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赣南专员踏上从政路
七七事变发生后，战争的烽烟从卢沟桥刮向全国各地。满腔热血的蒋经国不愿意继续在溪口老家闭门静养、安心读书。他迫切地想要加入到社会活动中，出一份力。他写信给蒋介石，表示：“中原板荡，志士怀心。国家民族，已临生死时刻，儿决心为国出力，即使条件最坏，也可以试一试自己的身心和勇气。”
蒋介石此时也认为到了该让蒋经国出去活动活动的时候了。现在蒋经国已经经过了足够长时间的反思，脑子里的“苏联思想”也被蒋介石洗掉了不少。他希望能够让蒋经国多积累一些政治资本，在实践中再进一步进行磨砺，为他之后的接班做好铺垫。但是蒋介石却没有决定该让蒋经国去哪儿。如果直接让他平步青云，一定会招来人们的非议。但是太底层的工作又不能起到扩大影响、积累经验的作用。就在这时，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主动提议蒋经国到自己管辖的江西去工作，蒋介石也就顺水推舟，把这个费神的问题交给他去安排。
熊式辉很懂得猜蒋介石的心思，但也不愿把蒋经国一下子就放到有实权的位子上。因为如果给他有实权的职位，这位“太子”到时在旁指手画脚，自己这个省主席的权力难于自行运作；而职位偏低了，蒋家父子肯定不悦，将会对自己不利，影响自己官场的前程。思来想去，再三权衡，熊式辉为蒋经国安排了一个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的职位。蒋介石听了熊式辉的安排很高兴，保安处副处长虽是个虚位，但却是个少将军衔。只要熊式辉将儿子的军衔定在将官上，那么日后他想提拔儿子便轻而易举。蒋经国自己也很满意这个职位，终于可以摆脱枯燥乏味的学习生活，走上热火朝天的社会大舞台。
就这样，蒋经国于1938年初，离开溪口，到江西南昌任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启动了从政的脚步。
蒋经国到江西任保安处少将副处长不久，熊式辉又给他加封了几个官衔，让他兼任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少将总队长，旋即再让他兼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少将处长，到临川去训练保安团的新兵。在蒋经国身上竟然没有任何官二代的习气，无论什么事情都是身先士卒，亲力亲为。
在政治讲习院期间，蒋经国跟学员们同吃同住同上课，星期天赤脚挑粪桶下水田，顶着炎炎烈日帮农民施肥。该讲习院的教员大多都是留学欧美的高级知识分子，都对他心悦诚服。
1938年冬，蒋经国前往重庆参加“中训团党政训练班”二期受训，获取了“中训团”的文凭。蒋经国拿此文凭，就有了“名正言顺”的晋级理由。回到江西后，熊式辉把他派到了江西最边远的赣南，任第四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虽然有实权，但颇有点“山高皇帝远”的意思，仍旧避免和蒋经国正面起冲突。
当时的赣州，确实是个很难收拾的烂摊子。赣南古时是进广东的必经之路，又盛产钨矿和蔗糖，广东军阀对此很是垂涎。赣南成了共产党的中央苏区后，蒋介石“剿共”心切，亲到南昌坐镇，将行营设在百花洲。为了进行秘密“剿共”，蒋介石将广东军阀陈济棠所部余汉谋的一个军调进赣南。蒋介石的这一举措等于引狼入赣，除了军政大权，财政税收、工商交通大权全部揽入广东军阀的手中，尤其是钨矿，更为广东军阀所垄断。实行二次国共合作后，不需劳他们的大驾了，可“请神容易送神难”，军队撤了势力还在，赌场、妓院、烟馆大张旗鼓地开放，无人敢动，否则谁要是捅了马蜂窝，就得吃不了兜着走。
