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蒋介石遵照承诺受洗
当时宋美龄答应蒋介石求婚的条件之一是蒋介石必须皈依基督教，后来在日本蒋介石也亲口答应要认真研读《圣经》，然后信奉基督。但是，蒋介石结婚后近3年，一直不大愿意接受洗礼。因为蒋介石从小受母亲影响，信奉佛教。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他并不相信上帝之说。
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后的头几年中，权力宝座并没有真正坐稳，各路诸侯也还没有收服，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也并不十分牢固，在这种情形之下，大张旗鼓地公开信奉基督教，在当时的中国政治环境下会对自己的政治生涯产生何种影响，一时也难以预料。
当初因为求婚心切，蒋介石行了权宜之计，暂时答应下来。但一说到受洗，就总是借口太忙，加以推脱。
宋美龄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平时一有空就向蒋介石灌输宗教思想，宣扬基督教义。宋美龄和蒋介石的生活作息不大一样，蒋介石习惯早睡早起，宋美龄相反，喜欢晚睡晚起，但为了帮助蒋介石修习《圣经》，有段时间宋美龄还特意改变了作息时间，一大清早6点多钟就起床，和蒋介石一起作祈祷，一同读经。结婚后第二年，宋美龄就把和宋家关系密切的上海卫理公会教堂牧师江长川请到南京，要他以其家庭老朋友的资格，劝请蒋介石接受基督教，若有可能，就为其担任洗礼。蒋介石不能明确拒绝，只好说：“我现在只读完《新约》第二遍，正开始读《旧约》，我要对基督教多知道一点，然后正式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
3人又继续谈了一会儿，江长川后来也只好表示赞同蒋介石的意见，建议他在自己出国的时候再熟读《圣经》，等将来自己回国后为他举行洗礼。
此后，发生了几件据说是促使蒋介石最终信基督教的离奇事情。
1929年12月1日，是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两周年纪念日。之前几天，蒋介石提议渡江到江边的野外度假兼庆祝，但是宋美龄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只能留在家里。1日当天，蒋介石正抓紧组织几路大军“围剿”冯玉祥的西北军，有好几个重要的访客需要接见，看样子一直忙到深夜才会结束。宋美龄一个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心绪不宁。等她迷迷糊糊入睡后，竟然梦见河中间有块巨石，在月亮照耀下，突然所有河水变成血水，血光漫天。宋美龄惊醒了，把梦境告诉蒋介石，但蒋介石听后不以为然，只是说她太紧张了，安抚一番后，两人再度就寝。
12月2日凌晨3点钟左右，隆隆的炮声把睡梦中的蒋介石夫妇惊醒。接着，卫士来报告：石友三叛变了，正在浦口用数十门炮轰击南京城。蒋介石夫妇原拟去度假的地方也遭到了炮击。
那个晚上两人再也没有合过眼。第二天清早，宋美龄给母亲拍去电报报平安。两小时后，宋老太太来了回电，附了《圣经》中的一句话：“敌人将会自动退去！”
原来，当时国民党内的反蒋派系改组派发动了“溧阳暴动”。事先曾策划由中央军校的一个航空教官驾驶教练飞机，准备在中央政治会议开会时，炸毁中央党部会议厅。但因当天天气不好未能起飞。石友三也参加了这次反蒋行动，他下令炮击南京后，发现城里没有配合行动，不敢孤军深入，就急忙退走了。南京又暂时安全了，蒋介石和宋美龄受了一场虚惊。上帝的话果然“应验”了！
石友三虽没攻打南京，但他却把沿浦口到蚌埠铁路沿线驻扎的蒋军第56师和第168旅全部缴了械，而北上讨伐冯玉祥西北军的中央军嫡系却一时无法调回，南京空虚，警报频传。
为了解除石友三的威胁，保卫南京，蒋介石想起了粤军将领卫立煌。但因为卫立煌不是浙江籍，也不是黄埔学生，所以一向不受重用。这个紧要关头，宋美龄写信给卫立煌的夫人，劝说他们前来帮忙。卫立煌虽对蒋的排挤抱有怨气，但反复考虑后认为这是重返军队、再建战功的好机会。于是，他说服了妻子，登车南下就职。经过数月的努力，卫立煌以粤军时期的老部下和黄埔学生为基干，组建了45师，驻扎蚌埠。石友三见状，马上把自己的人马撤离津浦路南段，移军河南商丘。
