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说话和做事一样，都应该谨慎。因此，他强调做官要避免多言，要预防祸从口出。曾国藩说："人生坏事的两个因素，一是自傲，二是多言。多言生厌，多言招祸，多言致败，多言无益。"曾国藩认为，巧妙的言语虽然能令人喜悦，却也会扰乱自己的心神。用闲语打发无聊时，会搅乱了自己的精神。明白的人不会夸你，有人夸你是因为他不明白。道听途说的东西，聪明的人一笑了之，愚笨的人则感到震惊。
受到震惊的人也终究会明白真相，会认为你存心欺骗，而嘲笑的人会因此而看不起你，即使你说实话，他们也不再相信。
曾国藩认为，多言有许多害处。第一个害处就是多言窑易得罪人，把人际关系搞坏。如果出言之前不仔细考虑别人的想法，随心所欲说出来，必然有意无意会伤及他人。而说出去后，再也无法收回，其害处也就无法避免了。
曾国藩认为，多言则傲。他说："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两端：日长傲，日多言。丹朱之不肖，日傲日嚣讼，即多言也。"多言实际上是内心狂傲的表示。
喜欢说话的人，要么是吹牛皮，要么就是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他人，这才按捺不住冲动，要说出来批评或指导别人。所以要保持谦虚的心态，应尽可能少言。多思考，少废话，多听别人的看法和意见，时间长了自然会虚心。
曾国藩认为，多言则欺：言语一般是用来表达自己的某些观点、意见的。
倘若自己对这些方面没有研究，就无话可说。如果强不知以为知，只好用大话吓人。曾国藩认为的"多言则不诚"，也是这个道理。后来他非常讨厌那些说大话、空话的人，正是由于他自己谨言的结果。
曾国藩认为，多言则易败。俗语所说的"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就是这个道理。一八六七年九月，曾国藩给淮军名将刘铭传的信中说："古来人才，有成有不成，所争每在'疏密'二字。""疏"则多言，"密"则守口如瓶。如果多言，透露出去的信息就会很多，一旦被对手察觉，很容易导致失败。
曾国藩对于多言的害处一开始也没有清楚的认识，反而自己就有多言的毛病。正是从自己多言的毛病中，曾国藩才悟出了多言的害处。
年轻时候的曾国藩总爱说话，并且他的言语中总是有一股尖酸刻薄的味道，因此很容易得罪人。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酒桌上，他不经意的讥讽话语总是让同僚或关系普通的朋友们难堪；或者是他在席上取笑别人，反而遭到别人的讥讽，使他自己很尴尬。虽然自身很有才华，但是别人还是不愿意与他交往，对他敬而远之，同僚们渐渐孤立了他。
曾国藩后来也认识到，人在独处的时候，一般没有什么话要说，虽然不乏自言自语的人。和家人相处的时候，因为天天相处，不管自己有优点还是缺点，家人一概接纳，不会过多探讨，偶尔提示一下便可，也没有多少话要说。
但和朋友在一起就不一样了，这时候，他会一改在家里的沉默寡言，绞尽脑汁想要将话说得令众人吃惊，或为了表达语言所不能表达的意思，便以动作配合。这便是人们的表现欲在作祟的缘故。为了表现自己的才华、风度、智慧、幽默等，难免夸夸其谈，殊不知在这无休止的表演中，却将自己的缺点一点点地暴露了出来。
尝到了苦头之后，曾国藩无法再容忍自己多嘴多舌的毛病，于是决定改正。一八四二年十一月七日，他决定从谨言着手，加强修养，并说："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但时隔一日，好友冯阜怀来，邀他一同到陈源兖家为其母拜寿，吃长寿面。席间曾国藩又犯了多言的毛病。据他自己说："席间一语，使人不能答，知其不能无怨。言之不慎，尤悔丛集，可不戒哉！"事后他愤恨不已，在日记里立下毒誓，一定要改掉多言的毛病，之后经过长期的努力，他的这个毛病确实改掉了，这个改变影响了他的一生。
后来，曾国藩将谨言看做是"慎"字第一义，并将这个道理告诉自己的家人。弟弟曾国华的长子曾岳崧，在其父于三河镇战死时，年仅四岁，后在曾国藩抚养下长大。他立志要报仇雪恨，想成就一番事业，报效国家。曾国藩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授以他成才成事的途径，其中之一是"敬慎"二宇。
信中说："须从'敬'、'慎'二宇上用功。敬者，内则专静纯一，外则整齐严肃……慎者，凡事不苟，尤以谨言为先。"可能是曾国藩担心曾岳崧像自己年轻时一样多言好动，所以谆谆告诫，学"慎"字功夫，以谨言为先。曾国藩自己为官谨慎、用兵谨慎，是在从军以后才逐渐表现出来的。所以，他所说的"以谨言为先"是有道理的，是他根据切身体会得出的经验之谈。
曾国华和曾国荃是曾国藩的两个弟弟，二人都与青年时的曾国藩性格相似，要么说话刻薄，要么多嘴多舌。为了使弟弟不走自己的老路，曾国藩对他二人屡屡劝导。为了让性格刚烈、言语刻薄的曾国华处理好人际关系，曾国藩送给他"温甫"作为他的字号，意思是让他待人要温和一些，克制自己，不要伤害他人的自尊心。曾国华明白哥哥的心思，在日后的待人接物上，都显出温和的一面。
曾国荃后来也被朝廷加封，开始在官场立身。他的为人比曾国华还要恶劣，曾国藩对其格外担忧，因为官场中最忌讳的就是多嘴多舌。历史上官吏因出言不慎而被贬被惩者多如牛毛，噤若寒蝉被视为官场法宝。可曾国荃初入官场，根本不懂仕途险恶，仍然像往常一样肆无忌惮，夸夸其谈。曾国藩接连数次给他写信，甚至当面加以责备。一八六○年九月，为是否北缓解北京之围一事，曾国藩一直以"缓"字应付。曾国荃不明其中道理，诸多议论。
曾国藩斥责道："弟只管安庆战守事宣，外间之事，不可放言高论，毫无忌惮。"经过几番苛责，曾国荃收敛了很多，曾国藩很高兴，在给两位兄弟的信中说：
"沅弟以我切责之缄，痛自引咎，惧蹈危机而思自进于谨言谨行之路，能如是，是弟终身载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曾国藩对幕僚和部下也以谨言相要求。他在给叶光岳的批牍中教导说：
"第一说话要谨慎，不可随口编凑谎话。"吴汝纶是桐城派古文家，作文之高手，一八六六年入曾国藩门下，与黎庶昌、张裕钊、薛福咸并称四大弟子。
他刚入曾门，曾国藩就告诫他要谨言。吴汝纶受曾国藩影响极大，文风、办事、谨言，都依法其师，得其真传，一八七○年因曾国藩推荐而被授为深州知州，后任冀州知州，并主持保定莲池书院长达十年。他思想开放，讲求西学，曾任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赴日本考察教育，建树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