熊式辉这次让蒋经国出任赣州专员，面上迎合了蒋经国愿意到艰苦困难之地锻炼的心理，而实际上，是利用蒋经国当今“太子”的身份和他在苏联所学的名堂来“对症下药”治理赣南这个乱摊子。赣南各派势力倾轧厉害，任何一派当权都难以控制局势。而蒋经国有“特殊”的背景，派他去当专员，可能就会将那群地头蛇制服。这样，就可以解除他熊式辉的身边之忧，除掉他的一块心病。
而蒋经国，确也不负熊式辉所望，到赣南任专员后，的确是轰轰烈烈地表现了一番。他马上提出“除暴安良”的口号，并派宣慰团将这句口号加上“大公无私”四个字，写到城墙上。接着，就针对当时赣南腐败的社会风气，下令：“禁毒！禁赌！禁娼！”
蒋经国初始上任，这群形形色色的贪官污吏并不买他的账。但是蒋经国却毫不留情，不管犯错的是官太太还是公子哥，该押去运动的送往劳改，该枪毙的绝不手软。终于赢得了所有人的顺从，也赢得了老百姓的民心。
蒋经国又根据在苏联学到的“先锋模范作用和联系群众”的观点，在任内是“廉洁自律，勤政亲民”，也捞取了好的名声。
蒋经国从苏联回国直至1940年5月，他还没有加入任何团党组织，是个“自由人”。1940年6月，蒋介石召他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期受训1个月，方取得国民党员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员的资格。从此他在三青团的地位迅速上升。7月，被任命为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8月，又被指定为三青团江西支团筹备主任。在蒋经国到江西前近三十年中，几乎没有什么做官的经历和经验，更不了解官场的黑幕。到江西、赣南后，他的职务虽有高有低，但涉及党政军经团各个方面。通过这些任职，对国民党的现状有所了解，掌握了国民党中下层工作的经验，正如其父蒋介石所说：“你如有意于政治基本工作，则可先从县政，多得社会经验，做一番工作，则以后对政治，当更能认识也。”也就是说，蒋经国与其他国民党军政要员相比，多了一个中下层工作的经历，为他日后大刀阔斧地从政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赣南的6年，是蒋经国日后发迹的起点，也是蒋经国一生的辉煌时期。于公，他赢得了好的政治名声，获取了政治资本；于私，他开办了两起“青干班”，为自己培植了一大批亲信和嫡系干部，为日后进一步从政积蓄了力量。
2.清纯秘书一见倾心
蒋经国任赣南行政专员时间不长，雄心大、魄力强，准备大刀阔斧整顿吏治、民风，一时间在社会上造成不小的反响。许多有志青年纷纷涌来，表达愿到蒋经国麾下效力的意愿。其中有一个叫章亚若的女子，毛遂自荐写了一封求职信，递到了米汁巷1号的专员公署传达室，引起了蒋经国的注意。
蒋经国读了好几遍这封信，他惊讶于信中笔迹清秀的蝇头小楷，却传达了十分坚定和独立的追求；婉约动人的文采，表达了坦诚的信念和对事业的热爱。蒋经国重复了几遍“章亚若”这个名字，本想要亲自面试，但是由于当时新官上任三把火——禁烟、禁赌、禁娼——刚点燃，诸多事情需要他亲自出面处理，于是他就让主任秘书徐君虎接待一下章亚若，了解一下情况。
章亚若1913年生于南昌，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她从小性格刚毅，办事有主见。两个姐姐远嫁之后，她就成了孩子中的领头羊。她也是南昌城里有名的漂亮姑娘，圆圆的脸庞，面孔白净，眉目清秀，穿着打扮都很时髦，颇像杂志上的封面女郎。1928年章亚若在父母安排下嫁给了唐英刚，生了两个男孩，从一个活泼浪漫的少女转变成一个风韵成熟的少妇。
