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消逝古国全档案
37174200000006

第6章 漠北古国

(1)匈奴古国:称霸大漠南北的游牧民族

在广袤的草原上,有一个像雄鹰一样的民族,他们能征善战,被称为“马背上的王者”;他们是草原文明的缔造者和传承者;他们的铁骑不断踏入农业文明的领地,通过掠夺资源,来延续着自己的存在;他们一批批地从蒙古高原冲出去,征服了许多的亚洲帝国,并且一度成为了半个欧洲的统治者。这个民族有着一个让人敬畏的名字——匈奴!

匈奴人用自己的剽悍和勇武建立了当时亚洲大陆上最强大、幅员最辽阔的大帝国——匈奴帝国,并且与汉帝国连年征战。虽然汉帝国在与匈奴的征战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也损耗了巨大的国力,逐渐衰落。匈奴则在汉帝国的压力下分裂为南北匈奴,南匈奴与汉族交往频繁,逐渐与汉族融为一体,北匈奴则西迁以后销声匿迹……

匈奴是如何崛起的。

相传,匈奴人是夏人的后代,经过千百年的生息繁衍,匈奴逐渐成为中国北方的一支古老民族。并且,匈奴于公元前3世纪兴起于河套地带(今内蒙古、山西一带),游牧于大漠南北。

“匈奴”这个名字早就出现在了史册当中,《逸周书·;王会篇》、《山海经·;海内南经》、《战国策·;燕策三》等史书中都有记载。“匈奴”,据说是鬼方、混夷、獯鬻(xūnyù;)、荤粥、猃狁(xiǎnyǔn)、胡等的异译。中国近代的大学者王国维先生则认为“匈奴”二字快速连读,就发“胡”字的音,而“胡”这个字在匈奴人心目中即为“天之骄子也”。“匈奴”一词,汉语的意思直译为“人”,意义为“天帝之子”、“上天之子”。

匈奴族早在公元前七八世纪时就已生息和繁衍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建立起氏族和部落联盟了。匈奴的政权体系相比中原的政权体系来说要简单,他们的首领被称为单于(chá;nyǘ),单于就相当于中原的国王、君主。《汉书》中记载:“单于姓挛鞮(dī),其国民称之为“嶿黎孤涂单于”。匈奴语把天叫做“嶿黎”,把子叫做“孤涂”,单于就是天子的意思。在单于之下,则有左、右二贤王,各率领一大部落。

匈奴人最初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河套及大青山一带,后始逐步移居漠北。相对于中原稳定的政权结构来说,匈奴的政权结构相对灵活散漫。据《史记》记载:“自淳维(传说为匈奴人始祖)以至于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在匈奴中所属各氏族和部落,彼此间并没有永久性的盟约关系,只是根据共同的利害关系随时聚合离散。

匈奴是在公元前3世纪时进入铁器时代的,由于铁器的普遍应用,使得匈奴的军事实力得到相应加强。军事实力加强以后,军事活动就相对频繁了起来。匈奴的铁骑,经常驰驱于楼烦(今山西省宁武县一带)之下,对当地的居民进行骚扰。不久,匈奴又逐步推进,将势力扩至战国七雄中的秦、赵、燕边境,并不时给燕、赵二国以威胁。公元前265年,匈奴骑兵被赵将李牧击败。虽然,在李牧击败匈奴骑兵以后,匈奴铁骑骚扰北方人民的事情得到了进一步的缓解,但是没过多久,匈奴的兵马又卷土重来,使得北方边境上的人们又受到了极大的损失。

秦朝成立以后,秦始皇嬴政派遣大将蒙恬出兵攻击匈奴,于此同时,还派遣自己的大儿子扶苏为监军,同蒙恬一起打击匈奴。由于这二人治军有方,使得匈奴铁骑连连失败。匈奴战败后,“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但是到了秦朝末年,匈奴却又乘机向南发展,逐渐傍近秦朝的边塞。此时,秦朝已经是摇摇欲坠,也就无暇顾及匈奴铁骑了。

根据《汉书》的记载,在大约公元前215年的时候,匈奴部落的大本营,所在地不在外蒙古,而是在内蒙古一带。匈奴的兴起,与匈奴国家的创立者头曼密不可分,头曼是匈奴的首领,也就是单于。秦灭亡之后,头曼趁着中国内乱、无暇北顾,于是发兵南下,一举取得了蒙古地区,气焰之盛,不可一世。

对于冒顿单于的挑衅,吕后为何忍气吞声。

冒顿,这位战功赫赫、剽悍英武的单于,可谓叱咤风云的人物,是他的出现改变了匈奴,也改变了世界。

冒顿是匈奴单于头曼的长子,依例成为匈奴太子。但是,有一年,头曼一名爱妾为头曼生了一个小儿子,头曼单于爱屋及乌,竟然想让小儿子做单于太子,于是,头曼单于做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举动,那就是将冒顿送给了当时另一支强大的游牧部落月氏国充作人质。更不可思议的是,在冒顿充作月氏国人质后,头曼单于突然下令发动了对月氏国的进攻。冒顿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刻,连夜偷了一匹月氏宝马,夺营而出,历尽各种艰险,成功地返回了匈奴部落。头曼单于觉得冒顿能干,于是就给了他一万控弦骑兵,让他在外训练征战。

胸怀壮志的冒顿深深愤怒于父亲的举动,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来,他率领他的骑兵日夜训练,并利用忠于他的部队将自己的父亲头曼射杀,并把他的后母及弟弟和不服从的大臣全部杀死。冒顿自立为单于,这就是冒顿单于。

冒顿杀父自立后,以优异的军事才能,指挥匈奴铁骑东击东胡,西攻月氏,南吞楼烦,并征服了北方诸国。冒顿单于作为全国最高首领,总揽军政及一切对外大权。下设各个机构,组织了一个完整的统治体系。此时的匈奴帝国,疆域东尽辽河,西逾葱岭,南达长城,北抵贝加尔湖一带。匈奴帝国达到了它的顶峰时期。

当两个强大的帝国比足而立时,或许,战争才是这两个巨人最好的交流方式!

汉初,匈奴贵族经常率领骑兵南下,掠夺汉朝北部边郡的人口、牲畜和财物。公元前201年,被汉朝封到了马邑的前韩国贵族韩王信在冒顿单于40万大军的围困压力下投降了匈奴,这直接导致汉帝国的门户大开,冒顿单于率匈奴主力越过句注山,直逼晋阳(今山西太原)。

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200年冬,汉高祖刘邦率32万大军御驾亲征,寻找匈奴主力决战。此时,正遇上冬天严寒下雪的天气,战士冻掉手指的有十之二三。冒顿觉得如果正面冲突不一定胜利,于是用计假装失败逃跑,引诱汉军。刚刚打完胜仗的汉军斗志昂扬,毫无顾忌地追赶匈奴大军。冒顿看到汉军有机可乘,就把他的精锐军队隐藏起来,只出现了一些老弱残兵误导汉军。于是汉军出动全部军队,多半是步兵,共30余万,向北追击匈奴。当满怀希望的汉军到达平城时,冒顿立即指挥他的40万精锐骑兵,在白登山把刘邦包围起来。