石友三退走后，没多久中原大战爆发。一次蒋介石被冯玉祥的军队围困在开封附近，四面几乎全被包围。危急中的蒋介石只好祈祷上帝解救，并声言此次得救后，定即正式信仰基督为救主。随后天降大雪，使得敌军无法进迫。同时，胡宗南的援军也迅速赶到，结果不仅蒋介石保住了性命，而且乘势反攻，转败为胜。最后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全面胜利告终，蒋介石打败了两个强劲的对手冯玉祥和阎锡山，总算又大体上实现了中国的“统一”。
对此，蒋介石暗感“上帝恩赐”，他认为这是上帝的安排。再加上当时宋母倪桂珍已病倒，很可能不久于人世，为了让宋母看到自己履行诺言，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便主动向宋美龄提出入教之事。在宋美龄的安排下，1930年10月23日夫妇二人携手回到上海。然后在宋家老宅，由从美国回来的江长川牧师主持仪式，在她父亲宋耀如的教堂里为蒋介石洗礼入教。那次的受洗仪式，除了宋庆龄不在场之外，几乎所有的宋氏家族成员都到场观礼，并且为蒋介石祝福。
工代赈此后，蒋介石每日祈祷礼拜，从不间断，并且在入教后，还常向下属大讲基督的“博爱仁义”以及西方信教的文明史。
当时蒋介石入教，并不仅仅是信仰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政治问题。明眼人一看便知，除了和宋家的其他家庭成员保持好关系，还有就是可以改善他在西方国家眼里的个人形象。因为宋家是全体信教的，蒋介石在财政方面倚重的宋子文和孔祥熙都是教徒，而且当时宋子文和蒋介石关系一直不甚融洽，蒋介石的信教对于改变宋子文的印象还是有点好处的。同时，当时的日本明显地表现出了对中国的敌意，蒋介石扫平了国内的反对势力后，迫切需要得到西方的美、英等强国的支持，来作制衡，而西方国家一直认为他是一介武夫，自己信教后就可以大大改善这个不好的形象。
当然也有不少西方人对于蒋介石皈依基督的动机表示怀疑，例如美国期刊《基督教世纪》就发表社评指出：各地的基督徒们最好不要把蒋介石皈依基督这项宣布视为是基督教在中国的胜利，因为没有“任何确凿无疑的迹象，说明中国在走向上帝的天国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篇社评最后指出：“在目前的中国局势中，还有其他一些因素……譬如，它明显地迫切需要外国的支持，尤其是以贷款形式给予支持……他们对经费的需要极为迫切，甚至不断有人传说可能会在官方或半官方的默许下恢复鸦片交易。”南京政府的领袖们鼓励“这位总裁采取这一步，必定已经考虑了非常直接和实际的好处”。
确实，蒋介石信教的功利目的是很强的，像中原大战的“上帝降雪”解救或许只是他的一个借口和解释。作为他的夫人，宋美龄当然很清楚蒋介石的心理和意图，所以她利用一切机会向她的朋友宣传蒋介石皈依基督的情况，争取外界对蒋介石的同情和支持。她不管走到哪里，都向外国传教士和妇女俱乐部的人士发表讲话，企图将外国的教会团体、传教士和外国的基督徒集聚到自己的身边。可见，蒋介石皈依基督，为宋美龄争取美国朝野人士对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支持，从而为美国在中国推行扶蒋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因为宋庆龄而分裂
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的逐渐磨合中，有一个始终无法达成和解的难题，就是宋庆龄。此时宋庆龄在德国参加反法西斯运动和反帝大同盟。她于1927年12月当选为这个联盟的名誉主席，又在一年零八个月之后再次当选。邓演达当时在柏林拟定计划，准备在中国成立一支新的第三势力，以此来取代蒋介石的国民党，也取代共产党。但是宋庆龄却倾向于依靠共产党的力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不久，国民党左派也采访了她，发表了《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文章。这让蒋介石更加怒不可遏。蒋介石曾经诱使宋庆龄回国，结束她的流亡生活。他主张把孙中山的遗体从北京附近的西山墓地移到南京紫金山的永久陵墓去。这是一个有利于蒋介石发展右翼政权的宣传行动。可是宋庆龄一点都不领情，她又是发表声明，又是进行演说，表明和蒋介石政府划清界限。这让蒋介石大为恼火，宋美龄也下不了台。
但是毕竟血浓于水，宋美龄决定给二姐写一封信，约她到南京公寓聚一聚。蒋介石知道后，很不客气地说：“夫人，你不要再护着她了，我要干掉她。”
宋美龄着急地说：“你胡说什么？她可是我的亲姐姐。”
蒋介石说：“可我对她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
