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座城有每一座城的特色；每一座城有每一座城的记忆，在中国唯一可以和北京相媲美的可能就是西安。不过，北京自有其雍容典雅恢宏的气度，西安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则是以厚重苍劲周正而着名。在当今人们的意识抑或旅游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没有来过西安不算来过中国；没有目睹秦始皇兵马俑就不能称之为领略过中华文明，西安这一古今交融的国际都市以其独特魅力吸引远方宾朋，以周秦汉唐雄风凝固成一座文化历史古城。
然而，讲述任何一座城都不可能离开城里的人。城是人的居所，人是城的主体，人与城的关系是历来研究者最为关注的问题。就像波德莱尔之于巴黎；狄更斯之于伦敦；老舍之于北京；张爱玲之于上海。二十世纪，诸多西安作家和西安这座城结下不解之缘，离开这块地域他们的创作可能就会枯竭。西安使他们获得创作的源泉和灵感，同时西安也因他们以及他们的文学作品而鲜活、灵动。
不过，都市研究是一个牵扯诸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它可以和历史地理相结合，在这个意义上，西安城市发展可侧重城市规划、设计以及社会、人口变迁。它也可以和建筑相联姻，从这个视角看，西安城市发展是修葺寺院（宗教）、完善城墙（军事）、创建市场（经济）、构筑书院(文化），不言而喻，研究这些建筑不仅能够贴近历史，而且更能凸显错落有致的古城景观。当然，我们还可以从文学角度切入研究，作为文学想象的西安，自然别有一番风味。试想一个在全国拥有四十多所高校、科研机构的城市；一个曾经弹奏过汉唐盛音的城市；一个有着李白、杜甫等无数文人墨客的城市该会有多少文化意蕴、文学记忆和想象？而这些意蕴、记忆和想象对这样一个古老而富有魅力的城市发展而言，又该有多大的潜力和空间？
当然，要研究文学与西安城市发展之间的联系会有不尽的话语，仅仅唐时诗文就会让人筋疲力尽，在我的研究中有意使用“西安”这个地理概念，而回避“长安”这一称谓，显然倾向于当下、现实西安的研究。众所周知，陕西历来是文学重镇，当代从柳青到陈忠实再到贾平凹，他们作为西安文化名人对西安城市文化的发展和繁荣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正如赵园所讲，知识分子永远是城市中难以消化的硬核。他们引领城市文化，也在批判城市文化；他们建构城市文化，也在消解城市文化；他们是城市的文化名片，但也可能是名片上的斑点。然而，无论如何当二十世纪这三位西安作家和西安这座古城融为一体之后，这座城就成为有情主体的舞台，它的文化发展必然充满了神秘的牵引力。本文即以这三位当代作家对西安城市文化的发展做初步的探讨。
-柳青与柳青文化广场
在陕西文坛，抑或说在中国当代文坛，柳青都是举足轻重的着名作家。1952年柳青到今天的长安区（旧日称长安县)任县委副书记，1953年辞去县委副书记一职，在长安县皇甫村蹲点，这一蹲就是14年，可想而知，柳青与长安是有极其深厚的情感的，正是十几年如一日的体验生活为他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从而创作了不朽的名着《创业史》，其中第一部的第一稿就是在常宁宫完成的。柳青是陕北吴堡人，但是却对西安一往情深，逝世的时候，在他扎根的皇甫村就有人给他写了这样的挽幛：
扎根皇甫，千钧莫弯。
方寸未息，永在长安。
柳青去世后，他的骨灰一半埋在了八宝山，一半埋在了皇甫村所在的神禾塬。他终于回到了自己热爱的这片土地，而且永远不会再离开。从那以后，每当柳色青青、春意盎然的清明时节，都会有很多人登上神禾塬，为这位皇甫村的特殊“村民”献上一束素净的鲜花。
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在柳青的身上凝结着一种精神人格美，他深人生活、关注底层、献身文学的崇高品格以及气势磅礴、笔力雄健的写作风格激励着一代代中国当代作家，尤其是柳青精神、文风影响了陕西文坛的后来者。对西安而言，确以柳青的《创业史》而感觉骄傲，也确以柳青精神而自豪，在一定意义上，这座城市不仅因柳青而平添了一道人文景观，同时也因柳青而获得了灵魂，柳青执着文学，积极进取的精神就是西安城市的精魂。今年7月2日是柳青诞辰90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柳青，弘扬柳青精神，占地20亩、南北长200米、东西长30米的柳青文化广场于今年4月26日开始动工，现已在西安市西部大学城南区建成。该文化广场上竖起了柳青雕像，雕像后是表现柳青生平经历的浮雕，广场中央还建有柳青文化展馆。