7天之内,汉军内外不能相互救助,军粮短缺,人心浮动。冒顿单于的骑兵,在西方的全是白马,在东方的全是青马,在北方的全是黑马,在南方的全是赤马,威风无比。为了解围,汉高祖只得采纳大臣陈平的建议,向冒顿的一名爱妾阏氏行贿,生活在草原上的女子被眼前的金银珠宝深深吸引,于是她就对冒顿说:“两方的君王不能相互围困,如果得到汉朝的土地,单于终究是不能在那里居住的,而且汉王也有神的帮助,希望单于认真考虑这件事。”同时由于冒顿与韩王信的将军王黄和赵利约定的会师出了点问题,王黄与赵利的军队没按时到来,冒顿疑心他们同汉军有预谋,就采纳了阏氏的建议,解除了包围圈的一角。这样刘邦急忙率兵归还,同时派使者送给冒顿单于一位公主,并奉送给匈奴一定数量的棉絮、缯、酒、米和食物,相互结为兄弟,实行和亲。这便是历史上的“白登之围”。

后来,在冒顿单于执政时期,匈奴还和中原有一次极为赤裸裸的挑衅:汉高祖刘邦死后,汉惠帝继位,吕后垂帘听政,并且大肆封赏吕氏一族,弄得西汉朝廷乌烟瘴气。

冒顿单于觉得西汉正是孤儿寡母执政之时,有机可乘,于是,命人写了一封信给吕后。吕后拆开一看,信中写道:“我现在是一个枕边寂寞的君王,生活在北方草原这个荒凉的地方。我最擅长骑马打仗,麾下拥有精兵猛士三十万。现在,我来到边境,很想深入你们中原腹地一游。听说你的丈夫不久前死了,想必你也是空闺难守。我们两人,一个孤男,一个寡女,都是寂寞之人。你何不来与我相见呢?咱们结秦晋之好,鱼水之欢,这一定会是让你我都高兴的事!”

吕后是个母仪天下的皇太后,也是国家的象征,岂能够如此受辱,于是就有大将怒发冲冠,想要请命,率领大军十万扫平匈奴,为大汉朝雪耻。可是,立即就有人对这个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的想法当头棒喝,说:“当年高帝(指刘邦)统领四十万大军北伐匈奴,被匈奴围困七天七夜。那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险些使先皇命丧于此。当时百姓还作了歌谣,说‘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gò;u)弩’。先皇文韬武略可谓无人可比,可是仍旧折戟沉沙在匈奴人之手,可见匈奴人之凶险狠毒了。而且,匈奴本是没有受过教化之地,人民愚昧无知、禽兽不如,还是不和他们做正面冲突为好。”

刘邦白登之围的事人尽皆知,连刘邦带的40万大军都差点全军覆没,现在朝廷实力不如当时,谁还能与匈奴抗衡?吕后也明白这个道理,只好忍气吞声、曲意逢迎了。

然而,风水轮流转,随着汉初休养生息政策效果的显现,西汉王朝逐渐强大起来,匈奴也逐渐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而逐渐消弭了斗志。即便如此,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即位后的12年间,为未来对匈奴的反击进行着各方面的准备也相当谨慎。公元前133年,汉武帝下达了开战的决心。汉匈50多年的脆弱和平终于破裂,两大强国的全面战争开始了。之后,汉武帝一连对匈奴发动了3次大规模的战役。在西汉王朝厉兵秣马的时候,匈奴帝国却陷入了内乱之中,公元前126年,匈奴帝国最后一个伟大的单于——军臣单于,因病去世。军臣单于的弟弟伊稚斜自立为单于,并且和军臣单于的儿子於单爆发了争夺大单于的战争。经过一系列的战争,伊稚斜获得了胜利,成为匈奴的大单于。但是,这次王位的争夺战,大大消耗了匈奴帝国的实力。伊稚斜和他以后的继承者,基本上没有为匈奴帝国再现辉煌,相反,他们多短命。从公元前141年到公元前87年,在汉武帝刘彻在位的时间里,匈奴换了7个单于,而汉王朝只有刘彻一人。刘彻依靠军事天才卫青和霍去病发动的3次大战役使得匈奴元气大伤,逐渐衰弱下去。

在西汉的打击下,匈奴很快衰落,不久又陷入了内乱。公元前602年,虚闾(lǘ)权单于死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分裂和内讧,出现了五单于争立的局面,匈奴几乎陷入绝境。最终,呼韩邪单于稽侯珊取得优势,占据了单于庭,并归降汉朝以为藩臣。在汉元帝时,呼韩邪单于向汉朝请求“和亲”,汉朝应允并以王昭君以公主的身份远嫁匈奴。由于王昭君的作用,保持了匈奴和汉朝之间近半个世纪的和平相处。于此同时,与呼韩邪单于对抗的郅支单于见汉朝大力支持呼韩邪单于,惮于强大的汉朝的威势,只好渐渐率众西迁。

公元48年,统管匈奴南八部的呼韩邪单于之孙——右日逐王自立为单于,仍以呼韩邪为号,效法祖宗归附中原,他率部南迁,归降汉朝。东汉政府封他为南单于。从此,留在中国境内的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东汉政府打击实力较强的北匈奴,使得北匈奴不得不全面退守漠北和西域北部一带。

东汉时代,北匈奴内部出现了极大的矛盾,而且“屋漏偏逢连夜雨”,自然灾害也开始找上了这个部落的麻烦。这一切对于北匈奴来说可以算得上是天灾人祸,可是对于汉朝政府来说可算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了。于是,汉朝立刻与南匈奴等联兵出击北匈奴。北匈奴的单于受到两面夹击,接连大败,于是只好率部分族人西迁,至此,北匈奴政权全面瓦解。

漠北地区被西进的鲜卑族占据,而留在草原东部的匈奴尚有10余万人。他们归顺了鲜卑,成为鲜卑族中的一个部落。

(2)契丹古国:一个剽悍勇猛的民族

中华民族是神州大地上多个民族历经几千年融合而成的,在这几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曾有一个民族扶摇而起,又神秘消失,这就是契丹族。

契丹的本意是“镔铁”,即坚固之意。这个剽悍勇猛、好战威武的民族,在200多年的时间里曾经挥斥长城内外,饮马黄河。契丹有着无比神秘的文化,考古人员发现的一块刻满了怪异符号的石碑,到底是什么呢?自明代以来,契丹人就集体失踪了,人们再也听不到关于他们的消息,这又是为什么呢?

契丹的“罗曼史”

据《魏书》记载,早在1400多年前,契丹作为一个中国北方民族就已经出现。

契丹最早分为8个部落,部落首领每3年推举一名盟主作为头领。据说这个习俗还有着一个故事:有一位男子骑着一匹白马自湟河(今西拉木伦河)而来,一位女子则乘青牛自上河(今老哈河)而来。二者相遇,结为配偶,生了八个儿子。后来,他们的8个儿子分别繁衍为八个部落,逐渐发展成为后来的契丹。这就可以算做事契丹民族的“罗曼史”了。

唐太宗时,契丹首领窟哥率领部族向唐朝称臣,唐朝在那里设置了松漠都督府,并把这一地区分为10州管辖,封窟哥为都督赐姓李。契丹定期向唐政府缴纳贡品,并从那里得到所需的日用品、兵器等。

后来,唐朝走向衰落,北方草原上突厥称雄,实力较弱的契丹只得臣服于突厥,并在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在唐与突厥间徘徊。到了公元9世纪中期,契丹部落逐渐地发展壮大,开始称霸草原。他们兵强马壮,骁勇善战。部落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各部,于公元916年建立了契丹国,947年改国号为辽。

