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秀海
内乡县衙，国家4A级景区，坐落于河南省南阳内乡县城东大街，始建于元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历经明、清多次维修和扩建，逐渐形成为一组规模宏大、布局对称、颇具北方古建筑风格的官衙式建筑群。在景区的宣传海报上，我们读到这样的介绍：它是迄今全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县衙，中国旅游界甚至将它和北京故宫、河北保定直隶总督府、山西霍州署并列，构建了一条被称作“中国四大古代官衙”的国际旅游专线。然而这座县衙近年来真正大火，却是因为县衙大堂外的一副著名对联得到一位力倡反腐的国家领导人的推崇。此联曰：“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此一副对联一经国家领导人之口说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立即闻风而动，车水马龙涌来瞻拜，踏阶为幸，登堂为荣，睹目为快，以求受教育，戒贪行，免不耻。这座当初应当比较冷清的旅游点如果能够言说，一定会在一时间爆炸式的热闹之余，生出一番孟郊式的感慨：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元好问先生字裕之，号遗山，生于1190年，卒于1257年，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金末元初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坛盟主，被尊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其遗著有《遗山先生文集》，愚读其诗其文其词其曲，以为就文学成就论，足可以平交李杜，抗礼苏黄。当然，元好问为天下后代所知，多因他十六岁身为翩翩少年时写的那首脍炙人口的《雁丘词》，尤其是词的上半阕：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其实我更喜爱词的下半阕，因为它的气韵更为雄浑苍凉：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我与元好问先生有缘，有些朋友是知道的，除了文学的原因，更多也更重要的是我们同属七百余年前被元朝大军灭亡的金朝遗民，不过元先生亲历当日事变，我则不与于时。一个一心要在将近八百年后了解当年发生的国破家亡的惨剧并试图靠近遗民心态的后辈用数年时间去读卷帙浩繁的《遗山集》是可以理解的，而一旦读完了，你就不可能再忘怀处于那场天地崩摧江山易主事变中的元好问先生了。
但是在内乡县衙和元好问先生邂逅却是一个意外。公元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的下午，我随几位文章朋友在这座如今越发著名的县衙里流连徘徊，听漂亮讲解员的介绍，感叹清代建筑的精美和保存之好，心底以为这个下午也就这样了，然而突然之间，我在二堂和三省堂之间的夫子院左侧看到了为元好问专设的展室，顿时觉得这个下午不可能再会虚度了。
每当想到元好问先生那无疑是泰山北斗式的文学人生，便会油然想到他遭遇的那个风云激荡、沧海桑田的年代和他度过的清寒悲苦的一生。元好问先生七岁即有神童之誉，却直到金崇庆元年（1212年）二十三岁第三次到金中都北京应试时仍未得中。当年正月，金三十万大军被蒙古人击败，成吉思汗之师逼近中都，两年后金宣宗仓皇迁都南京汴梁，元好问再次考场失利。蒙古军兵临山西，元家仓皇逃难至黄河以南定居。三年后元好问二十八岁再考仍不中，直到金兴定五年（1221年）三十二岁时才进士及第，又因科场纠纷被迫弃选，三十五岁再以宏词科登第，任权国史院编修，很快又因冷官禄薄无法养家而弃官归农。正大三年（1226年）元好问已经三十七岁方任河南镇平县令，次年改官河南内乡县令，“劳抚流亡，边境宁谧。寻以艰去，吏民怀之。辛卯正大八年（1231）补南阳县令。善政并著。尝寓居内乡之白鹿原，结茅菊潭上，额曰新斋”（《内乡县志》语）。从出仕到金亡，元好问共任官十年，在内乡县任县令及丁母忧的时间居然占了仕宦生涯的一半。想到后来金朝风雨飘摇，皇上自己也身在草莱，他真正的仕宦生涯可能就是在内乡的五年了。鄙陋如吾，以为数年读《遗山集》，就懂得了元好问，却对他的主要从政舞台在河南内乡这样一件极为重要的史实视而不见，亦可以汗颜矣！离任之后，元好问虽又做了尚书省令史、左司都事、尚书省左司员外郎，但已经没有时间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了，因为金朝存续的日子已经不多，金天兴二年（1233），蒙古军围金南京开封，元好问身在围城。金哀宗南逃，崔立献城，朝臣中包括元好问等皆被俘，被押往山东，与家人辗转流落于各地觅食。痛心于故国沦亡，奸臣误国，为了以诗存史，这个人居然在元军灭绝式屠杀的威胁和严密的监视下编辑了金国已故君臣诗词总集《中州集》。元太宗十一年（1239年），元好问五十岁矣，终得以携家归里，自耕自食，查这一时间的诗词，可以窥见其常常家无斗粟，不得不多次移家至别地就食。五十四岁时元世祖忽必烈重臣耶律楚材爱其诗名，邀其至元大都北京仕元，被元好问拒绝，铁心为故国守节，直到元宪宗七年（1257）九月在真定获鹿逝世，终年六十八岁。元好问的晚年，用穷困凄苦四字已不足以形容，然而他却偃仰啸歌，倾心著述，不但为我们留下了《遗山集》，还在六十六岁的晚年倾全力促成了《中州集》的出版，向故国君臣表达了最后一份忠诚与怀念，为历史学和文学史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财富。
