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坚韧不拔就是刚柔相济，"坚"是刚，可以理解为勇于进取、坚强不屈、坚定不移；"韧"是柔，可以理解为持之以恒、百折不挠、能伸能屈、不计荣辱。这一刚一柔、一强一韧、一方一圆，合在一起，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道理十分相合。一个人只要能坚能忍，就会无敌于天下。
曾国藩一生虽不能算是立下不世之功，但也成为古今数一数二的大人物，这和他终身所奉行的也是为人们所推崇的"坚韧"是密不可分的。"坚韧"者何？刚强牢固为坚，勇毅强挺为韧。"君子持威重，执坚韧，临大难而不惧，视白刃若无也。欲立不世之功，得成勋世伟业，非坚韧所不能也。坚韧于战则无敌，于礼则大治：外无敌，内大治，厚德载物乎？"这就是曾国藩的坚韧。
曾国藩的一生就是靠坚韧成就了事业。他在青少年时代靠坚韧的苦读博取了功名，取得了进身之阶，到中年以后更是靠坚韧战胜了磨难。
曾国藩在江西带兵的时候，当时虽是督师，实居客寄的地位，筹兵筹饷，一无实权，二无实力，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各省督抚又常常为难他，只有胡林翼是诚心帮他的忙。湘军将士虽也拥戴他，可是他们的官阶有的比他还高，他好像只是一个道义上的统帅，当然是经不起败仗的。这时，曾国藩要靠什么才可以在无奈的环境中生存？他靠的就是坚忍。他在父亲去世，弃军回籍奔丧，甚至于急流勇退的情势下，耐心地听取了朋友的规劝，并且深深地做了自我反省。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曾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如在为人处世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无非是"坚"字中多了一些"忍"，结合时势把"坚忍"二者的关系处理得更为妥帖了。靠这种坚忍，曾国藩终于走出了那种阴霾笼罩的心境，在多次饱受挫败之苦后，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在江西的日子，是曾国藩最艰难的日子。曾国藩几次想撒手不干，但深感"欲罢不能罢"。石达开指挥太平军在江西奋勇作战，控制了江西的绝大部分地区，江西共计十三府，被攻占八府五十四州县。曾国藩困守在南昌、南康两个狭小的地区，被太平军紧紧封锁，不仅文报不通，连家信都难以通达。
秘密化装潜递者也多被抓拿，一时被捕杀者达一百多人，湘军被太平军围困得"士饥将困，窘若拘囚"。
正在曾国藩处境岌岌可危之时，杨秀清忽调石达开去天京参加进攻江南大营的战斗，才使曾国藩在军事上稍稍松了一口气。曾国藩挣扎着恢复江西的军事实力，他把樟树镇等战役溃败的军队重新编排，凑成两支军队，总计有万余人，但因战斗力较差，尤其缺乏将才，便想把增援武汉的罗泽南调回，趁石达开离开江西的时机，夺回失地。挽回江西的大局。罗泽南接到曾国藩的告急信后，感到很为难，当时他正担任争夺武汉的军事主力，若撤离武汉，将前功尽弃。他决定加紧攻城，攻下武汉后立即回援江西。结果，因求功心切，猛打猛冲，作战中不幸被击中头部，死在军营。
曾国藩在江西的困境不只在于军事，更大的是清廷一直对他不放心，怕他的力量太大。湖北巡抚之职宁给胡林翼，也不肯给曾国藩，这使他率兵三四载一直处于孤立无援之境，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
清政府不肯对他放权，使他在江西处处受到地方官的排挤和刁难。
一八五五年九月，曾国藩丁忧服阙，补授了兵部右侍郎，仍没有钦差之衔，地方官仍是轻视他，他在江西用兵，军饷要江西地方出，地方官总认为他并非国家正规军，为湘军输饷是额外负担，因此不肯出饷。曾国藩军队缺饷，只能自己筹措，也受到地方官的抵制。他无能为力，只好向朋友求助，幸赖刘于淳、甘晋等人主持捐资，支持部分款项，惨淡度日。在籍刑部侍郎黄赞汤曾捐助曾国藩八十余万两，使曾国藩感激万分，终生念念不忘。