但是章亚若并不满意自己的丈夫。她自己足蹬高跟鞋，画眉卷发，身着合体的新款流行服装，敢于尝试社会上的各种新事物，是一位赶浪潮、开放型的女性。为了排遣寂寞，她到南昌高等法院上班，和社会上各种朋友都有来往。而唐英刚与妻子正相反，为人拘谨保守，服饰装扮与言谈举止都保留着传统士儒的风范，温文尔雅，书生气十足。新旧时代的交替，并没有影响到他的性格，他仍与外界格格不入。章亚若受不了这个懦夫一样的男人，索性搬回了母亲家，分居生活。但是唐英刚死要面子，怎么都不肯去她娘家求她回去。章亚若就写封信劝唐英刚和她离婚。
思想传统的唐英刚收信之后自尽而亡。23岁的章亚若成了一个有着两个儿子的年轻寡妇。照现在的观点来看，唐英刚有抑郁症的症状。但是在那个连人命都常被轻视的年代里，又有谁会关注心理上的问题呢？
1939年初，日军侵略者攻至南昌城外，26岁的章亚若带全家老小十几口南下赣州避祸。她很快就听说了蒋经国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事迹，对他的勇气和魄力很是钦佩。于是鼓足勇气写了一封求职信。没想到很快就接到了面试的通知。她兴奋地刻意修饰了一番：身着紫色碎花旗袍，脚穿一双精致的白色半高跟皮鞋，满头大波浪卷发就如同时髦的电影明星一样。
没想到这么前卫的装扮在徐君虎眼中的印象却不好，徐君虎一眼就认定章亚若是一个爱漂亮却没什么能力的花瓶。章亚若也察觉到徐君虎对她的态度不冷不热，干巴巴地像是在履行公事。所以当徐君虎有些轻蔑地问她有什么特长的时候，章亚若沉思了片刻，摇摇头。
徐君虎真的以为章亚若什么都不会，便向蒋经国做了汇报：这个女子工作经验有限，无突出特长，又好打扮，难以在专员公署里安排职位。蒋经国似乎不太相信，他重读了一遍章亚若的求职信，认为她文笔和书法都很出色，至少可以安排到公署图书馆整理书报资料。徐君虎奉令照办，于是章亚若开始正式到专员公署上班。
蒋经国第一次见到章亚若，就不由得在心里喝了声彩。原来，章亚若聪明地听取了徐君虎的意见，把一头大波浪齐耳根剪了，身穿朴素的丹士林旗袍，脚穿白袜黑圆口皮鞋，犹如一个女学生一般的清纯素雅。章亚若对蒋经国也十分好奇，她没想到蒋介石的儿子竟然做那么朴素的工人打扮，裸露的皮肤上布满了艰苦的磨难所刻下的沧桑。她非常欣赏蒋经国的男人味，立刻努力地投入工作。
章亚若对于整理书报资料的工作做得极认真仔细，她每天在灰尘和书报堆中爬来爬去，把长时间以来堆积的资料分门别类的整理好，为公署的专员和其他人使用提供了方便。有时工作投入，会忘记了时间和周围人的存在。这份工作烦琐而劳累，平时都没有人愿意做。章亚若一个文弱女子能扛起这份工作，让原本不看好她的徐君虎都刮目相看。
在其他方面，章亚若表现得也很出色。当时，赣州市城内经常响起空袭警报，每次日本飞机来袭，总是一番狂轰滥炸，直炸得满目疮痍，一片废墟，死伤无数。专员公署组织了一个救护队，由公署成员义务加入，专门帮助民众处理空难救护及善后事宜。章亚若主动请求加入到救护队的行列。她随大家一起出入火海，在硝烟弥漫、残垣断壁中抢救被炸伤砸伤的人们。她在南昌做过救护工作，包扎伤员，动作熟练利索；抬送伤员跑前跑后十分热心。那身公署的工作服——灰色的军便服不知叫汗水湿透又叫烟火烤干了多少次，结了盐霜沾上了血迹和尘土她也不在乎，原本漆黑的秀发叫火苗烧燎了，白皙的脸盘被灰垢汗水污染成大花脸，她也浑然不觉。
蒋经国暗中观察章亚若，发现她是个深藏不露的全才。她跳舞、打球、烹饪、样样都很拿手；作诗填词、琴棋书画，也略通一二，蝇头小楷娟秀妩媚，用起排笔不逊须眉。她还有一绝，论起京戏的青衣角色称得上做、念、唱、扮俱佳。了解她的，都夸她是位多才多艺的佳人。一天，蒋经国找到章亚若问她：“亚若，这两个月我注意到你变了，变得朝气蓬勃，明快自信，大家对你的工作也都很满意，抗日动员委员会需要个精明能干的文书，我想安排你去干，你意如何？”章亚若立即点头应允。她发现蒋经国注视着她的眼神是那么的火热，心里不由得涌起一股奇怪的暖流。