虽然不知道元好问先生在内乡五年做了什么，但我至少知道他在离任及遭遇事变拒绝事敌回乡荒居后的日子之苦，情境之狼狈。还在读完《遗山集》的当天，我就写下了一首古风，抒发自己的感慨：
遗山先生气自华，自遗深山伴烟霞。居室不趁五斗米，日锄蒿莱植桑麻。南山北山皆茂草，荒林寒水噪暮蛙。也望中原梁园路，末世难处桔槔家。北兵渡河势如虎，王师逃淮散如砂。千村烽火成薜荔，万国刀兵生蒹葭。怅望废都空滴泪，且吊殇主泣峨嵯。山重水复鬼声急，松风阵阵散胡笳。孤灯夜对窗前月，血心空寄岭间桠。儿女渐知新朝语，邻里已拜旧守衙。总是书生伤社稷，每为亡史哭树鸦。步踏不毛伤心路，手攀乱木滴血芽。振笔欲写孽臣痛，穹庐有令禁喧哗。丝丝凄风吹霰雨，点点怨愤寄鱼茶。此生唯与山河共，独立雪原写梅花。（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六日）
此日何日，此时何时。我不是在《遗山集》中偶遇元好问先生，而是在一个号称为天下官员树立反腐倡廉之风的著名县衙里邂逅元先生。我在那间不大的展室内驻足瞻望，我以为我能看到许多我不知道的史实，但我还是失望了，在一个诗人的展览里，我看到的仍然是诗，不过是他在内乡任上的五年（其实只有两年，内有三年丁母忧）内以后离开内乡后写的一些事关当地民间疾苦的诗。
其中一首题为《偶记内乡》，诗是这样的：
桑条沾润麦沟青，轧轧耕车闹晓晴。
老眼不随花柳转，一犁春事最关情。
虽是事后写的诗，身份却是旧时做内乡县令时的身份。元好问在内乡的五年，正是国家动荡、生灵涂炭的五年，虽然内乡暂时不是前线，却成了来自黄河以北大批难民南逃的暂存之地。史称元好问当此大乱之年，体恤民情，廉明善政，安置流亡，奖励农桑，发展水利，以至于地方志称其“善政尤著”。此时的善政，首先在于安置流亡，让他们可以活下来，这就需要奖励农桑，开辟更多的衣食之源。于是上面这首在《遗山集》中并不会特别被人注意的诗，放到当年那种烽火连天流血漂杵的历史背景下，就有了格外动人心魄的意义。
另一首诗名为《宿菊谭》，亦当与他在内乡任上有关，另有一番意味。诗云：
田父立马前，来赴长官期。父老且勿往，问汝我所疑：民事古所难，令才又非宜。到官已三月，惠利无豪厘。汝乡之单贫，宁为豪右欺。聚讼几何人？健斗复是谁？官人一耳目，百里安能知？东州长官清，白昼下村稀。我虽禁吏出，将无夜叩扉？教汝子若孙，努力逃寒饥。军租星火急，期会切莫违！期会不可违，鞭扑伤汝肌。伤肌尚云可，夭阏令人悲。
夭阏者，夭遏、摧折、夭折、死亡之意也。这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啊，一个田间父老要出征赴役，临行时他的县令说，你等一等，我有话要对你说，一句是，我很惭愧，自己本不是什么令才，来了三个月，什么好事也没有给你们办，却要替朝廷催逼你们去赴役。另一句是，我虽然不让吏员下乡，但是半夜里砸你们的门去催科的事也许还是不能避免。你们走了，要告诫子孙，自求多福，免除寒饥。另一件事更要紧，应付官府的征调差役不可怠慢，怠慢了轻则鞭仆，重则死人。
这样的一首诗，其实是一席话，哪里是一个县令对百姓说话的训教，而是来自一个乡邻、一个朋友、一个悲悯者的劝告，活活画出了元好问身为内乡县令时的形象和内心。
还有一首诗，题为《内乡县斋书事》，直抒胸臆般写出了作为县令的元好问：
吏散公庭夜已分，寸心牢落百忧薰。
催科无政堪书考，出粟保人与佐军。
饥鼠绕沐如欲语，惊鸟啼月不堪闻。
扁舟未得沧浪去，惭愧舂陵老使君。
这首诗里不但可见一名不得不履行职责向百姓催科的县令内心的深切苦痛，而且透露了另一个信息，即连县衙里的老鼠都免不了饥饿，由此亦可见县令自己处在怎样的贫寒之中，于是史称这位县令“廉正明洁”，就绝不是谀词了。
金乌西坠，瞻观的队伍就归去，而我对内乡县衙中的元好问先生的访问刚刚开始就要结束。我向作为内乡县令的元好问先生投去告别的一瞥。时间虽然短暂，邂逅也是突然发生，但我的心却在这里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受到了“深深的触动”。毋庸置疑，元好问先生的一生，是为国守忠、为臣守节、为己守志的一生，同时更是为官守廉的一生。当今天下反腐倡廉，试问得人如元好问先生，何得不廉？又，廉者如元好问先生者必忠，必信，必守节，必存义，廉者又必明，有善政，其政又必勤，干群关系又必好，像元好问先生，离任时百姓攀辕卧辙，不忍其去，而在近八百年后，仍在与其无涉的内乡县衙（今日内乡县衙是明清时建筑）内为其设一专展，缅之怀之，令天下官员来瞻拜者不期而与其遇，以感其心，以正其风。于是亦可以说：廉者必寿。
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得人？观元好问先生所观之书，受元好问先生所受之教，然后考其学问，听其所志，观其行止，用其可用，弃其可弃，斯可也。
到了这时，我终于觉得，即使为了这样一个“触及灵魂”（又是寻常语）的邂逅，内乡县衙这个其实仍然不那么著名的景点，走一趟也是值得的了。
原载2015年《人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