“你那宝贝公子不也每天骂你，你为什么不干掉他？”宋美龄据理力争，“我跟你说，如果我二姐有什么意外，你也别想好过！”
蒋介石没有办法，表面上只得妥协了。但是私底下，他还是让戴笠向返回上海的宋庆龄寄去一个装着子弹的信封，恐吓她不要轻举妄动。
宋庆龄已经见惯了大风大浪，早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又怎么会被这样的威胁吓倒？她依旧支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积极和共产党联系。
蒋介石暗示戴笠升级行动。军统特务收买宋庆龄的贴身女佣未果之后，又想出一个新点子：通过车祸让宋庆龄住院，再把她给软禁起来。通过医护人员使她长期住院，不死不活地过下去。
戴笠向蒋介石报告了军统的方案：“我们想要选用一辆构造结实的德国小车，挡风玻璃换用安全玻璃，司机再穿上一件防弹背心，就基本上不会造成太大危险。这样派车紧跟在宋庆龄的车后，当看到宋庆龄乘坐的车子碰到红灯刚停稳时，便朝她的车后撞过去。因为只有在车停稳后撞上去，才能把车内的人撞伤，而如果在车行进时撞上去，可能把对方的车撞出很远，但车内的人不易受重伤，撞过之后，再马上把自己车内的制动器弄坏，这样驾驶人员在法律上负的责任就可以轻一些。”
蒋介石连连称赞：“可行，可行，只是谁来担任这个司机，你想过没有？”
戴笠说：“沈醉愿意执行这个任务。”
蒋介石沉思了半天，点头说：“可以。但是你们不要轻举妄动。等到都安排好之后告诉我，我下令你们再动手。”
一个月后，戴笠便从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那里弄到了一辆构造十分结实的德国小车，挡风玻璃也换成了子弹打不透的保险玻璃。沈醉预先开车在法租界里试行了好几次，认真观察宋公馆附近的路况和宋先生每次外出通常经过的几条马路。经过仔细研究，最后认定从她的住宅经环龙路、华龙路到霞飞路口等处下手最为适宜，因为法租界巡捕房内有特务处的人，出事后疏通也方便些。
而沈醉还没来得及采取行动，就传来一个消息：宋庆龄在坐车前往慰问爱国学生时，被一辆“的士”撞倒，宋庆龄受伤，被送往医院。
宋美龄听到消息，也不顾蒋介石正在开会，闯进了军机室，找到蒋介石就一顿教训：“你怎么能背着我对二姐下手？”
蒋介石见宋美龄来势汹汹，连忙解释：“我也不知道。我已经给杜月笙挂了电话，他说这件事也不是他策划的。我看纯属巧合。”
宋美龄说：“你们两个太把我当做小孩了吧？我要去找二姐，问问清楚。”
蒋介石摊开手说：“夫人，我真是冤枉。请你先回去，我们回家再谈行吗？”
宋美龄气狠狠地说：“你要是不交代清楚，你别想那么回家！”
说完，宋美龄就去医院看望二姐。
宋庆龄正在病床上写着什么东西，看到宋美龄进来，她略抬了抬头，却带着并不信任的表情，手里把稿纸紧紧攥住，收在了枕头边。宋美龄坐到病床边，着急地询问病情。当知道只是轻伤之后，她才放下心来，又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宋庆龄说：“那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学生领袖章士桐和另外二十八个学生一起被捕，需要我出面调停。我就按照电话上说明的地址出发了。没想到小聂开车刚进入闹市，就有一辆的士朝我们开来。幸好小聂机灵，把车逼到路旁停住了。可没想到刚住院，章士桐他们就来看我。原来他们被捕的消息纯属造谣！这是一个针对我的阴谋。”
宋美龄说：“这一定是杜月笙干的！我回去一定帮你讨个公道！”
宋庆龄轻蔑地笑了一下说：“恐怕你丈夫也有份吧？”
宋美龄的神色有些尴尬，但依然很坚持地说：“今天来之前，我还和中正吵了一架。他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我才不信。”
宋庆龄叹口气说：“事已至此，又何必认真呢？”
宋美龄劝道：“姐，你何必非跟自己过不去？你就答应跟他合作，不是会少了更多麻烦了吗？”
宋庆龄严肃地说：“如果孙中山先生还活着，他也会采取跟我一样的行动。现在的国民党已经变味了，我不能坐视不管。”
宋美龄见宋庆龄口吻强硬，只得另找话题说：“二姐，我刚来的时候，你在写什么？”
宋庆龄说：“我正在写一篇揭露国民党和青帮阴谋的檄文。”
宋美龄大惊说：“二姐，你何必这样？我保证蒋介石和杜月笙不会再对你下手了。”
宋庆龄平静地说：“我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更是为了所有的革命同胞。只要蒋介石他们的阴谋一天不被揭穿，暗杀的阴谋就会继续下去。”