大辽王朝最强盛时期,曾经雄霸中国北部半壁江山,疆域北到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一线,东临库页岛,西跨阿尔泰山,南抵河北和山西北部。契丹王朝在中国延续存在了200多年,与宋朝形成南北对峙的格局,差一点就将宋朝灭亡而统一全国。家喻户晓的《杨家将》,讲的就是1000年前,宋朝军队在杨家将率领下与强大的契丹军队激战沙场的故事。在此期间,中原地区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被阻断,以致许多西方国家误以为整个中国都在契丹的统治之下。于是,契丹成了全中国的代称。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第一次向西方介绍东方时,就以契丹来命名中国,直到今天,在斯拉夫语国家中,仍然称中国为“契丹”。

在以后,辽国多次易名。公元983年,改国号辽为大契丹。公元1066年,又恢复了大辽的国号。辽国共经历了9位帝王,统治时间长达210年。辽圣宗之后的几代帝王日益腐败,他们崇拜佛教,为此不惜大兴土木,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庙宇。国势因此而日渐衰落,民不聊生。与此同时,统治集团内部也因为争权夺利而互相残杀,造成各部落间互相倾轧,辽国的军事实力大为削弱。

辽朝皇帝的腐败使国力大大受损,而辽朝下属的女真族的一支却悄悄地发展起来。1124年,辽国在与女真国建立的金国的中京决战中失败,耶律大石率所属部下逃往西部,另一支契丹部族在八刺黑的率领下逃到伊朗。1125年,辽国灭亡。

八刺黑在伊朗建立了起儿漫王朝,并改信伊斯兰教,被当地人渐渐融合,不再具备契丹族的特征。1132年,耶律大石在叶密立城称帝,建年号延庆,哈剌契丹国正式建立,史称“西辽”或“西契丹”、“后契丹”。1218年,西辽被蒙古大军消灭,从此契丹正式灭亡。

契丹民族起源于哪个种族。

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中国在英语中的名称为“China”,来源于中国的瓷器名称,然而却有很多其他的外国语言并不这样称呼中国。在俄语、希腊语,以及中古英语中,整个中国均被称为“契丹”。如现在在俄语中中国的发音是“Kitay”。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称呼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期会呈现出这样的差异呢?“Kitay”、“Cathay”这两个词又是源自哪里,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其实,俄语中对中国的称呼来源于契丹。“Kitay”就是契丹的音译。“契丹”在古代还被翻译成“Kita1a”或“Cathala”、“Cathay”,是辽朝建立者的族名。法国人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说:“契丹(汉名),阿拉伯~波斯语(Khitai),蒙古语(Kital)。”《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在整个欧亚大陆成为中国的代称。在俄罗斯和整个斯拉夫语世界中,至今还用这个称呼来称中国。”现在俄罗斯等众多国家称呼中国直译过来是“契丹”,俄国人到目前为止仍然称中国为“Kitay”,称中国人为“Kitanyes”。在穆斯林文献中常把北中国称为“Khita”、“Khata”,这都是从契丹演变而来的。既然契丹是一个消逝了的少数民族,为什么会用它来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呢?

“契丹”原意为镔铁,它作为民族称号,来象征契丹人顽强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历史文献最早记载契丹族开始于公元389年,柔然部战败于鲜卑拓跋氏的北魏。其中北柔然退到外兴安岭一带,成为蒙古人的祖先室韦。而南柔然避居今内蒙古的西拉木伦河以南、老哈河以北地区,以聚族分部的组织形式过着游牧和渔猎的氏族社会生活。此时八个部落的名称分别为悉万丹、何大何、伏弗郁、羽陵、匹吉、黎、土六于、日连。在战事动荡的岁月中,各部走向联合,形成契丹民族,先后经过了大贺氏和遥辇氏两个部落联盟时代,后建立辽朝。

公元916年,契丹国建立,947年改国号为大辽。辽自太宗耶律阿保机至九世帝耶律延禧历219年。耶律阿保机在位期间,任用汉人韩延徽等改革习俗,建立城郭,创制契丹文字,发展农商,年号也仿中原,任用大量汉人官吏,管理国家。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诸多方面多有建树。辽文化即以根植本土的游牧文化为主体,吸收中原文化,构成了自己的契丹文化。契丹王朝在中国北部持续存在了200多年,与西夏和宋朝形成对峙的格局。在此期间,中国中原地区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被阻断(当然,民间意义上的丝绸之路从未中断),以致亚欧大陆中西部国家误以为整个中国都在契丹的统治之下。

契丹不仅在对外联系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本身的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由于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也已经十分发达,它还把自身的文化等向外传输,影响着外界对中国的印象。外国甚至认为契丹就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于是,契丹成了全中国的代称。时至今日。

后来,虽然契丹衰落了,繁盛的文明也随着消失,但是那些已经形成习惯的欧洲国家仍然没有改变这种以契丹国名、族名代表中国的习惯。这种习惯在这些国家中一直延续到今天。尽管它的原意已经被人们遗忘,但是从这个词汇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契丹繁盛时是何等景象。

光辉灿烂的文化。

契丹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灿烂的文明。在契丹的各种工艺制品中尤其以鸡冠壶和马鞍为著名。

鸡冠壶亦称“马镫壶”、“皮囊壶”,是模仿契丹族皮囊容器的样式而烧制的陶或瓷壶。装水或盛酒的器皿。扁体,下腹部肥硕,上腹部一端有向上直立的管式短流,余部边缘呈板平的一半云头形或满弓式提柄,与流连接很像公鸡的顶冠,所以叫做鸡冠壶。鸡冠壶大体上可以分为扁身单孔式、扁身双孔式、扁身环梁式、圆身环梁式、矮身横梁式等几种。

鸡冠壶造型别致,制作精美,堪称国之瑰宝。辽宁省朝阳地区辽代墓中,出土了一把辽代仿皮囊式鸡冠壶,壶通体褐胎黄釉,由于釉层较薄且年代久远,多已脱落。这把鸡冠壶高21厘米,筒状小口,鼓腹下垂,小平底略内凹。上部两侧缓收合为鸡冠状,冠上中部有一凹槽,凹槽处加饰仿缝合皮囊的榫状物,凹槽两侧各有一圆形穿孔。腹中部有两条凸弦纹曲弧向上,共承起一火焰状物。在边缘处还加饰一条上窄下宽的带状边饰,似仿皮囊为防止泄漏而加饰的边饰一样。上加复层台状小盖,盖上有螺旋状小钮。

在鸡冠壶的颜色上又有单色釉、三彩陶器之分。三彩釉陶鸡冠壶的釉色以绿色为多,白釉黄釉等级不高,酱釉和茶叶墨绿釉最为稀少,一般都是赤峰“缸瓦窑”官窑烧制的。有的鸡冠壶壶底刻有“官”字,表明是政府负责烧制的。近年,在赤峰市松山区发现了松州窑,又称“缸瓦窑”。

鸡冠壶的发明和使用与契丹族的生活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四处游牧是契丹最为重要的生活方式,在游牧时如何携带水就成了一个重要问题。普通的瓷壶都是圆形或方形的,不便于携带。因此,扁体弧底、适于悬挂在马鞍上的皮囊壶成了他们必备的生活用具。可是,1954年辽宁赤峰辽驸马墓出土的白釉鸡冠壶和辽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白釉刻花提梁壶,皮囊壶的特征已经不明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皮囊壶由于不美观渐渐地被人们所淘汰。契丹人对外部美观,但不实用的传统的瓷壶进行了改造,把水壶设计成皮囊壶的样式,使瓷壶与皮囊户的优点充分地结合起来。鸡冠壶的造型完全模仿皮囊壶,连皮革的接缝和细密的针脚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初看者很难分辨出是皮囊户还是瓷壶。随着时间的发展,仿皮囊鸡冠壶开始渐渐地脱离皮囊的原形。

