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清代袁枚曾援引《南唐杂咏》中的诗句如此评价李煜。当我对他的认识只局限于《虞美人》、《相见欢》等寥寥几阕后期词篇时，曾对袁枚的评价深以为然。
彼时，那个浸润着一身江南烟雨的男子，仿佛就在眼前。他目有双瞳，这本是圣贤面相，但却不见威严，文人的细腻情思和赤子情怀倒更令人瞩目。因早已向北宋臣服示好，他不穿黄袍着紫衣，开口便是千古幽怨和泣血之殇。声声泣，声声哀，愁更深，怨更甚。不加掩饰的故国之思，触怒了宋太宗，于是，沉醉在统一天下的荣耀里的高傲统治者，赐一壶毒酒，就把这位昔日的南唐国主，葬送在北方苦寒地。
常对此耿耿于怀，觉得若非为君王身份所累，他的生命断不会止于四十二岁的盛年。若没有英年早逝，又会有多少词章传世。李煜说：“天教心愿与身违。”念及此，只觉得登基为君，乃是他悲剧命运的肇始。
然而年龄渐长，阅历日深，尤其又窥见他笙箫醉梦的前半生，对他的认知才逐渐清晰起来。李煜早期，“寻春须事先春早”，贪恋及时行乐；“踏马蹄清夜月”，有大周后缱绻相随；“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有小周后画堂幽会；有美人“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的香艳风情，又有“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的奢华享受。他用华美温婉的文字，咏出一首宫廷欢乐颂，诉说着未经事的贵族青年那些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细腻心思。
一路循着他生命的脉络，从少年、青年到壮年，才知他是如何把浅唱低吟、浓词艳曲换做深沉哀鸣。南唐的江河日下，让他饱尝兄弟分离之苦，开始生出“离恨恰如春草”的不绝愁绪；国破辞庙的悲剧，令他的视野越过浮华奢靡的宫廷生活，词中才开始有了“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的开阔。
由高处坠至谷底的体验，让他的词渐渐摆脱花间词的靡丽。王国维先生认为“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是李煜把“伶工之词”变为“士大夫之词”。若没有经受这番身世巨变，李煜或许便不会有这样大起大落的生命体验，后人便难见他在亡国后一句句愁如春水向东流的动人长叹。
南唐亡国后，昔日风流青年逐渐展露沧桑之颜。岁月如刀，催人老去，而催得李煜老去的又何止逝去的光阴，还有“天上人间”的巨大落差——登基时，他受了众臣子三拜九叩的大礼，然而明德楼下，身为俘虏的他却不得不向宋主叩首，还要谢恩。车如流水马如龙的浮华早已逝去，汴京城中一座不起眼的小院，就是他这个“违命侯”的府邸，终日门庭冷落；小周后被召入北宋宫廷，被迫服侍宋太宗，李煜只能装作不知……面沧桑，心更甚，年轻时的亡妻丧子之痛，也未曾让他沉痛至斯。
如果生命可以重来，倘若命运可以自己选择，李煜或许更愿意做个富贵闲人，只把绝代风华示于他所钟爱的自然风物、诗词曲赋。
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兴，赋到沧桑句始工”，或许正是因为残酷的权力斗争毁掉了他的南唐，李煜才能成为“词中帝王”。尽管在李煜身后这美誉才姗姗来迟，又或许这种虚名并不足以治愈他的伤痛，权当安慰了为他伤心的后人。
李煜本人未能如其词一样，获得压倒性的颂扬和赞赏，后人对他的评价甚至有很多矛盾之处。最受人非议的，莫过于他治国的无能，以及向宋朝步步妥协的懦弱，但懦弱如他，又在囚徒生涯不顾声闻于外而高呼故国之思。关于他和大周后、小周后之间的纷乱纠缠，也常常令人难辨其情真情假：他与大周后情深意笃，娥皇亡故后，他不顾帝王身份自称“鳏夫”而写悼文；但在妻子病重时，他又与妻妹偷情于画堂南畔，其香艳旖旎，使人心醉又令人心凉。
人的情感，本来就不是清水一潭，或许正是其中点滴浑浊不清，才更让人按捺不住窥探的欲望。关于他人生的种种，细节多有佚失，又有千年风霜相隔，真实面目实难还原，唯有从其诗词与幸存史册中寻找蛛丝马迹。解读李煜，却不奢求能读懂他。那些看不清的风景，时常会给人意外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