不久，蒋经国又把章亚若送到设在赣州效外赤株岭的“三青团江西团支部干部训练班”学习。章亚若没料到在这个赤株岭还有一片净土，真正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蒋经国亲率他们这些学员学习锻炼，寓教于乐，收效甚大。参与其中，章亚若仿佛又找回了中学生时代的感觉。也就是在这段时间，蒋经国与章亚若有了越来越多密切接触的机会，两个人同出同入，连局外人都可以看出他们的目光交流，言语对谈中都有一些不同寻常的暧昧。
“青干班”学习结束，返回公署，蒋经国便将章亚若分配到专署秘书室工作，主要帮着蒋经国处理与工作有关的事务，如蒋经国接见民众时的记录，陪同蒋经国察访民情，搜集整理各类信息资料，接送官员等等，实际上就是蒋经国的专职秘书。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蒋经国与章亚若无论私事、公务，几乎是形影不离。
3.秘密恋情走向公开
蒋经国在赣南的形象是靠“赣南新政”树立起来的。在当时，他的举动的确赢得了一班热血青年的真心敬佩与拥戴。但是，由于蒋经国的特殊身份及早年在苏联时曲折坎坷的经历所塑造出的喜怒无常的冷僻性格，虽然也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称兄道弟、谈古论今，但是真正能够令蒋经国不戴面具、解除防备、纳入自己的内心世界，共品不可对外人张扬的喜怒哀乐，并以真诚相见，视为心灵慰藉的红尘知己，只有章亚若一人。
其实蒋经国并不是一个感情随便的人，他对蒋方良和子女都是十分爱护和珍惜。而章亚若也知道蒋经国有家庭，不该充当第三者，破坏他人的家庭。但感情就如同汹涌的潮汐，一旦扑上岸，会将过去的痕迹抹灭。
蒋经国不自觉地会将章亚若和蒋方良进行对比，蒋方良勤劳温柔，善于持家，在俄罗斯那个冰天雪地的地方，她的爱如同一团炉火，温暖了蒋经国的心。而章亚若不仅相貌秀丽端庄，而且她有对革命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她身上源源不断迸发的热情和能量也鼓动着蒋经国，有助于他的事业开展。相比起来，蒋方良就是一个只能够在家庭和生活上给他照顾的女人，曾经的爱情慢慢转淡为亲情，而新的爱情又在章亚若身上燃烧。
而章亚若又是个纯粹的东方女性，与蒋经国有着一样的血脉，更方便交流和沟通。在蒋经国的心目中，章亚若似乎比蒋方良更完美，两人的内心世界更接近，所以对她产生了爱恋。
而章亚若一直就是个敢于冲破旧的礼教，追求个性解放，具有新潮意识的女性。她欣赏蒋经国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非凡的魄力、才干，对其由开始的钦佩、好感转为爱恋。两人也曾用理智压抑自己，但是最终还是情感占了上风，没有从这婚外恋中拔出。
虽然两人都想要保密，但是热恋中的人，眉梢眼角都满溢着爱情。章亚若刚进赤株岭“干训班”学习，蒋经国就亲自安排三青团大队长欧阳钦和公署王修鉴共同陪送，当时就引起敏感者的关注，猜测出其中的微妙。
蒋经国将在俄罗斯痛饮伏特加的习惯带回了中国，经常约三五好友把酒言欢，不醉不归。但是自从饭桌上加入章亚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每当秀气的章亚若轻言婉语，笑盈盈地低声劝蒋经国为健康着想，少饮酒时，蒋经国不但不恼，反而依言放下酒杯，不再喝了。那些同仁们看到这位赣州民众眼中自信、独立的钢铁强人，竟然在章亚若的浅笑轻语下变得这样服帖顺从，就不难察觉出两人的微妙关系了。
章亚若当时住在赣州城江东庙附近的一幢旧式宅院里，几乎每隔一两天，蒋经国都会在夜幕降临后造访章家，用餐，甚至是过夜。偶尔蒋经国还会请一两个朋友作陪。当然他们也绝不敢乱说什么。