通过鸡冠壶,可以看出辽国制瓷业的兴旺发达。辽代制瓷业在当时手工业部门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没有陶瓷业生产之前,契丹人日常生活用器皿皆用木、皮囊及粗陋的泥陶制成。有了陶瓷业后,所烧造陶瓷器和釉陶瓷器即成为日常生活主要用品,一改过去的简陋。从辽国的陶瓷业中,还可以看出其与周边民族的文化交流。辽国瓷器的造型可分为中原式和契丹式两类,中原式仿造中原的风格烧造,有碗、盘、杯、碟、盂、盒、壶、瓶等,辽三彩器仿唐三彩而来,釉色较唐三彩器更为浓艳,海棠长盘则为模仿波斯式金银八曲盘形制作成。这些都反映了契丹对周边文化的吸纳。

除此之外,有“马背上的民族”之称的契丹人还十分擅长制造马鞍。马鞍是游牧民族生活中密不可分的生活用品。同时,契丹人也是世界上最早制造和使用马鞍具的民族之一。宋文忠公欧阳修出使辽朝时,见到契丹人的骑马打猎的生活,曾写道:“儿童能走马,妇女亦腰弓。”这正是对当时契丹人生活场景的真实写照。在常年的游牧射猎生活中,为了更好地驾驭战马,使其既舒适、适用,又能保护马匹,且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奔跑能力。为了进一步提高契丹鞍的制造工艺,政府还专门设置了制造马鞍、马具的部门。经过多年的改造,契丹人不断地对马鞍制作工艺进行改进完善,使之有了“契丹鞍具甲天下”的美誉。

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发现了一个大规模的辽代墓葬。经过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在这个墓葬中发掘了两幅精美的《契丹人引马图》。第一幅图描绘了一位留着胡须的契丹引马人,左手执棍,右手执辔,戴帽,着长袍,穿短靴,身向前冲,左腿弓,右腿蹬,右足尖点地。左边一人右手执细鼓棰,击鼓而舞,戴幞头,着长袍,尖头靴,两腿半蹲,合着鼓的节奏在起舞。两人中间一匹骏马正奋蹄前奔。第二幅图描绘了一位契丹牵马者披髡发,执棍,棍上有铁环,着长袍,长毡靴,马扬后右蹄。右面站着另一个人戴黑色帽,着长袍、长靴,尖头朝上,两足同时向左,似为移步,击长鼓而舞。

在这两幅图中,马背上那精致的马鞍十分绚丽多彩,引人注目。自古以来,契丹民族所制造的马鞍就受到了许多骑兵、将领的青睐,甚至是追捧。因为这种马鞍不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十分适合战场上使用,另外,它的造型制作精美、讲究,也使得它名扬天下。据史料记载,北宋时契丹鞍与中原地区的端砚、蜀锦、定瓷并称为“天下第一”的物品了。契丹鞍也是辽代墓葬最为普遍、最为重要的陪葬品之一。在赤峰市大营子发现的辽驸马赠卫国王墓中,出土了制作极为精美、奢华的铜鎏金马鞍具以及全套马饰具,多达l64件,充分反映了那时辽国马鞍具的先进与兴盛。

在辽国的历史上,马扮演着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契丹人长期生活在草原上,以放牧马匹获得食物、生活用品。马还是契丹人最为重要的交通工具,他们骑在马上在大草原上往来驰骋,放牧马群、牛羊。马还是战场上不可缺少的作战工具。战马在那个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名大将若是没有一匹与之相匹配的战马,即使武功再高,也很难在战斗中取得胜利。正是因为契丹有着数量众多的强壮战马,才能在草原上征战驰骋,征服了周边的许多邻国、部落,并给中原的汉族政权以致命的打击,由此获得了中原地区的大片领土和大量人口。也正因为获得了战争的胜利,契丹国才不断地发展壮大。因此,战马在契丹国的发展历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契丹人喜爱马匹,也最敬重马匹,把马当成自己的朋友。在契丹贵族墓葬中,均有马或马具随葬,还有打马球图、引马图等壁画。

长于骑射的契丹把铁、皮革和木器原料用于制作契丹鞍。契丹贵族所用马鞍,十分考究。从辽太祖的儿子东丹国王耶律倍所画“牵黄臂苍”、“鞍勒率皆瑰奇”的契丹贵族形象中,都可以看出马鞍的精美。中原的宋朝对契丹马鞍的制作工艺十分称赞,称“契丹鞍,夏国剑……皆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契丹鞍还被作为礼品送给契丹周边的国家,我国历史中记载的辽馈赠宋朝、高丽国的物品中就有契丹鞍,且种类繁多,精致至极。不见契丹马鞍的实用性十分强,而且契丹人还十分注重其他马具的装饰。许多契丹贵族的马鞍上都用黄金包裹,上面镶有各种名贵的宝石,刻着精美的花纹。在辽宁省建平县张家营子辽墓出土的鎏金银鞍桥外包镶錾花鎏金饰件,呈拱形,正面展翅双凤及牡丹纹,异常精美。

勇猛的契丹民族为何会“集体失踪”

契丹民族不但创造了强大的军事王国,而且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至今在黄河以北地区保存下来的古佛寺和佛塔,巍峨雄伟,历经千年风雨依然坚固挺拔。尤其山西省应县的释迦塔,是现今全世界保存得最高最古老的木结构塔式建筑,历经多次地震而不毁。

从中不难看出,创造如此辉煌文明的民族,一定有着相当的经济基础和雄厚的工程技术力量。同时,也可以看出契丹王朝对各种文化兼收并蓄,除了大量吸收中原汉族人才以外,还通过与宋朝的交流获得先进的生产技术。契丹民族,确实在中国北方开创过一派繁华的时代。然而,如此强大的一个民族,为什么会迅速消失呢?契丹人究竟去了哪里?他们还有没有后裔?寻找这个失踪的民族,成为一个诱人的历史之谜。

据《辽史》记载,辽灭亡后,至少还有两大部分契丹人留了下来。一部分是契丹末代皇帝的追随者,另一部分是聚居在辽国南部的契丹人,还有一些散居各地的契丹军民。黄河流域不断出土的文物说明有的契丹人被女真人降服,有的向北回迁到契丹的发祥地,也有人和北方其他民族逐渐融合为一体。事实上,在金朝统治时期,契丹人不断举行起义。当蒙古族兴起后,契丹人纷纷投靠,想借助成吉思汗恢复本民族的地位。这也从侧面证明,到元代初期,契丹人的势力仍然十分强大。

那么,几百万契丹人到哪里去了呢?史学界推测大致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居住在契丹祖地的契丹人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族源,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第二种可能,西辽灭亡后,大部分漠北契丹人向西迁移到了伊朗克尔曼地区,被完全伊斯兰化,演化为其他民族。第三种可能,金蒙战争爆发后,部分契丹人投靠了蒙古,并在随蒙古军队东征西讨时,散落到了全国各地。这几种可能虽然不同,但是都承认契丹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已经被融合到了其他民族之中,永远地消失了。

