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读书的终极目的是要经世致用。曾国藩说，明德行、做新人、办好事，这都是我们分内的事情。如果读书不能落实到自己身上，认为以上三项与我们毫不相干，那么，读书还有什么用处呢？尽管能写文章、作诗篇，卖弄自己的高雅，也只能算得上一个识字的放猪奴才罢了，怎么能够说得上是深明大义的有用人才呢？现在，国家依据考试中文章的优劣选用人才，也是要求士人能够代圣贤立言，明白有益于人类社会的道理，做有益于人类社会的事情，如此才能身居高位而不脱离平民百姓，兢兢业业地办事而成为大众的表率。如果以为深明德行，造福于民是分外的事情，那么，虽然能写文章、作诗词，却丝毫不懂得修养自己、治理社会的道理，国家用这样的人做官，同用放猪奴才做官又有什么区别呢？
曾国藩把读书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读书是他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一生从来没有间断过读书。对他来说，读书不是为了消磨时光。也不只是为了做学问，而是为了不断地汲取养分和智慧，以及增加求变的积累，达到质的飞跃。
曾国藩生平处世与为官的经历无不与读书有关。可以说，他在处世与为官方面的成功，也是他读书的成功。他学习有方，通过不断地读书，他走上了仕宦之途，结识了许多良才益友，领会了行军打仗之术，积极兴办了新型事业，实践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宏伟志向。
在晚清"同光中兴"诸将帅中，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都是天分极高的人中龙凤，而曾国藩个人的天资禀赋却不是最突出的，他既非天纵英才，也无父祖的权势荫庇，却由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位出将入相的"中兴第一名臣"，并对后世诸多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与他持之以恒的读书精神是分不开的。
曾国藩从举人通过礼部会试得中进士，接着复试、殿试、朝考，成绩非常优异，因此，他被道光帝授为翰林院庶吉士，基本上实现了旧时代读书人应科举、点翰林的最高理想。但是，他秉性谆厚，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一直坚持不懈地学习理学典籍以及文史精华，融会古文训诂，进德修业，这为他后来出山做成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曾国藩曾自立课程十二条，全力以赴，终身行之不辍。他还为自己编订了一个自修的课程：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自身的修养、诗文的创作，都要分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分为五类，命名为《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章》自身修养以及治理国家的道理，有四句话终身用之而受益无穷，这就是："勤于政事，节俭治家，所说的话忠信可靠，行事诚恳无欺。"而且，从一八三九年起，他开始写日记，后来，虽略曾间断，但间断的时间不长，从一八五八年六月起，就不曾中断过一天。即使行军生病的时候也照记不误，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为止。
虽然在科举上达到巅峰，并且做了高官，但在读书治学上，曾国藩却按照对一个学生的要求。严格规定自己的功课，而且坚持每日必须完成。这种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难能可贵。
曾国藩供职京师时，恰逢清王朝内乱外患交迫，当时，外患"英夷"入侵，内息太平天国运动、黄河决口，这些无不困扰着曾国藩，这样的环境决定了他读书的侧重之处有所不同，他对经世致用特别是舆地之学更为关注。通过有选择性地阅读大量的古代书籍，他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把平时读书悟出来的学问应用到实际中。发挥其中的巨大功效。
曾国藩一介书生，却在军事上屡立战功，做出了许多武将所不能做到的事情；他被称为"洋务运动之驱"，或日"中国始开国门之鼻祖"，他做出了许多让后人称赞不已的"第一"，他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制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办起了中国第一个翻译馆，派出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他能做出这些成绩，不仅得益于他多年的京官生活，以及与各种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更在于他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的书籍，不断地虚心钻研，懂得应付事变之道。
曾国藩会读书，他主张经世致用，学习治国平天下之学，他曾写过一副对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由此可见曾国藩早年的理想抱负。
在经世致用问题上，他不仅身体力行，而且还在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上了经济，从而避免了忽视经世致用的弊端。他提出，学以致用，就不能读死书，必须把书本上的知识与现实需要紧密结合起来。
曾国藩读书很有选择性，而且善于思考与总结。他除了担任过户部侍郎之外，还担任过礼部、吏部、兵部、刑部、工部五部侍郎。为官期间，曾国藩总是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点，潜心研读《通典》和《资治通鉴》因此，他洞悉当时清朝的政情利弊、官场风气，以及民生疾苦等。在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他仔细阅读了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这体现了他的明道经世抱负。
在百务缠身的空隙里，曾国藩特别喜爱研究王船山的著作。通过研读船山著述，曾国藩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不断走向完善，他的军功业绩也如日中天，屡出奇绩。他认真研读的精神带动了许多人精读船山著作的习气，湘军中许多重要人物都积极参与研读，形成了一股自上而下研读船山书籍的浓郁气息。
曾国藩认为，读书是一生的大事，应该相伴终身。一八七一年，曾国藩的身体日益衰弱，但是他一直坚持钻研理学，而且造诣颇深。他认为，暮年疾病是人人都难以避免的事情，而读书则贵在坚持，读书可以体味到好多乐趣。因此，虽然他体力不支，病情日益加重，但是他却置之不顾，晚上依然坚持读书。
一八七一年秋冬季节，曾国藩的病情更加严重了，由于他写作、读书比较投入，常常影响到身体，加重了病情。他在日记中规定自己以后应当停止写作，不要看书。但是不久之后，有人送了他喜欢看的书，他便又爱不释手，重新全神贯注地细读起来，很多书都认真地翻看了好几遍。之后，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他知道自己不久将要离开人世，但他仍然坚持每天阅读《二程全书》o他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在理学的探究和修养上，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一八七二年三月十一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傍夕入睡。又有手颤心摇之象，吃点心后，又在洋床入睡。阅《理学宗传》中张子一卷，二更四点睡。"这是曾国藩在日记中所记载的他读的最后一部书。次日，他与世长辞。在他弥留之际，仍然坚持读书，把读书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曾国藩学养深厚，鲜有人比，许多为官之人，尤其是那些不喜欢读书的当官人，总是一门心思谋权术与欲望，但不知道不读书只会故步自封，在权力与欲望间，稍有不慎，可能就会作茧自缚。在纷繁复杂的宦海中，曾国藩以超绝之智，游刃有余，这与他一生坚持读书、不断思考与总结有极大关系。
曾国藩一生注重封建德行的修养与他一生读书修业是分不开的。进德与学问成为他完善个性人格的两件大事，同时又是合二为一的，终身与其事业相伴。读书做官，升官发财，在当时几乎弥漫在所有读书人的心目中，牢不可破，可是曾国藩却是一个难得的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