关系发展到如此密切的程度，章亚若感觉到周围的风言风语。原本她并不奢望从蒋经国那里得到什么，但是当她意识到她已经没有其他路可以走的时候，她只能问蒋经国打算怎么做。蒋经国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他对章亚若郑重承诺，将来会选择适当时机，偕同章亚若去溪口探望生母毛福梅，让毛福梅认同他们两人的关系，给章亚若一个正式的名分。章亚若对蒋经国的这个“打算”很是感动。然而，天不遂人愿，章亚若在赤株岭的“干训班”学习还未结束，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却在溪口遭日本飞机轰炸遇难。毛福梅的猝逝，彻底断绝了章亚若拜见毛福梅，以寻求公开她与蒋经国之间恋情的希望。
可能是出于对章亚若“身份”无法公开的一种补偿，蒋经国虽然未对外正式承认他与章亚若的恋情，但他毫不忌讳在亲朋好友面前带着章亚若出双入对。蒋、章之间私下的称谓是蒋为“慧风”章为“慧云”，充满浓浓的爱意，双方都陶醉于欢乐的情感中而无法自拔。
就在蒋经国同章亚若旁若无人的享受恋情之时，蒋介石也从手下的报告中得知了蒋经国的婚外恋，便想叫儿媳蒋方良来重庆探亲，趁机了解一下儿子这方面的情况。由于蒋介石作为公公不便对儿媳谈及此事，便让宋美龄出面找蒋方良落实此事。
蒋方良到重庆后，宋美龄依蒋介石的旨意，向蒋方良做了了解。此时的蒋方良是一肚子苦水，她也真想向婆母一吐为快，并且也可求得婆母的帮助，但最终还是克制住自己，只字未提丈夫的不是。
此时宋美龄看到蒋方良泪眼汪汪，就已明白所听传闻都是真的，便对她说：“我们已听说经国背着你和女秘书明来暗往，闹得满城风雨。有话你只管讲，一切都有我为你做主的！”
听了宋美龄的话，蒋方良苦涩的泪珠夺眶而出。她对宋美龄说：“我不能背地讲经国的坏话。我对他们之间的事情不很清楚，我又怎么能在背地中伤自己的丈夫呢？作为一个女人，我能够保证一辈子不背叛丈夫；可是任何一个女人也不能保证丈夫不背叛自己。如传闻当真，我相信经国也是一时糊涂，将来一旦清醒会重温我们的过去。我们是患难的深情，他总会想起来的。”
蒋方良的一番话，更加深了宋美龄对她的同情和爱怜。于是她对蒋介石说：“这次方良到重庆来，我才真的感到经国当年在俄国是有眼力的！方良有此美德和人品，可是你委员长的福分呀！”作为当时的中国第一夫人，宋美龄口中很难赞美一位除她而外的女性，而此时对蒋方良做出如此评价，确令蒋介石吃惊，他对自己那位比东方女性更贤淑、更温顺的儿媳，从心底滋生出敬佩与怜爱。
于是蒋介石一纸电文，将儿子召到重庆。
作为父亲的蒋介石，他对长子蒋经国寄予了无限的期望。他心中一直有一个关于“蒋家王朝”的构想，希望当他没办法继续执政时，长子蒋经国可以接过他的班，继续他的施政纲领。现在蒋经国正在进行从政实习，是打基础的时候，如果在此时就沉溺于女色，不顾影响，将来何以能成大事？他一见到蒋经国，就气愤地说：“你娶了一个俄国妻子已经是全国皆知的事，怎么可以再跟别的女人乱来。简直有辱蒋家门风。我绝不会认可你的。”
蒋经国着急地声辩：“父亲，你没有见过章亚若，怎么就能否定我的选择呢？”
蒋介石拍着桌子说：“我是没有见过他，可是我见过方良。我问你，方良有什么不好？论贤德，她不输中国的女人；论品行，她比你要孝顺；论忠诚，她与你结盟于水火，不计贫贱，并万里迢迢随你来中国；她还为蒋氏门庭连生三子，这些都是她的功德。你怎么能没有良心抛弃她而另寻新欢呢？”
蒋经国着急地说：“父亲，那母亲有什么错呢？你怎么会抛弃她另娶了宋美龄呢？您对自己的事可以容忍，为什么对我的事情就不能理解呢？”
蒋经国的话刺疼了蒋介石，他气得脸色铁青，挥动着拐杖对蒋经国说：“当年我和你娘离婚再结婚，那是革命的需要！如果没有你继母宋美龄对我多年的支持，没有她在关键的时候替我到美国求援，我的革命大业就根本成功不了！你和章亚若结婚同方良离婚难道也是革命的需要吗？”