当然也有几种版本传说契丹民族没有被融合,他们作为一个民族仍然存在。一种说法认为,生活在大兴安岭、嫩江和呼伦贝尔草原交汇处的达斡尔人,就是契丹人的后裔。达斡尔的意思是“原来的地方”,也就是故乡。几百年来,达斡尔人就在这里游牧,但究竟哪里才是他们的故乡?达斡尔人自己不知道,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文字,只能靠口述来传承历史,清朝以前的事就没有人知道了。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契丹族和达斡尔族的生产、生活、习俗、宗教、语言、历史等内容,找到了大量证据证明,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但这些只是间接的证据,具体定论尚待进一步地证明。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契丹部落最后流落到了云南地区。他们的根据是,在云南施甸县,发现了一个仍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使用契丹文字的特殊族群,统称“本人”。在施甸县由旺乡的一座宗祠里,还发现了一块上面篆刻着“耶律”二字的牌匾。据“本人”介绍,这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先祖阿苏鲁,并表明他们的契丹后裔身份。历史上确有记载,阿苏鲁是投靠蒙古的契丹后裔,他的先祖曾参加西南平叛战争。但这并不能证明这些“本人”就是阿苏鲁的后代。毕竟漠北和云南相隔万里,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学术界始终未能给这个自称契丹后裔的族群正名。

最近,社会科学院的刘凤翥教授称利用DNA技术揭开了这千古之谜。他率领的专家们先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牙齿、头骨;在云南保山、施甸等地采集到“本人”的血样;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在完成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后,得出了如下结论:达斡尔族与契丹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很可能是蒙古军队中契丹官兵的后裔。

但是这项测验的最大难题是要证明实验所获得并进行分析的是古代契丹的DNA的确是古DNA,而不是污染物。因为古生物遗存中的有机物经长期降解已保存无几。实验只能在有限的DNA中复制扩增并排除污染。虽然这次分子考古的实验每一步都进行了阴阳性对比,可还是没能严格按照国际上权威的分子考古——尼安德特人的分子考古法来执行实验。

这项测验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其实即使最终证明这项测验结果准确无误,也不能过于简单地来看民族源流问题,因为契丹族100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外婚制”,所以纯粹意义上的契丹人已经不存在。

(3)乌桓古国:威震四方的“天下名骑”

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乌桓部落就曾出现于我国的科尔沁草原上。他们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但是也留下了更多的谜团。他们的称谓从何而来?这是一个怎样的部落?他们与中原的汉族有交往吗?他们最终又怎样消失?让我们带着这种种疑问,来了解一下这个民族的历史……

1956年东北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在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发掘了63座墓葬。这些墓葬属于早、中期乌桓墓葬,考古工作者从中清理和发掘出数以万计的出土文物,从而使得这个古国的轮廓渐次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乌桓的历史为何神秘莫测。

乌桓,是东胡系统的古代民族之一,也有人称之为“乌丸”、“古丸”、“乌延”等。乌桓的语言与鲜卑相同,同属东胡语言的分支。在中原王朝的秦汉之际,乌桓人主要活动于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一带。东邻挹娄、夫余、高句丽等,西连匈奴,南与幽州刺史所部相接,北与鲜卑相望。《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夫燕亦勃、碣之间二都会也……北邻乌桓、夫余,东缩秽貉、朝鲜、真番之利。”《后汉书·;乌桓传》也记载:“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

公元前206年,匈奴王冒顿单于消灭了东胡人联盟,东胡人中的一支向北败退,来到科尔沁草原的中心地带的乌桓山下定居,于是,乌桓人就在这片热土上生息繁衍了起来,形成了他们特有的文化和历史,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民族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1956年东北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在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发掘了63座墓葬。这些墓葬属于早、中期乌桓墓葬,考古工作者从中清理和发掘出数以万计的出土文物。其中有大量铁马衔及其他马上用具,许多饰牌都绘有双牛、双羊、双驼、犬马、犬鹿、鹰虎等图案,或用各种兽角、兽首、兽足构成的图案。在三面铜饰牌上并有一个“骑士出猎”的场面。墓葬中还发现许多零散的马牙和牛牙。反映出乌桓人的经济生活主要是从事畜牧业和狩猎业,畜群中既有供日常食用的牛羊,也有供骑乘、战阵、交通用的马和骆驼,还有供捕捉飞禽走兽用的猎鹰和猎犬等。

乌桓人不但擅长畜牧业和狩猎业,还对农业有一定的发展。史书中介绍说这里“俗识鸟兽孕乳,时以四节,耕种常用布谷鸣为候。地宜青穄、东墙,东墙似蓬草,实如葵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蘖。米常仰中国”。

除此之外,乌桓手工业也有一定发展,其中较为重要的有铸铜、冶铁、制陶、纺织等。王沈《魏书》称乌桓“大人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能刺韦作文绣、织缕毡”。而范晔《后汉书·;乌桓传》则云:“男子能作弓矢鞍勒、妇人能刺韦作文绣,织氀毷。”这都说明了乌桓手工业的发展情况。

由于乌桓有着十分发达的畜牧业和狩猎业,所以为了弥补在其他方面的不足,就与以牛马等牲畜汉族、匈奴进行商品交换。大量的牛马等牲畜换来的许多生活的必需品之外,还有贵族从中原交换而来的各种金银首饰、宝石玉器、绫罗绸缎,等等。

乌桓在由原始社会末期转向阶级社会的过程,还来不及建立本民族的奴隶制国家政权,便为曹操征服。虽然,乌桓人没有建立国家,但部落大人拥有无上的权威,“违大人言者,罪至死”。而且,这些人掌握着大量的牛马等牲畜、金银细软、男女奴仆,等等,所以他们这些人才是金银首饰、宝石玉器、绫罗绸缎等这些中原“奢侈品”的享受者。这些人被称作大人或小帅。而那些穷苦的人的生活依然是相对艰苦的。还有一些沦为奴隶的人,过着极为凄惨的生活,他们拾捡粪草、牧养幼畜……反正所有的脏活累活都得一力承当。

匈奴消灭东胡政权以后,乌桓以及投靠乌桓的东胡其他部落臣服于匈奴。在匈奴被西汉击败后,乌桓脱离了匈奴的严密控制,附属于西汉,但也时常与匈奴有往来。东汉时期中原王朝与乌桓之间关系密切,光武帝以大量的钱和丝绸做代价,使乌桓彻底臣服,主动要求成为东汉的内属。东汉设立了乌桓校尉府,负责处理乌桓、鲜卑事务。这个机构使东汉与乌桓之间的和平关系保持了半个世纪。汉献帝时期,乌桓与袁绍勾结,共同对抗曹操。

为了排除乌桓侵扰的威胁,公元207年,曹操亲率大军远征乌桓。大军直捣乌桓的统治中心,杀掉了乌桓首领蹋顿,平服乌桓各郡。他把乌桓的一万余部众迁至内地,把乌桓的精兵编为骑兵部队。这支部队英勇善战,在曹操统一北方及与刘备、孙权角力的战争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迁入内地的乌桓人因为与中原联系加深,开始从事农业,并被逐渐编入中原王朝的户籍,逐渐与汉族融合。留居在塞外的乌桓人到两晋时期仍很活跃,并先后归附于前燕、前秦、后燕、鲜卑。魏晋以后,塞外乌桓与其他诸族错居杂处,民族成分发生了变化,形成了所谓的“杂胡”。久处中原的乌桓人逐渐被同化于汉族,乌桓姓氏相继有郝氏、刘氏、张氏、王氏、鲁氏等出现;而另一部分随着鲜卑的强大而加入其中,先同鲜卑融合,最终随鲜卑汉化而同化于汉族。