宋美龄气得说不出话。她忍了半天，和颜悦色地说：“二姐，我们不谈政治。我以妹妹的名义，邀请你到南京一游吧。”
宋庆龄摇头表示不愿意。宋美龄只得在随从的陪伴下离开了宋庆龄的病房。宋美龄满怀期待而来，扫兴而归，心情十分沮丧。但是一母同胞，血浓于水的情感，让她对宋庆龄恨不起来。
戴笠暗杀宋庆龄的计划准备了一年多，最终却以计划取消而告终。原因还是蒋夫人宋美龄的强烈反对和坚决抗议。在宋家人看来，政治和家庭是分开的，就算政见再不同，家庭亲情的纽带不能断。
3.宋美龄勇救蒋介石
1936年，随着日军的进一步侵犯，全国关于抗日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九一八事变中被称作“不抵抗将军”的张学良在思想上也发生了转变。他私下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制定共同战略。他越来越觉得到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时候。
但是蒋介石却急于发动新的“剿共”，他决定亲自到张学良设在西安的司令部督促他们采取行动。但是他没有想到，张学良和杨虎城已经决定发动兵谏。
12月12日清早五点半，习惯早起的蒋介石正在沉思，突然听见门外传来枪声。蒋介石大吃一惊，接着是叫喊声和越来越密的枪声。三名侍从冲进来，劝蒋介石赶快逃跑。蒋介石慌慌张张的，没戴假牙，提起睡袍就往后门冲去。侍从们把他推上墙头，因为用力过度，他从墙上一下子就摔到了墙外。只听哎哟一声，蒋介石躺在地上不停呻吟。这时，枪声越来越近，蒋介石也不顾背和脚腕的扭伤，踩着满地的蒺藜和乱石匆匆逃跑。
院落里兵变还在继续，士兵们包围了骊山，把屋子里搜了个底朝天，过了快四个小时，直到上午九点，一组士兵在巨石后找到了一处浅小的岩穴。蒋介石躲在里面，已经筋疲力尽了。士兵们轮流把他背到了山下，等在那里的一辆小轿车把他拉到了司令部的大楼。蒋介石一瘸一拐地从车上下来，骂骂咧咧的不肯停歇。张学良连忙走上来，扶着蒋介石走进一间屋子，还请来医生对他进行治疗。
张学良、杨虎城联名通电全国提出八项要求：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中山的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宋美龄接到消息后，一下子就晕了过去。等她苏醒后，着急地问：“还有谁知道这个消息？”
孔祥熙马上说：“何应钦他早就得到电报了，故意遮掩着不告诉我们。要不是他身边有我的人私下递了个消息来，我们到现在还是被蒙在鼓里啊。”
宋子文说：“因为党内的政府要员已经跟随委员长去了西安，现在留在南京的数他位置最高。他一直对委员长就不服气，现在姐夫在西安出事，正好给了他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看他是要借刀杀人，所以故意封锁消息。”
一听到他这话，宋美龄抽泣着说：“不行，必须和平解决，千万不能打西安。子弹是不长眼睛的，万一炸弹落在华清池，岂不是要中正的命吗？”
宋子文安慰她说：“我们马上就召集临时紧急常委会，商量个办法出来。你放心，姐夫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
消息一出，整个南京城上空仿佛炸开了晴天霹雳。何应钦见风使舵，把中央委员都召集在自己的官邸，想要引导大家同意攻打西安。而宋美龄为首的一群人强烈要求和平解决。一时间会场上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戴笠的恩师，如今已经是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首先站起来发言：“张、杨大逆不道，为国法所不容，如果不立刻前往讨伐，国家将如何树威？政府将何以立足？我建议迅速派兵包围西安，只有张、杨的性命在我们手里，领袖的生命才有保障。”
戴季陶是国民党的元老，他一开始就发表了“主攻”的意见，这让何应钦等人欣喜不已。主和的宋美龄等人着急了，连忙说：“万一张、杨以委员长的性命相要挟，或者将他做人质怎么办？”
何应钦此时却站起来说：“诸位，我看应该马上派飞机轰炸西安，坚决讨伐逆贼。”
“对，应该出兵。”
“要给张学良和杨虎城一点颜色看看，叫他们不把中央放在眼里。”
宋美龄转头一看，附和何应钦的竟然是复兴社的老成员，蒋介石曾经信任的桂永清、贺衷寒、邓文仪等人。他们认为此次事变是中共指使张、杨干的，蒋介石生还的希望渺茫，因此急于重新寻找新的主子，就投到了何应钦的门下。