这番话听得蒋经国哑口无言。蒋介石又趁热打铁地说：“你的身份不容许存在感情二字，婚姻得服从政治。儿女情长，又岂能成其大事？如你能在赣州摆脱那个章姓女子便罢，如还与她明来暗往，我就下令给熊式辉，将你调出赣州！”
蒋介石的这招确实灵验，蒋经国再怎么痴迷，他也决不会为女子而放弃美好的前程。何况他在赣州已打开局面，人们有口皆碑，他怎么会舍得离开呢？到这个关口，蒋经国赶紧向父亲表示承认错误，愿意断绝同章亚若的关系。
4.桂林待产离奇丧命
从重庆回到赣南，蒋经国处于极度的苦闷中。他虽然在重庆当着蒋介石的面保证与章亚若断绝关系，可回到赣州，当章亚若美目盼兮、巧笑倩兮地站在他面前时，蒋经国又绝提不出“分手”两个字。而更让蒋经国惊喜的是，章亚若的肚子里已经有了小宝宝。章亚若以为蒋经国是去向蒋介石说明他们两人的关系，十分兴奋地询问蒋介石是否已经同意他们的交往。蒋经国不敢说蒋介石逼他分手的事，只得说自己是去汇报工作，还没来得及说私事。现在他在赣州身份显赫，如果章亚若就这样生下孩子，对章亚若和他的名声都不好。于是他力劝章亚若去外地生产。
当时蒋经国有一个好友叫陈星吾，在广西大学任教，平素无涉政治，可以以私事相托。蒋经国计划，让章亚若在桂林将孩子生下来，再将和友人的合照传回赣州，造成章亚若在外地同他人结婚的假象。这样既可以堵住大家的嘴，也可以对蒋介石有个交代，造成事实上他与章姓女子一刀两断的印象。
章亚若赴桂林之前，蒋经国特意为她在饭店摆了一桌饯行酒席，被邀请赴宴的均为章亚若在“干训班”及专员公署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同事。席间，蒋经国、章亚若全然以男女主人公的姿态款待各位来宾。这个安排，应该说是对章亚若极大的“礼遇”，也意味着蒋经国对怀有身孕的章亚若所处地位的一种肯定。
饯别晚宴的第二天，蒋经国即请亲信王制刚和章亚若的女友桂昌德陪着章亚若上路赴桂林。等到桂林后，先在“大华饭店”暂住了几个星期，然后就搬进位于丽泽门外的狸狮路的陈星吾家。陈星吾专门为章亚若准备了一幢出入方便的平房。其地理位置隐蔽，一点也不引人注意；三面环山，也容易躲过日本飞机的空袭。另外，蒋经国与广西省民政厅长邱昌渭也有交往，私下托付邱昌渭夫妇平日也代为帮忙照料。
章亚若到桂林后，一改在赣州的活跃风格，隐姓埋名，深居简出，宁静地等待着产期的来临。平日交往的朋友，大都以“蒋太太”称呼她。偶尔有人私下称呼她为“二夫人”，她也不介意。
远在赣南的蒋经国放心不下远在他乡的恋人，每隔两三个星期都要想方设法赶到桂林探望自己的“地下夫人”。蒋经国每次去桂林探访章亚若，大都以公务赴重庆，途经桂林为借口，以避开外人的耳目。为进一步防止行迹泄露，蒋经国抵达桂林后，通常并不直接奔赴章亚若的住地，而总是将所乘汽车停在狸狮路百余米之外，再步行而至。一般留宿一夜，次日一早即辞。每次小别重逢，他们的柔情蜜意胜似夫妻，互相间总是有说不完的心里话。虽然每次相聚时间很短，但两人的感情却与日俱增。
1942年正月二十七早晨，章亚若在广西省立医院妇产科一胎生下了两个男婴。由于比预产期早约两个月生产，不足月的小婴儿一出世就被送进保温箱中。7天后，才出院返回狸狮路居住。
孩子生下后，章亚若立即让桂昌德打电话给蒋经国报告喜讯。蒋经国得知是双胞胎男婴，不由得喜上加喜，立即赶到桂林看望亲生骨肉。章亚若笑着让蒋经国猜猜双胞胎谁大谁小时，蒋经国竟准确无误地指了出来。目睹父子之间的默契，章亚若甚是开心。
章亚若因自己客居之所位于狸狮路，她便将路名拆开，为两个孩子分别取了个小名“狸儿”和“狮儿”。可蒋经国端详过这两个脑袋如巴掌大的小宝贝，笑呵呵地叫两个儿子为：大猫、小猫。这样，双胞胎就得大毛、小毛的乳名。以后，不仅父母、亲友这样叫他们，自懂事起，这两兄弟也一直以大毛、小毛自称。