乌桓铁骑为何威震中原。

乌桓人最初形成于科尔沁草原,势力弱小,受匈奴人控制。后来汉武帝打败匈奴后,将乌桓人南迁到辽西、辽东、右北平、上谷、渔阳塞外5郡,接受西汉王朝的庇护。乌桓人不断发展壮大,到东汉时已经发展成辽西、辽东、右北平、渔阳、上谷、广阳、代、雁门、太原、朔方边塞10郡,尤其是辽西、辽东、右北平3郡乌桓实力更强,他们被曹操打败后内迁中原,编入曹魏大军之中。他们骑马弯弓,驰骋在中原大地,创造出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成为华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乌桓人是东胡部落联盟中的一支,具有东胡人的生活特征,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勇猛善战。最初的乌桓人生活的地方,史籍中称作“乌丸川”,即西起西拉木伦河以东,乌力吉木仁河、新开河以南,洮儿河以西,西辽河以北的狭长草原地带。这时期的乌桓人作为匈奴人的奴隶,他们“岁输牛、马、羊皮,过时不具(不缴),辄没其妻子(为奴婢)”,因此,乌桓人经常反抗匈奴人的奴役和压迫,但都被匈奴人残酷镇压下去了。西汉击败匈奴后,匈奴人败逃入漠北,才把乌桓人从匈奴人的压迫之下解放了出来。

乌桓人在西汉王朝的庇护下,部族逐渐强大起来,乌桓人因恃有强大的汉朝作后盾,为报灭族之仇(指袭灭东胡)挖了匈奴人的祖坟,匈奴单于大怒,遣兵2万骑进击乌桓,同时又动用3000余骑入侵汉塞,掳掠汉朝边民。西汉于是以中郎将范明友为渡辽将军,率领2万骑兵出辽东追击匈奴,匈奴人得到消息,抢先迅速撤离。汉兵遵照大将军霍光“兵不空出”的原则,转而对乌桓进行了攻击。乌桓刚受到匈奴重挫,部众疲弊,在范明友攻击下损失惨重,3位大人被杀,6000余人被斩首。乌桓无力与汉朝为敌,开始时而归附西汉,时而与匈奴联合,实行双重政治策略。汉朝则以军事征服为主要手段,不断打击乌桓人的势力。

到了东汉初年,王莽执政时期对乌桓人采取歧视、压迫和奴役政策,强迫乌桓人参加反匈奴人的战争,还扣押参战人员的妻子、儿女为人质,逼迫乌桓人与匈奴人打仗。乌桓人不堪忍受,遂自亡叛,沿途抄盗汉地郡县,王莽令郡县杀光所有扣押的乌桓人质,由是乌桓人与王莽结下了仇怨。他们骑着快马,轻装简从,早晨从草原出发,傍晚即可抵达东汉边城。这一时期,不仅东汉军队屡屡被乌桓击败,就连匈奴人也被乌桓杀得北徙千里。因为乌桓铁骑不能战胜,光武帝刘秀就以财物贿赂乌桓,让乌桓归附。于是,乌桓部族中以势力最强大的辽西乌桓大人郝旦为首的各郡乌桓首领900余人归附东汉。

这次他们南迁更加深入中原地区,不仅外长城东段以北,而且外长城中段以北的乌桓人也都进入了长城以南。分布地区也愈向西扩展到内蒙河套一带。此后,乌桓部众与东汉王朝基本保持着“边塞无事”的平衡状态。

东汉中期入居塞内10郡的乌桓人,精骑善射,能征惯战。他们选出精良的乌桓骑兵,组成队伍,为东汉作战,被称为“乌桓突骑”。当时,乌桓突骑在作战中起着冲锋、突击和摧陷敌人阵地的作用,各郡“突骑”3千至5千不等,人数虽然不多,战斗力却很强。当时幽州各郡都有突骑,其中的渔阳、上谷的突骑在国内最享有盛名。

黄巾起义爆发后,群雄并起,战乱频频。乌桓被曹操平复,他把乌桓人全部迁入中原,将所获的乌桓战士通过精选和整编,改编成精良的骑兵部队,仍由乌桓的王、侯、大人率领,随同曹操转战南北。后来,曹操屡征西羌,与马超开战。西羌人勇猛善战,曹操屡屡战败。最终还是靠无可匹敌的乌桓骑兵,才打败了同样以骑射闻名的西羌骑兵。自此,乌桓骑兵终在史书中留下了“由是三郡乌桓为天下名骑”的评价。这支来自蒙古草原的“天下名骑”,帮助曹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战争。后来与吴、蜀对峙时,吴蜀联军联合进攻曹操都不能成功,而曹操却屡屡在进攻中取得战果,乌桓铁骑在其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曹操是如何解决北方政权忧患的。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这是三国时代的军事家、政治家、诗人曹操在北伐乌桓胜利而归之时,路过碣石时写下的历史名篇《观沧海》。诗文汪洋恣肆,颇显一代雄主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雄风。这次北伐乌桓的成功,奠定了曹操成为一大霸主的基础,使得曹操北方没有了后顾之忧。所以,从这首诗中,是可以看出曹操当时的心境的。

公元200年,曹操在官渡击败袁绍军。此后,袁绍一蹶不振。公元205年,袁绍之子袁尚、袁熙投奔北方的乌桓部落,曾经得到袁绍善待的乌桓人收留了两个人,并且出兵攻击曹操的部下鲜于辅,号称要为袁绍报仇。其实,早在曹操进攻困守南皮的袁绍长子袁谭时,乌桓就有攻击曹军的意图,曹操对此非常忌恨。这样,乌桓对袁绍之子的收容,成了曹操讨伐乌桓的导火索。

公元207年,曹操亲统大军,北征乌桓。五月,曹操大军到达了右北平的无终县。无终是通往辽西的要冲所在,得知消息的乌桓军队也到达了这里,但时值盛夏,正赶上雨季,由于地势低下,又靠近海,道路被滂沱大雨冲得泥泞不通,曹操大军一时无法前行,而乌桓的军队也暗守山中小路和险要之处,随时注意着曹军的动向。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七月,依然没有任何改善。

这时,投靠曹操的田畴告诉曹操,曾经有过一条从卢龙塞出发途经平冈通往柳城的路,这条路断绝已经200年之久了,但从山中还能找到小路,他建议曹操假装退兵,使乌桓军队放松警觉,然后趁机进入徐无山,再向北出卢龙塞,经平岗,从敌人防备空虚的地方进军,直逼柳城。这个建议立即被曹操采纳。

在经过艰难的跋涉之后,曹操大军终于出现在辽西的大地上。直到他们行至距柳城200里的地方,乌桓才终于有所察觉,双方均急于抢占有利地形,公元207年8月,双方的军队在白狼山相遇。曹军一路上翻山越岭,兵士大都轻装简行,所以当时曹操“车重在后,被甲者少”,而乌桓军队数量众多,以至于曹操左右皆惧。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正当众人惊恐之时,荡寇将军张辽力劝曹操,要求主动出击。曹操登上高处观察敌情,发现乌桓军队也是仓促应战,阵式并不齐整,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于是果断地命张辽、张郃为先锋,趁敌人立足未稳,冲杀敌阵。立足未稳的乌桓军顿时便陷入混乱。而此时曹军的第二拨攻势又接踵而至,这一举击溃了乌桓的亲卫部队,乌桓军彻底崩溃。曹军一路追奔,直取柳城。这一战,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史书记载:“虏众大崩,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辽东单于速仆丸及辽西、北平诸豪,弃其种人,与尚、熙奔辽东。”至此,3郡遂平。