樟树镇败后，湘军一支由塔齐布的旧部毕金科率领。毕金科骁勇异常，率部与太平军作战，凶悍无比。但毕军粮饷奇缺，军队常饿着肚子打仗。
一八五五年底，地方官得到江西巡抚文俊的授意，竟以军饷做诱饵，逼迫毕金科进攻景德镇。景德镇是赣、皖、浙三省交通枢纽，太平军有重兵把守，堡垒坚固。毕金科只有千余湘军，又饥又疲，但是为了得到饷粮，不得不冒险进攻。结果，反复苦斗，直至全军覆没，毕金科也丧命于景德镇城下。曾国藩对此事耿耿于怀，直到四年以后，曾国藩率部攻陷景德镇，在毕金科战死之处立碑纪念，亲自为他撰写碑文，痛悼当年死去的六员大将，同时揭露江西官员对湘军的排挤、嫉恨，碑文十分凄婉动人。其中有："内畏媚嫉，外逼强寇，进退靡依，忍尤丛诟"之句，说出了曾国藩在江西几年的困难处境。
值此困难处境，曾国藩在思考这到底是为什么？自己以一个回籍的文官，冲破重重阻碍创办湘军，在两湖、江西苦苦地战斗着，打赢了仗是别人的功劳，打败了仗"几乎通国不能相容。"自己为国苦战，要权无权，耍粮无粮，处处受到排挤、打击，好几次被逼自杀，思前想后，"遵致浩然不欲复问世事。"由于好友刘蓉等人百般劝说，他才勉强坚持着。
祁门附近的羊栈岭失守以后，一场新的危机又逼近曾国藩和湘军祁门大营。太平军本来就已占据徽州，此时，黄文金部二万多名将士攻破建德，切断了祁门大营与皖北安庆等地的联系。而李世贤和刘官芳两部太平军正分别从东、北两个方向对祁门大营发动进攻。至一八六0年十一月，曾国藩天天生活在四面楚歌之中，有时是一日数惊，有时是整夜不得一眠，真是度日如年。
幸好有部将鲍超等人拼死救援，曾国藩才得以渡过险难。
一八六一年四月，他移驻休宁。在这里，他又组织了八九千名湘军官兵对散州城发动攻击，以期再占该城，疏通皖南至浙江的粮道。出乎曾国藩意料的是，湘军几次接战，又都均告失败。曾国藩看到湘军对徽州的进攻久久不得克复，心中越发着急，而完全忘记了湘军多年来攻城作战的教训，一味盲目地下令官兵攻扑城墙，却被太平军瞧准时机，暗开城门，派出一队精兵出城劫营，把湘军打得大败，二十二营竟有八营完全溃散。
曾国藩带着残兵败将，狼狈地退回祁门。想着太平军一定会跟踪而至，祁门此次定难保全，他一生的功名，或许也就到此为止，他悲观到了极点，吩咐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后事预做料理。他将湘军分兵于安庆和祁门，除了稳定军心的考虑，曾国藩还有战略上的考虑。除了要表示信守他向朝廷所做的许诺，克尽他作为两江总督的职守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认为这也是湘军安庆会战自身的需要。他多次表示，自己驻守皖南，是为了吸引太平军的一部分兵力，以减轻湘军在皖北方面的压力。根据曾国藩的计划，牵制李秀成等部太平军于皖南，不仅可以减轻皖北主战场上湘军的压力，而且还能导致太平军两大主力之间的相互矛盾，使之相互仇杀。
直到一八六一年五月六日，曾国藩才从祁门离开，移驻东流紧靠长江南岸的地方，湘军还是没有完全从皖南撤出，曾国藩为安庆会战作了最大的投入。安庆会战胜利后，曾国藩的坚韧最终收到了效果。
曾国藩正是在遇到一件件的困难时候，能够"再坚持一下"所以才能取得一次次的成功。因为，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往往都是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问题恰好在于，也仅仅在于能否"再坚持一下"能，就胜利、成功；不能，就失败、崩溃。能与不能，有时相差微乎其微，而成败就由此决定。难怪梁启超说："设若曾国藩的意志与忍耐稍有不足，则其一生为失败之人，无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