们是处于男性医疗技术之下的。医院的绝对权威，分娩被定义为一次急诊，身体与思想的分离，不管有没有麻醉，这就是我们生孩子的环境。唯一在场的女性就是护士，对她们的训练和安排，大大削弱了她们的女性温柔（我记得在我第三次生产后，在“康复室”醒来时，发现一个年轻的实习护士握着我的手时，我是多么地感激和惊喜）。被固定在一张小床上，迷迷糊糊地躺着；产室里传来其他难产女人的呻吟；那里除非是为了做骨盆检查或打针，“没有人来”，这就是隔离分娩的典型经历。孤独、被抛弃感、被禁锢感、无力、丧失人性，这就是在美国医院生产的女人的主要回忆。
不仅是在美国医院，科拉·沉岱尔的描述了在这个世纪初，她的女主角艾伯塔在巴黎医院生她的私生子的情形：
她坐在浴缸里，水没到她的脖子，她被上帝和人们抛弃了。他们关上门离开了，就像她可以应付自如。如果他们忘了她怎么办？如果在她安全地回到床上以前，疼痛再次袭来怎么办？怀着越来越沉重的心情她向门口张望。
他们在那儿！她舒了口气。
但那只是只拿走她放在凳子上的衣服的手，放下一件白色亚麻浴衣后，又关上了门。她叫喊着，没有回答。她是个囚犯，没有任何逃走的机会。
那些发生的事是不可避免的。外面，夜色笼罩着整个城市……很远很远的地方，在另一个世界住着她认识的，曾和她很亲密的人……无能为力，给她早期生活中留下了阴影。他们不会意识到当她被遗弃在这简陋的仪器、穿着白大褂的人和发亮的瓷砖墙壁之中时，是怎样一种苦涩。她被囚禁在那些东西之中，直到她分娩完毕，一个变成两个时，才能被释放。
人类学家布丽奇特·乔丹在研究跨文化的生育时，把美国医院的常规接生描述为：
所谓的为了母亲和孩子的最大利益，一系列复杂的操作都是在药物的基础上进行的……随便举几个例子：用药物引产，刺激分娩，常规护理中用镇静剂和药物镇痛。对产妇没有任何的心理支持；手术导致的羊膜破裂；例行的外阴切开术；常规的产钳接生和仰卧姿势。
乔丹是说分娩是一种“文化产物”，并且在美国总是无情地使用一系列相同的方法，没有顾及一些个别的特殊分娩。没错，为了避免损伤会阴，医生使用了外阴切开术，女人仰卧着分娩要比在产凳上坐着分娩，或（像宇卡坦半岛一样）在吊床上分娩，更容易受到损伤。产钳在仰卧分娩中，也使用得更频繁，因为那种姿势没有重力来帮助孩子出生。
八
分娩是（或也许是）一个女人整个一生的一个方面。她的一生由她从母亲身体中自己的出生，从她自己吃奶和被一个女人抱着的感受开始，然后是她最早的阴蒂性兴奋和由阴户产生的快感的察觉，她对自己的身体和它的力量与日俱增的意识，她的自慰，她的月经，她与自然和其他人类在身体上的联系，她与另一个身体的第一次以及以后的高潮体验，她的观念、怀孕，直到她第一次抱着自己孩子那一刻。如果我们不是以父权制的观点把分娩看成是一种生产，而是看成女性体验的一部分的话，不过那一刻也仅是我们生命过程中的一点而已。
分娩以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婴儿的照顾和与婴儿在身体上的联系，它们会对性事、排卵和月经以及性欲的频率产生影响。在怀孕期间，整个骨盆部位的血管分布动脉和静脉的总量）会增加，导致了对性敏感度的增强，大大地增加了高潮的密度和强度。怀孕期间，生理系统的荷尔蒙猛增，这不仅导致了新的血管脉络的增加，也增强了高潮中阴蒂的反应和肌肉的运动。生理学上，生过孩子的女人产生性快感的能力会增加，除非她的骨盆器官在分娩中受到了损伤，就像常常发生的那样。许多女人在生了孩子后才第一次经历性高潮，或者在哺乳期性欲增强。弗里达·弗罗姆赖克曼、奈尔斯·牛顿、马斯特和琼生等都记录过女人分娩时的性兴奋感觉。但既然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要女人成为母亲，丧失性能力，直到最近，女人在分娩中或给婴儿喂奶时的性兴奋也被感受到它的女人拒绝，或是引起她们的内疚。就像牛顿提醒我们的：“女人……比男人拥有更广的性愉悦遗产。”据社会学家爱丽斯·罗西的观察：