曹操的此次征伐,一举解决了3郡乌桓之患,稳定了河北局势,而且对其他乌桓、鲜卑部落和盘踞辽东的公孙康势力起到了极大的震撼作用。

(4)东胡古国:纵横科尔沁草原的雄鹰

在我国北部有一个美丽的草原——科尔沁草原,从商周到战国后期,在她博大的胸怀中,养育了一个精骑善射、民风古朴而剽悍的游牧民族。这个古老的民族在这里孕育、出生、发展壮大,谱写了“胡服骑射”、秦开质胡、屡辱匈奴等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也创造了冶炼、青铜铸造、制酒等灿烂文化。这个民族还在通古斯语系的基础之上创立了相对独立的部落语言,并在宗教、文化、音乐、舞蹈、饮食、农业等多方面创建了辉煌的文明。但是,这个民族在大浪淘沙的历史长河中却渐渐衰落、分解、消亡了,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猜测……

这个民族,就是东胡族,它从哪里来?又去向了何方?它带给人们的还有哪些神秘的未知之事呢?

东胡来源的争论。

东胡,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强盛一时的北方民族,因居匈奴以东而得名。它是中国东北部的古老游牧民族,是一个部落联盟,包括了当时族属相同而名号不一的大小部落。

东胡,并非东胡族人自命之名,因匈奴人自称胡人,所以中原人便把活动在匈奴之东的部族,皆称为“东胡”。由此代代沿传,东胡便成为活动在那个地区的部族之名了。

有学者考证,东胡族的祖先源自殷商氏族。据《诗经》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个以玄鸟为图腾的部落,最初居住在燕山以北的广阔地域。《荀子·;成相篇》载:“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史记·;殷本纪》称:“成汤,自契王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世本·;居篇》更把商族居住地指明:“契居蕃(亳),昭明居砥石。”蕃(亳)和砥石,即今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是殷商氏族兴起之地。而这个地域正是后来东胡族活动的地区。

据《史记·;殷本纪》索隐说:“北殷氏秦宁公所伐亳王,汤王之后也。”《通志略·;民族略》的注释:“成汤之后,有北殷氏。”殷商氏族自契至汤14世共8次向南迁移,最后到达殷地(今河南安阳)。在这一次次迁移中,有些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仍然留居蕃(亳)与“砥石”之故地。他们原来不称“北殷”,直到商族迁至“殷”地以“殷”作为国都后,才有“北殷”之称。形成与“南殷”相对应的“北殷”。

殷商覆亡后,周武王对殷商奴隶主贵族采取宽容和笼络政策,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朝歌,利用他统治商之遗民。后来,武庚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武装叛乱,周公“内弭父兄,外扶诸侯”,率师东征。在强大攻势下,武庚叛乱失败,率残余部众逃至北殷氏之地,并在北殷之地建立北殷王国,企图以此与周王朝对峙抗衡。经过三年苦战后,周王朝终于平定叛乱,杀死武庚,北殷王国从此消失。从此,北殷氏族人再不敢称自己为北殷人,外部人不知其名,因其位于匈奴之东,渐渐北殷氏后人便被称为东胡了。

“五胡十六国”时期,由东胡分裂而来的鲜卑慕容氏和鲜卑拓跋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后,鲜卑慕容氏自认为“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鲜卑拓跋氏也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并将拓跋氏的姓氏源于“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因以为氏”,等等。他们敢于认祖,必然有其历史根据,并都追根于黄帝集团,也绝非偶然。

据史料记载,黄帝集团的颛顼高阳氏族和帝喾商辛氏族早期均活动在蕃(亳)和砥石一带,即今滦河源以北、老哈河流域。著名的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就发生在今河北省涿鹿县东南。阪泉之战后,炎帝集团接受黄帝为中原盟主,以后夏、商、周三代都尊祖黄帝。由此可以得知东胡族系殷商之后裔了。

然而,对于东胡族系殷商之后裔的说法,有些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有人则认为,春秋时的山戎是东胡的前身。到了战国时期,山戎改称为东胡。根据这种观点,有学者也提出了反驳,因为“东胡”这个名字最早应该是从战国时期开始出现的。但东胡之称在周朝建立之初就已经出现,《山海经》也记载了东胡的出现,时间早于战国时期。无独有偶,《史记·匈奴列传》及《逸周书》更将东胡与山戎并列提及。由此看来,东胡与山戎也应该是同时存在于中华大地上的两个不同的部族,而并非是一个部族的两个不同的名字。而且,据考证,山戎的活动范围在今天的大凌河流域上游,东胡则在今天的西拉木伦河流域,二者相去甚远,是不可混为一谈的。

此外,有人认为东胡祖源与武庚建立“北殷”有关;有人认为东胡的祖先是土方民族;还有人提出东胡族系殷商之后裔。但是,这些观点不是没有较为翔实可靠的历史资料,就是没有考古证据,所以没有得到学界广泛的认可。

这样一来,东胡族系殷商之后裔的观点,也就成了一个最为合理的答案了。

生活在科尔沁草原上的东胡人。

东胡是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生活在科尔沁草原的民族。春秋战国时期,因为不断的发展、兼并,东胡族已经不是单一的民族,而是一个部落联合体,其中有活跃于东北部的以渔猎为主的民族,有活跃于中部的游牧民族,有活跃于西部和南部游牧、农耕兼有的民族。势力发展到今天的黑龙江、吉林、辽宁的西部以及内蒙古东部的部分地区。

不知何时开始,游牧民族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衣着简陋、靠烧杀掳掠生存的野蛮印象。实际上,早在几千年前,东胡民族就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至今还享受着这个民族的遗泽。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2500年前,来重新审视一下这个民族创造的文明。

科尔沁大草原的胸怀使得东胡人崇尚自然,崇拜日月、星辰、水、火等自然万物。东胡人在与大自然的接触中,感怀于熊的巨大力量,于是他们以熊为图腾,希望在狩猎中能够借助熊的力量获取更多的猎物。在游牧生活和祭祀活动中,东胡人还创造出了以“旋转”为主要动作的舞蹈体系,这种舞蹈一直被后人称作“胡旋”。游牧生活使得东胡人擅长制作烤制食品,特别是“烤肉”、“烤饼”等食品,一直流传至今。

由于主体是游牧民族,在与猎物的搏斗中锻炼了东胡人的体魄,他们民风剽悍,崇尚武力和战争,经常通过战争掠抢财富和奴隶。让人们想不到的是,主宰大草原的东胡人竟然在战国前期,就掌握了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他们铸造的铜剑、铜镞、铜刀、铜戈、铜盔,不但外形美观,而且非常锋利实用,特别是铜制双侧曲刃青铜短剑和“修剑过颐”的长剑,跟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比较,有着极其明显的地域特征。东胡人精骑善射,利用硕大的牛角和牛筋、鹿筋制造出既短小又强硬有力,杀伤力极强的角弓,他们还用雕翎、红柳杆、青铜镞制成羽箭,配以角弓,即轻便又灵活,而且非常实用。这种角弓羽箭,一直到唐、宋战争中都是较为先进的武器之一,唐朝诗人岑参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这首耳熟能详的名作中就有“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的诗句。

