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在行军打仗的过程中，可以寻求别人的帮助，但是在关键时刻却不能依赖别人的帮助，一定要自己掌握主动权。如果身处为难之时，全仰仗别人的话，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曾国藩有过这方面的"血的教训"，因此深知这个道理。
一八六二年五月，曾国荃率军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他看127到天京城高池深，深沟高垒，城围辽远，以他的两万人马想要攻取这座名城，难度极大。所以曾国荃虽攻至城下，也不敢轻举妄动，更深怕城内的太平军和外省的李秀成一起出动，将他们歼灭。所以，他一面督促湘军在雨花台一带修筑工事，作长期战斗准备；一面派人投书，催促各路人马尽快会师城下。
但是，曾国荃等了多日，也不见别路人马到来。先是李续宜的北路军由镇江刚耍出师，忽接父丧凶信，匆匆回家奔丧，其部将唐训方远在皖北，闻讯南援，结果被太平军阻于寿州。鲍超由宁国北进，遇太平军杨辅清等部，展开血战，亦难达天京。这时，可援之军只有多隆阿一路。
曾国藩接到雨花台寄来的加急求救文书，命多隆阿迅速南下。多隆阿接信后，开始还有些军事行动：攻陷庐州、准备南下，但突然按兵不动，拒赴合军天京之约。曾国藩再三恳请赴援，多隆阿不为所动。这时，有～股四川农民起义军入陕，多隆阿部将雷正绾已入陕阻击。多隆阿与湖广总督官文密约，再奏令多隆阿本人率队入陕，皇帝居然准奏。多隆阿与官文皆以不赴天京之援，暗自高兴，因为久与曾国藩兄弟不和的官文也不愿湘军得到成功。
多隆阿率军西去，曾国藩万分惊慌，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让他追回多隆阿，仍让多隆阿赴天京之援。他在信中说，"闯入秦之贼人不满三干"，有雷正绾～军足以应付，而"江南贼数之多比秦何止百倍"，仍请将去之不远的多隆阿追回。然而官文明知天京城下急需多隆阿赴援，却置曾国藩兄弟的求援于不顾，使曾国荃的雨花台之师成了孤军。通过这件事，曾国藩印证了他早已提出的危急之时不能靠别人的道理。
一八五五年，自从罗泽南等离开江西后，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一天比一天坏。在这种危急时刻，曾国藩认为首先要"自救"，那就是加强自身建设，苦练自身的硬功。在内湖水师缺乏一位得力的统领，几位营官也都是平平之才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让李元度兼辖水师事。
曾国藩不断给李元度写信，教他如何带勇、如何列阵打仗。在八月二十八日的信函中，曾国藩写道：
兹特有数事叮嘱，千万不能忘记：
第一，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主计，但能使我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
第二，哨探严明。离贼既近，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击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
第三，禀报翔实。不可专好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
第四，痛除客气。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之人也是如此。如果有了一些阅历，便自然觉得我军处处都是漏洞，无一可恃，也就不轻言战了。
写了这些，曾国藩仍然不放心。他想起上年写的《水师得胜歌)在军中影响很好，既通俗又实用，便又花几天的工夫，写出了一首《陆军得胜歌》。
歌中讲到了湘军陆师在扎营、打仗、行军、法纪、装备和训练等六个方面所应注意的事项。尽管曾国藩如此苦口婆心，但李元度仍然不能将他的陆师部队训练成能战敢战之师。曾国藩吃不香、睡不熟，他预感有一天会出大事。
之后不久，湘军在江西樟树镇遭到太平军袭击而大败。全部营盘竞在一天之内丢失无遗，大量的官兵和勇丁溃向南昌。曾国藩闻讯，惊骇不已，从南康乘坐一艘小舟，急速赶到南昌收拾残局。他过去曾立下一条规矩，凡是溃散的勇丁，一律不准重新招募入营，但这一次他看太平军来势凶猛，而自己手下又再无可战之军，回湖南重新招募更是远水不解近渴，最后只得违背定制，将溃勇重新招集起来，编组成军。然而，他仍决定将统领革职，另委黄虎臣和毕金科为统领。
在这个时候，曾国藩一面写奏折请求成丰帝同意将从自己身边调走的罗泽南、刘蓉的那支能征善战之师重新调回江西。但却遭到了咸丰帝的拒绝。
同时还一面分别写信给胡林翼和罗泽南，希望他们能够同情他的处境，救他于危难之中。
罗泽南回信给曾国藩，谈了自己的想法，表示一旦武汉攻克，即率部东下，与曾国藩等会师于九江。胡林翼也不愿意罗泽南离开湖北。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表示，武汉即将攻克，希望罗泽南一军再在湖北停留十天半月，他保证到时候就一定可以占领武昌。因此，十天半月之后，他就可派出得力部队东下救援江西。但不久罗泽南战死，太平军在江西节节进军，曾国藩更加困难重重。
同年五月，曾国华等从武昌出发，经湖北威宁、蒲圻、崇阳入江西义宁，于八月抵达瑞州城下。同时，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也在骆秉章和左宗棠等人的授意之下，募勇两千人，配以樟树镇败将周凤山回湖南所募勇两千人，合共四千人，组成一军，由湖南东攻江西吉安，称之为吉宇营。这样，到一八五六年九月，湖南、湖北两省先后组织了三支部队共计一万三千余人援赣。这些湘军部队的到来，使奄奄一息的曾国藩又抓住了几根救命草。
心力交瘁的曾国藩看见太平军从江西战场上大量撤出，一开始感到迷惑不解。但很快，他派到天京城中的密探就发来了消息，将天京内讧的情况告诉了他。
自救、天机终于使曾国藩渡过了难关。在这之后，曾国藩认识到关键时刻一定要自己来掌握进退的主动权，而不能依靠别人的帮助。为了危急时刻不至于仰仗别人，曾国藩致力于部队训练，他要亲手将湘军缔造成为一支有胆有技、能征善战的队伍。经过艰苦的训练，湘军素质迅速提高，逐渐成为一支士气旺盛、能征善战的队伍，而曾国藩本人，也由一个儒生逐渐成长为一名军事家和"训练之才"。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曾国藩无论是在治军打仗上，还是在处理官场上的其他事情时，都是通过对刚柔很好的把握而实现其最终目的的。刚就是刚毅倔犟，对自己认准的事情要坚持到底，努力追求；柔就是凡事留有余地，要掌握进退的分寸，尤其是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这样才有利于目标的实现。刚柔相济才能实现左右逢源。既解决问题，又避免麻烦。曾国藩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白这一点的。他也是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和曲折之后才大彻大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