我怀疑越是由男人掌控的西方社会，性欲与母亲身份越是分离。男人为了自己在性方面的利益而限制女人与异性性交的性满足，尽管代价是减少了女人和孩子在心理上和身体上有价值的东西。
父权制社会对分娩的隔离和权力的分配不仅要求母亲受苦，而且剥夺了她们享受性的权利：圣母玛丽亚，处女，完美的贞洁。女人只被允许在生活中一些特定时间性交，成熟女人的感官享受，尤其是在她们变老的时候，被看成怪异、可怕和不当的。
如果不是男性文化硬要介入母亲身份和性欲，如果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性欲的形式和我们母亲或非母亲身份的条件，女人也许就可以达到真正的性的自治（与“性解放”相对），母亲应该有权选择怀孕的方法（生物学的、人工的或单性生殖的），分娩的地点，她自己的分娩方式和为她接生的人：产婆或医生由她来定，也可以是一个她爱和信任的男人，男女亲戚朋友，或者她另外的孩子。如果她真的渴望，没有理由阻止一个“亚马孙探险队”——仅由女人来接生的队伍，和她一起经历分娩的产婆和就是单纯爱着她的女人（目前，父亲是美国医院唯一合法允许出现在分娩现场和进入产房的非医护人员，即使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待在那里是合法的，但母亲愿意他待在那里的决定还是会不予考虑）。
不过不在医院分娩不是简单地意味着在家或在诊所分娩。分娩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设想各地有一个每个女人都可以去的中心，女人可以到那里讨论避孕和堕胎，做怀孕测试，得到产前护理，上分娩班，观看关于怀孕和分娩的影片，进行常规的妇科检查，孕期和产后那里有专业的医疗和咨询团队，包括一个安胎诊所。如果有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女人就能开始思考、阅读和讨论怀孕、生产、哺乳和照顾孩子的整个过程和母亲的身份转换，以及她们的整个人生。然后分娩也许可以成为我们公开的各种各样与性有关的事件中的一个：并不是一个关于性的必要结论，而是一种带领我们自己走出恐惧、被动和对我们身体的疏离感的体验。
九
我是给予我自己生命的人。在那心理变化过程中，当力量消失，努力结束时，会有一个“过渡时期”，我们在精神上，甚至在肉体上感到“骨子里的厌恶和冷漠”。在这样的时期，成千上万的女人向医生寻求帮助，她们成为他们用药物麻痹疼痛的顾客。这样的药物治疗也许可以消除不安和绝望，但它的代价是让女人脱离她自己的必要过程。不幸地，针对这种分娩，只有很少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精神助产士。而那些心理产科医生、药物贩卖者，那些让我们在心理上处于切石术姿势的人，仍然控制着心理疗法这一行业。
去呼吁寻求帮助与要求被麻醉“失去知觉”是不一样的，女人——包括肉体分娩与精神分娩的女人——需要去了解那种绝境和“转化步骤”的意义，去学会要求主动地照顾和支持，而不是“轻度昏迷”或麻痹。只要分娩在隐喻和现实的意义上，仍是被动地向男性权力和技术交出我们的思想和身体，那么我们与我们自己、与力量和与我们身体外部的世界的关系，将不会因为其他的社会变革产生多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