双胞胎兄弟满月时，蒋经国特地从赣州赶来，按照江浙一带的风俗，为孩子过了满月。同时，按照蒋氏宗谱，为两个孩子取大名：蒋孝严、蒋孝慈。
生下孩子的章亚若更加着急地盼望得到蒋家的正式认同。但是蒋经国不断地隐瞒、搪塞，让章亚若不由得决定另做打算。她开始请家庭英语教师学习英文，准备一旦蒋经国无法解决母子三人的地位问题，就带两个儿子远走异邦。并且，她还向蒋经国明示，她不想也不能做他的“外室”。
这个时期，蒋经国对如何处理这段婚外恋及两个私生子问题，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隐藏久了不是办法，可又不能公开，颇感棘手。另外，蒋经国在赣南的从政实习，既给他带来很高的声誉，同时也得罪不少人，责难声四起。为避风头，蒋介石已打算将儿子调离赣州。作为蒋经国自己，为求更大更快的发展，也准备将活动重心移至重庆。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下，任何一点风波，都会给别人落下口实，而对蒋经国的仕途产生负面影响。此时的章亚若的名分之争，无形中给蒋经国造成“很不适当的压力”。
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情。1942年8月的一天，章亚若应一朋友之邀出去赴晚宴，让妹妹在家里照料两个孩子。半夜时分，章亚若刚回到家，便上吐下泻，腹痛难忍，翻来覆去睡不着。章亚梅见此情形也没办法，眼睁睁熬到天亮，把章亚若送进了医院。
过了一会儿，一个姓王的男医生拿着注射器走了进来，先试着注射章亚若的右手臂，结果没扎进血管，他便绕过床，在章亚若的左手臂打了一针，这一针扎得迅猛准确，章亚若一颤，齐整的上牙咬住了下唇，却没吱声。王医生拔出了针。章亚若揉着刚打过针的地方。可就在医生刚跨出病房时，章亚若突然断肠般地尖叫：“哎呀！不好了！黑……黑……我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随即昏迷过去。
章亚梅被突然发生的情况惊呆了。她本能地冲出病房，呼喊着医生救人。医生、护士很快聚满了屋子。章亚梅被推出了病房。半小时，一个医生交给张雅梅一张病危通知单，上面写着“血中毒”三个字。几分钟后，主治医生宣布急救无效，章亚若已死亡，尸体送往太平间。
听到章亚若死去的噩耗，蒋经国痛苦万分，他曾想亲赴桂林奔丧，后来经身边亲信的劝阻、开导，他才没有成行，派好友王制刚到桂林处理丧葬事宜。王制刚赶到桂林同邱昌渭按照当地风俗，在凤凰岭下择了一块“百鸟朝凤”的风水宝地，安葬了章亚若。
章亚若去世了，两个孩子被章亚若的母亲抱去抚养。等孩子长到4岁入托时，征得蒋经国的同意，改姓章。1949年，年仅8岁的章氏兄弟及外婆被护送到台湾。
关于章亚若的死因，至今依然是个“谜”。有的说她产后体弱，抵抗力下降所致；有的说是她当晚饮食不卫生引起的；还有的怀疑是“蒋老先生”给“小蒋先生”派来“保驾”的“情治人员”自作聪明，盲目护主的愚忠行为；更有甚者说是蒋介石派人秘密处置了章亚若。但这些都属于推测，无有力的证据。最起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谁能够提出雄辩而无懈可击的事实来足以证明这一点。
无论如何，蒋经国与章亚若的赣南婚外恋，终因章亚若的死亡，而画上了句号。而当蒋经国了解到蒋方良到重庆在蒋介石与宋美龄再三再四的追问下，含着苦水不吐，以维系他们之间的情感的事情后，充满深深的愧疚，感到自己做了违心之事，良心受到谴责。他很快就调整心情，回到蒋方良的身边，两人重修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