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做人立志，应当有为大众谋求幸福的胸襟度量，应当有精通学养、振兴民族、开创伟业的雄心壮志。只有这样，才无愧于父母的生养恩情，不愧为天地间高尚的人。故而，值得忧虑的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以自己不如舜帝、不如周公而忧虑，以自己不专修德行、不精通学业而忧虑。
于是，便会忧虑社会腐败势力，忧虑外敌侵扰国家，忧虑坏人当道而优秀人才被排斥埋没，忧虑自己未能给平民百姓以恩惠帮助，这就是俗话说的忧国忧民，怜悯贫弱的品质。这才是君子所应当忧虑的事情。
曾匡藩正是这样忧国忧民的一个人，他步入仕途的人生目标，本来就是要匡时救世。
曾匡藩自青年时代起，功名心就很强盛。他的同乡好友刘蓉曾说他"锐意功名，意气自豪"。曾国藩自己也说，当时最大的心愿是"欲刻苦而自振拔"。
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工夫，顶多做做诗赋日课，只消钻研门路，便可坐等授官了。曾国藩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十余年来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
为此，他将名字子诚改为"国藩"，即取"为国藩篱"之意。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树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的栋梁。
曾国藩有为大众谋求幸福的胸襟，有在内精通学养，对外振兴国家、开创伟业的壮志。他决心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士大夫的基本人生信条，为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大显身手，实现其"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
曾国藩认为，要实现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要达到这样一个人生的最终目的，就必须具有为之奋斗献身的精神。因为，人生的道路是艰难困苦、坎坷不平的，尤其是处于内忧外患一齐袭来的中国近代社会，要扭转国家的命运，实现天下大治的目标，困难会更大，需要个人牺牲的东西会更多。从而，他总结历史经验，得出认识，认为古往今来，大抵圣贤豪杰，之所以能完成救世的宏愿，都是力排万难，独任艰巨才达到目的的。
曾国藩认为，要成为一代圣贤，要达到"匡时救世"的目的，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没有奋斗牺牲、百折不挠的精神是不行的。进一步说，如果缺乏坚忍不拔的奋斗牺牲精神，即使具有救世的抱负，到头来于国家、社会乃至于个人和家庭都是无益的，终究成不了一代圣贤，人生的意义也就大为淡薄，甚至不复存在了。
正因为曾国藩具有一种奋发进取的思想基础，所以他平生都全力为实现这个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和人生目的而锐意奋斗。
曾国藩自一八三八年中进士，一八四○年授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以后，开始了他的京官生涯。本来，凭他的学识和才能，完全可以在学问上专心进取，成为著名的学术大师：但是为了达到他那匡时救世的人生哲学的目的，他没有更进一步向这条与世隔绝、不问政治的道路上走下去，也终究未能成为一个十足的学问家，而是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风暴席卷东南各省之际，应命出山。
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曾国藩对事态的发展估计不足，因而他在一八五二年丁母忧在籍守制之时，清廷令他帮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他一开始并不打算应命，当即上疏恳请在家守制，具呈张亮基代奏。
张亮基没有马上向上传递奏本，而是给曾国藩发了一封信，说明太平军势如破竹，挺进东南各地，武汉失守，人心惶惶的状况，恳请曾国藩迅速到省城商量大计。曾国藩的好友郭嵩焘也亲自到湘乡去，劝说曾国藩为保桑梓，不必死抱守制成法，应命出山而治事。于是，曾国藩于一八五三年初毅然出山，应命训练团练。正是从此开始，曾国藩开始了自己的湘军建设之路。
按照中国传统习俗，父母逝世，儿子在外做官，必须要回家守制一年或数年以尽孝心。然而，为什么曾国藩最终还是应命出山了呢？曾国藩对此有过说明，他认为：守制之事，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确实是很重要，但国家危难在即，我虽在守丧之时，但为国家利益、以"匡时救世"担当应负之责，即使暂时背不孝之名也是值得的。从此以后，曾国藩虽历尽干辛万苦，碰到的困难不计其数，终因受救世人生哲学的驱使，忍辱负重，不敢懈怠，为清廷尽心竭力。即使是生命攸关的时候，也在所不辞。如一八五四年兵败靖港，他忧愤投水欲自尽，被救起后反复掂量，终于鼓足勇气继续与太平军作战。
每次遇到危急时刻，他都咬牙坚持，直至把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镇压下去。
其坚忍不拔的意志。强硬不折的毅力，均来源于他那维护儒家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救世人生哲学。
曾国藩的救世人生哲学观是积极向上的，很少颓废思想。同时，又由于他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认为只要拼命去干，就能达到救世的最终目的。
因此，他的这种救世人生观对后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曾国藩以匡时救世为人生目的，忧国(朝廷)忧民，怜悯贫弱，而把一己的成败，一家的温饱，现实生活中的荣辱得失、名誉地位统统抛在脑后，因为在他看来，与匡时救世的伟业相比，这些事都是不值得忧虑费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