宋美龄是又急又气，她站起来大声疾呼：“轰炸西安是置中正于死地，我坚决不能答应。我这么做不只因为他是我的丈夫，而且因为他是国家的领袖，他要是有什么好歹，中国将陷入更大的混乱。”
可是在何应钦等人的强硬意见下，宋美龄一个女流之辈的声音是如此微弱。
就在场面出现一边倒的情况时，忽然戴季陶又站起来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说完又叩了一个响头，退了席。与会者都看见这一幕，特别是主攻的人知道戴季陶转了向，也不再提反对意见了。
宋美龄等人得到了难得的喘息时间，抓紧时间和西安进行联系。12月21日，随蒋介石去西安的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从西安带回消息，说张、杨只想让蒋介石接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请求，并无加害之意。宋美龄、宋子文决定跟随端纳去西安亲自劝说蒋介石答应条件。
宋美龄、宋子文、端纳、戴笠和一些随行人员同机抵达西安。宋美龄十分着急，不停催促着去见蒋介石。他们驱车进了城门，穿过僻静的小巷，终于抵达了蒋介石被软禁的小屋。宋美龄让其余人等在外面，先匆匆进屋，把一个小东西塞进蒋介石的手里。蒋介石把它塞进嘴里，这才抬起头来，吩咐其他人进来。他戴上的是一副备用的假牙。而这之前，他一直拒绝进食。
从第二天起，宋美龄等人就陪着蒋介石跟张、杨进行谈判。蒋介石在原则上答应了“八项主张”，但不愿意用文字写下来，只当着宋美龄和宋子文的面做口头保证。
12月24日，蒋介石和宋美龄等人获得自由，离开了西安。张学良自愿负荆请罪，送他们返回南京。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蒋介石的奉承者把他的生还说成是一次伟大的胜利。而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像作为“年度最佳夫妇”刊登在《时代》周刊一九三八年第一期的封面上。他们两个人在国际上得到了更多的影响力。
而蒋介石对张学良和杨虎城心怀仇恨。1936年12月31日上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别军事法庭宣判：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长官以暴行胁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权5年。1937年初，蒋介石又以张学良“勇于改悔，自行请罪”的名义予以特赦，名正言顺地把他扣押软禁起来。
而杨虎城的一家被诱骗回国后，一直被关押，直到蒋介石被迫离开大陆前，全家全部被杀害。
4.蒋氏夫妇的“新生活运动”
1934年，宋美龄同蒋介石到牯岭休养地度假。宋美龄在那儿见了一些正在休假的英美传教士。传教士们认为蒋介石虽然“控制”中国相当大的地盘，但是并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和理念传播到老百姓中间。如果南京想要取得外国政府的支持和贷款，就必须先有明确的社会福利纲领，以便在中国的外国人能有好的印象。
宋美龄向蒋介石转达了这一要求。夫妇两人商量后，邀请传教士们一起拟定了一个中国“新政”的事实细则，被称为“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名为“新”，实则“旧”。宋美龄先采用中国的四大美德“礼义廉耻”，再添上美国人熟悉的生活规范：“吐痰在地，在所禁忌；行路走动，安全第一；举止稳重，步武整齐；走路靠左，上车莫挤；窗牖多开，通光通气；捕鼠灭蝇，习劳勿逸；漱口刷牙，黎明即起；饮食养生，莫恣油腻；互救灾难，和洽邻里；端其视听，走路莫急；小孩清洁，零食勿动；厕所厨房，净扫仔细。”
宋美龄宣称：“一个人只有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能进入新生活。”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举行的扩大总理纪念周上，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演讲，宣布“新生活运动”开始。随着蒋介石的宣布，“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于南昌成立，蒋自任会长，7月1日改组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宋美龄则为妇女委员会指导长，并成为“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推动者和倡导人。“新生活运动”是要改造全民的生活，而妇女是家庭的中心，宋美龄乃大力鼓吹妇女为改造家庭生活的原动力，她向全国女性呼吁：“知识较高的妇女，应当去指导她们的邻舍，如何管教儿女，如何处理家务，并教导四周的妇女读书识字。”但她也承认：“中国的妇女，非但多数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大半还仍过着数百年前的陈旧生活。”
