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主张清淡，主张精神修养，主张摆脱私欲，这是他的道德准则。
曾国藩严格地遵循着这些道德准则，所以才成就了他辉煌的人生。梁启超总结曾国藩之所以能成功的原因是"自制之力甚强"。
清淡是曾国藩崇尚的人生涵养。他认为：涵养深、有容量的人品德就高尚，遇事忍耐的人做事才能成功。这是因为，容量大就能原谅他人，有怨耐就会好事多磨。有一点不满意就勃然大怒，有一件小事违背自己的意愿就愤然发作，有一点优于他人的长处就向众人炫耀，听到一句赞颂的话就为之动容，这些都是没有涵养的表现，也只是小有福分的人。古人说器量随见识而增长，遇事不喜不惊，才可以担当大事业。
他还说："弟读邵子诗，领得恬淡冲融之趣，此自是襟怀长进处。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韩愈、杜牧之则豁达处多，陶渊明、孟浩然、白香山则冲淡处多。杜、苏二公无美不备，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苏之七古最豁达。邵尧夫虽非诗之正宗，而豁达、冲淡二者兼全。
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讲生而美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一段，最为豁达。推之即舜禹之有天而不与，亦同此襟怀也。"这是曾国藩从传统文化中领会了恬淡冲融的情趣，这自然是胸怀有长进的地方。曾国藩善养内心，目的是为了超脱世俗，有一种轻松格调。由于曾国藩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熏染陶冶、经过严格科举考试而产生的一个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所以他对儒家那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封建人生信条看得非常重要，视为平生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基本准则。然而，在曾国藩的心目中，自宋明以来，一般正统士大夫往往把修身同治国、平天下相对立，割裂开来，强调各自的重要性，到头来不是治国、平天下缺乏精神支柱和远大目标，乃至完不成救世大业，就是满腹文章，而不能任天下大事。
(也就是把"传教"与"办事"对立起来。)究其原因，他认为主要的问题就是人们把"修身"二字看得太简单、太孤立了，从而缺乏实践，难以使。'修身"同"治国、平天下"有机的结合。因此，曾国藩主张，修身必须首先结合实际去进行。不管是读书做学问，还是待人接物；不管是带兵打仗，还是为官从政，都有修身的大学问体现其中。耍做到这样，曾国藩认为首先耍做到的就是立足于精神修养，即治心。
曾国藩认为，精神的修养，全是内心所耍做的功夫。所谓治心之道，如惩仇窒欲、静坐养心、平淡自守、改过迁善等，都属于精神方面的修养。因而，在他的日记和家书中，关于这方面的言论颇多。他主张，精神修养必须按照静坐、平淡、改过这三个步骤去进行。
所谓静坐，这是儒、道、佛三家所共有的初步门径。自东汉以来，儒家的积极入世人生哲学与老庄自然淡泊的消极出世人生哲学始终是互为补充的。至于佛家所说的"明心见性"，更要求人们先有静的境界。
因而，它们都强调一个"静"字，这些都成为中国士大夫阶层最基本的修养功夫。曾国藩综合儒、道、佛三家之说，把"静"字功夫看得非常重要。
他在日记中说，"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成为三代后的圣人，亦是"静"宇功夫足。王阳明也是"静"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著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
在这段话语中，曾国藩反复强调的是，如果一个人的精神不能安然沉静下去，那么他的心里总是散漫的，总是浮动的，对事理不会看得清楚，做事不会踏实，乃至于自己的身体也不能保养得宜。
所谓平淡，实际上主要是对老庄淡泊寡欲之说的继承和阐发。我们知道，一个健康的人，如果对世间之事不能看得平淡，一切都视为至关重要，都想去得到它，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外物所扰乱，精神就会时时受到牵累，常常会因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而耿耿于怀，就会影响到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好坏成败。因此，曾国藩在强调"静"字的同时，还主张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说，''思胸襟广大，宣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并表示要"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苟子之道自克"，要把"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因为他认识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狭窄，全是物欲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更具体些说，则是私欲困扰于心，精神无安静之日，自然也就感觉有不愉快的心境。他这里所谓的宜在''平、淡"二宇上用功，就是要使心中平淡，不致为私欲所扰乱，务使精神恬静，不受外物之累。
曾国藩说，一个人如果在心境上不能平淡，要究其所以未能平淡的原因，然后在这个问题上痛下针砭，去检讨、去改过。为此，他在一生中坚持写日记。把每天的所作所为，认真检讨，如实地记录下来。综观他写下的一百多万字的日记，其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自艾自责的语句。譬如，他在朋友家中见到别人奉承卖唱之女子，"心为之动"：梦中见人得利，"甚觉艳羡"等。于是，他痛责自己："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仅在一八四二年冬天，他就连续一个多星期，写下了诸如''细思日日过恶，总是多言，其所以致多言者，都从毁誉心起"，"语太激厉，又议人短，每日总是口过多，何以不改々"等语。对于友人的忠告，曾国藩则强制自己虚心接受，力求改过。邵蕙西曾面责他"交友不能久而敬"、"看诗文多执已见"、"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他视为"直哉，吾友"，并决心"重起炉冶，痛与血战一番"。此外，他所作的铭联箴言以及格言警句单宇等，大部分体现了他要借以提醒自己不忘改过、立志自新的精神。
经过多年仕宦生涯的曲曲折折，晚年的曾国藩总结出十二条治心经，认为终生守之而不改，这就是："无贪无竞，省事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
战战兢兢，死而后矣，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此十二语者，吾当守之终身，遇大忧患、大拂逆之时，庶几免于尤悔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