当然，这一系列纪念活动，都是为了传承和弘扬柳青献身文学事业的“愚人精神”。而对城市建设而言，像这种文化馆、文化广场对推动城市的文化建设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大城市应该具备公共文化设施，建立艺术博物馆，增加公共图书馆、出版社，建立艺术学校以及大学，因为这些都是城市成熟的标志，城市的成熟又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与城市接触的人。当然，作为现代大都市西安更应该有现代性意味，像博物馆、广场这样的城市文化载体都应该加强建设。在我看来，博物馆所代表的整体的文化遗产和系统的经典范畴，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象征，广场文化则体现着大众、市民文化。当然，按照市民阶层分析，市民社会奉行实用主义原则，追求生活的精细，注重消费，应该说，在这个意义上，柳青精神在广场出现应是违背市民阶层特征的。然而，在中国城市一般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权力的工具和象征。西安是一个很典型由行政构成的城市，所以占据广场文化的必定是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的知识分子自五四以来热衷于占领广场阵地迸行思想启蒙教育，尤其是在当今物欲横流时代，弘扬柳青精神应是西安城市文化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正如陈忠实所说无论作为一个作家，无论作为一个人，柳青的艺术品格和人格精神，都具有警示意义；对于复杂的现实生活，他的思想和人格更有一种启示性的意义。对作家的怀念也是对文学的怀念，是对社会精神的一种怀念。”
二陈忠实与白鹿原文化城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教授RichanlLehan在其所着《文学中的城市》中，将“文学想象”作为“城市演进”利弊得失之“编年史”来阅读；于是，既涉及物质城市的发展，更注重文学表现的变迁。
“随着物质城市的发展，她用文学措辞描述的方式(特别是在小说方面）也得到了不断的演进：喜剧的以及罗曼蒂克的现实主义带我们穿越商业城市；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带我们进入工业城市；后现代主义则带我们洞察后工业城市。城市和文学文本共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因而，阅读城市也就成了另一种方式的文本阅读。这种阅读还关系到理智的以及文化的历史：它既丰富了城市本身，也丰富了城市被文学想象所描述的方式。”从上述的引文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文学与城市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文学想象与文化记忆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进入城市，而且更有意味的是，文学可以激活城市的记忆、想象。在中国当代文学、在陕西文坛就有这么一个文学文本一下子唤醒了沉睡的都市，激活了那已经逝去的流水岁月，这就是陈忠实的《白鹿原》。毫无夸张地说，白鹿原因小说《白鹿原》而举世闻名，这部被誉为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的历史画卷，使白鹿原的知名度空前提高，一时之间有关白鹿原的开发方案风起云涌，其中最着名的莫过于陕西白鹿原文化研究院院长于志启起草的《建设中国·西安“白鹿原文化城”》。当然，白鹿原文化城建设的设想是源于厚重的文化底蕴，特殊的地理环境，它顺应文化产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新生与裂变发展趋势。建议政府在白鹿原区域整合资源，突出主题，以文化产业为核心，山水田林路综合考虑，农林牧副渔生态园林全面发展，文化、生态、旅游为品牌，创建西安这座城市经济增长新亮点。
白鹿原，古名“长寿山”、“灞上”，为中更新世纪时期流水和风等自然力经过几百万年长期作用沉淀形成的土状堆积型黄土台原。据记载“周平王东迁，有白鹿游于原上，以为祥瑞，是以得名焉。”地处长安城以东的制高区域，南接蓝关，北扼灞水，俯临长安，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从春秋时期的秦穆公开始，就在灞河上修筑军事要塞“灞城”。秦末农民起义时，刘邦进军关中，也首先占领并屯兵灞上，迫使秦王子婴不战而降，并在灞上召集关中父老宣布了着名的“约法三章”。秦汉时期，白鹿原地处京畿，为“上林苑”一部分，原依山傍水，地势雄伟，灌浐二水环绕原脚，原上平坦开阔，自古乃长安的天然屏障。唐人绝干《霸上》诗道鸣鞭晚日禁城东，渭水晴烟灞柳风。都依柳荫回首望，春天楼阁五云中。”足见美景之佳。而在唐代，由于白鹿原地处京郊，地势开阔，故当时的显贵死后多葬于此。近40年来，原上现出土了包括皇室亲王、公主及刺史等高级官吏的墓志铭百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