宋美龄推行“新生活运动”（当时简称为“新运”）是不遗余力的，开会、撰文、宣传、演讲、督导和接受国内外媒体访问，忙得不可开交，但也满足了她的成就感。事实上，“新生活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乃是美国基督教会的参与，但为了显示这是一项“纯中国人的运动”，教会的色彩也就被刻意冲淡。
中国人一点也不喜欢这一套，而外国人却大加赞赏。中国官员深知讨好委员长夫人的重要性，纷纷给予支持。过度热心的军事指挥家们，急于赢得夫人的好感，派出了恶狠狠的执勤队，碰到吐痰的、拖着鞋子走路的、在饭馆吃饭喝酒的，吃饭铺张浪费的，都被拖到街上挨上几棍子。化着妆或者穿戴稍微时髦一些的姑娘们被无礼地在皮肤上用红印泥盖上“奇装异服”的字样。新生活的口号醒目地刷在小胡同的墙上，用大字公布新闻的招贴充斥各处。
一些实际的方案也在施行，包括公共卫生、铺建排水系统、改善供水系统等等。葬礼被禁止铺张，而集体婚礼被广为提倡。中国传统的迷信活动受到抨击，包括烧香、放鞭炮和烧纸钱等。甚至连每日洗脸洗手几次，怎么做饭都有相关的规定。
抗战爆发后，“新生活运动”很自然地演变为战地服务、伤兵慰问、难民救济、保育童婴、空袭救难、征募物品和捐款等等与战时支援有关的活动。雷厉风行推动的“新生活运动”，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已呈后力不继之势。
过度宣传最容易导致形式主义的出现，“新生活运动”期间所产生的许多笑话和虚伪作假的乡愿风气，逐渐成为“新生活运动”的最大败笔。
一向同情宋家姐妹的美国作家项美丽说，“新生活运动”后来变成了全国性的一场不大不小的笑话。中国近代外交家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黄蕙兰在其回忆录中说，中国驻外人员常有外遇而导致婚变，故在抗战前外交界即戏称“新生活运动”（New Life Movement）为“新妻子运动”（New Wife Movement）。
冯玉祥将军批评说：“这十几年来，年年到了‘新生活’纪念日都要开会的，有好多次找我去讲话。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表示出一种很守规矩的样子；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24圈麻将的、推牌九的、押宝的也都是这个样子。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8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60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要是这些违反所谓‘新生活’的故事，若是发生在离蒋介石远的小官身上，蒋介石也可以装不知道，而这些事都是发生在离蒋介石很近的文武大官身上，这还能装不知道吗？”冯玉祥又说：“……那些书的名字，什么‘新生活’与军事、‘新生活’与政治、‘新生活’与这个与那个，几十个名堂，事实证明是什么？政治是腐败的，军事是无能到极点，经济是贪污到极点，文化是摧毁到极点。实行‘新生活’会有这个样子？”
宋美龄自己本人虽然推行戒烟，但是她对于加薄荷醇的英国香烟上瘾，就在私底下一根接一根地抽。上行下效。可见“新生活运动”的成效了。宋美龄把推广“新生活运动”当作其政治事业来看待，试图使国人在生活习惯和精神上“脱胎换骨”，不要让西方人“看不起我们”，并借此让国人知道蒋夫人关心大家，其出发点不能说不正确，其用意不可谓不好，但是，这场运动的背景是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和贫穷的广大众民，再加上推行的方法不得当，宋美龄领导的这场运动就像许多运动一样，很快地走进历史而成为明日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