长期的游牧和狩猎,使得东胡人衣着简练,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多以紧领的袍服为主,穿着时,内穿紧身,中衽紧领、紧袖内衣、下穿窄腿,紧裆长裤,外罩上述袍服,并将腰部用长宽布带束紧,布带上饰以多种形态的兽面形制的铜带勾。《战国策》中记载的齐国民谣,形容东胡人的形象说:“大冠若箕,修剑过颐。”可见,当时东胡人的帽子很大,像个簸箕,使用的青铜剑,竖在地上长度可以顶到下颏。当时,东胡人带着这种可以遮风挡雨的箕形大帽,骑着高头大马,手挥长剑,腰悬牛角制成的短弓,经常袭击燕、赵、齐等国,向中原人展示了他们的骑兵和骑兵战术。强悍的兵种和有效的战术立即被中原人学习、推广,灵活的马战就这样取代了笨拙的车战。

中国传统乐器二胡也源于东胡族。东胡人在游牧生活中,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他们把圆杨木敦掏空,蒙上蟒蛇之皮,制成二胡的琴箱,用兽筋做弦,用柳木杆做杆,用柳枝、马尾做弓弦,滴以松脂,在草原上创制出了弦乐的祖先——“二胡”,当时及以后很长时期内二胡都被人们称作“胡琴”,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马头琴等许多弦乐。

东胡人的语言属于通古斯语,后来沦为匈奴人的种族奴隶后,匈奴人使用的阿尔泰语,才逐步渗入到东胡语中,直到契丹人出现,阿尔泰语才在东部草原逐步通行。东胡人虽然没有文字,却以刻木和结绳记事,他们在游牧过程中创造了大量的内容丰富的岩画,现存于扎旗查布嘎图镇大黑山的岩画就反映了这些内容。东胡人在战国后期还发展农业和手工业,著名的“胡麻”就是东胡人培育出的农业品种,此外东胡人还用剩余的粮食酿制了白酒。

一个游牧民族竟能在两千多年前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民族文化,不能不使我们惊叹。在我们惊叹之余,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原政权时,我们发现一幕幕精彩的历史故事,在他们的交往中展开……

秦开质胡与胡服骑射。

随着东胡的日益强盛和发展,主体为游牧民族的东胡不能有效地供给各成员日常生活用品,这就使得东胡军队不断南下侵入中原。

公元前326年至公元前301年间,东胡不断从现在的东北地区北部及热河一带入侵辽东(今辽阳一带),侵犯了燕国的领土。东胡军队强大的战斗力使得燕国军队屡战屡败。为了挽回败势,更为长远考虑,燕王派大将军秦开到东胡做人质。秦开为人精明,有计谋,他表面上对东胡人百依百顺,取得东胡人的赏识和信任后,便大胆地观察,研究东胡的政治、军事、礼俗及山川地势,对诸方面情况了然于胸。后来,他回归燕国,在燕王的命令下,带大军来辽东,一举打败东胡部族,迫使他们向北逃遁1000多里。

这次战役燕国军队俘虏了众多胡人。秦开是一个仁义之人,在东胡做人质期间,东胡人并没有虐待他,于是秦开请示燕昭王,仅留下马匹供军用,将妇女、儿童和其他物资送还。这次燕国用兵,是辽阳地区军事史上汉民族与兄弟民族之发生的第一次军事冲突,也是辽阳地区的首次战事。战争结束后,为防备周边游牧民族来犯,燕国从造阳(今河北易县)到辽东襄平(今辽阳市)沿边修筑了一道长城,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辽东郡郡府设于现在的辽阳市。从此,初具规模的城邑在东北大地上出现了。这也就是最早的辽阳城。

东胡除了与燕国发生军事冲突外,还经常与赵国发生军事摩擦。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赵国正处在国势衰落时期,东胡军队不断骚扰赵国边境。由于胡人都是身穿短衣、长裤,作战骑在马上,动作十分灵活方便。开弓射箭,运用自如,往来奔跑,迅速敏捷。而赵国军队虽然武器比胡人精良,但多为步兵和兵车混合编制,加上官兵都身穿长袍,甲胄笨重,骑马很不方便。因此,在交战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鉴于这种情况,赵武灵王就想向胡人学习骑马射箭。要学习骑射,首先必须改革服装,采取胡人的短衣、长裤服式。

于是,赵武灵王于公元前302年开始改革。他的做法虽然遭到国内墨守成规的大臣的反对,但在赵武灵王的亲自教习下,这项改革还是开展起来。经过改革,赵国的生产能力和军事能力大大提高,在与北方民族及中原诸侯的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赵国不但打败了经常侵扰赵国的中山国,而且夺取林胡、楼烦之地,向北方开辟了上千里的疆域,并设置云中、雁门、代郡行政区,管辖范围达到今河套地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大变革,被历代史学家传为佳话。

东胡是如何毁灭的。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管你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民族,只要你满意于安乐的生活,失去了忧患意识,你必将被历史的滚滚车轮碾得粉碎。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在曾经创造灿烂文明的东胡族身上再次得以体现,曾经主宰草原的东胡族在安乐中终于被草原上另一支铁骑践踏得支离破碎……

汉高帝元年(206年),统治蒙古高原西部的匈奴部落发生了冒顿杀其父头曼自立为单于的事件。冒顿登位后,正是东胡强盛时期,东胡首领听说冒顿弑父自立,便派使者前来索要头曼的乘骑千里马。冒顿向群臣询问对策,群臣都认为千里马是匈奴的宝马,不能交出。冒顿摇摇头说:“为睦邻友好,怎能爱惜一匹马呢?不能因小失大啊!”于是将千里马交与来使带回。不久,东朝又派使者前来:“我们大王想要单于的爱妾。”冒顿又询问群臣,大家义愤填膺:“东胡仗势欺人,又来强求美女,看来得用武力教训他们了!”冒顿还是摇摇头说:“我怎能为了一个女人而破坏与强邻的友谊呢?”于是将自己的一名爱妾交与来使带回。

东胡首领两次无理索求都轻易得手,认为冒顿胆怯,匈奴势弱,越发骄傲起来,不把匈奴放在眼里。东胡与匈奴之间,有一块方圆千里的土地无人居住。东胡又派人前来:“我们想独占这块土地。”冒顿依旧询问众臣,一些人因前例在先,认为冒顿这次还会答应,于是赞成交给东胡。哪知冒顿闻言勃然大怒:“土地是国家的根本,怎能轻易送人!”立即将那些人同来使一起推出处死。然后集合兵马,突袭东胡。

东胡国王得到匈奴的良马、美人之后,认为冒顿畏惧东胡势力强大,这次出兵只是做做样子,不足为虑,因此毫不戒备。冒顿下令全国士兵,有后退的皆斩。匈奴兵在冒顿的指挥下,个个奋勇争先,大败东胡军,东胡部族被击散,牲畜及财产被掳掠一空,大量被俘虏的东胡人变成了匈奴人的奴隶。东胡余部分两支分别逃至乌桓山(现今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西北西罕山)和鲜卑山(兴安盟科右中旗西北蒙格罕山),此后这两部人各自以所居之山为部族之名,自称为乌桓族和鲜卑族。至此,东胡人彻底分化为两个不同的部落联盟,继续活动在科尔沁草原之上。

在两汉三国期间,乌桓一直处于频繁的迁徙之中。西汉时,霍去病击败匈奴后,迁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的匈奴故地。东汉时,乌桓又被迫迁至五郡塞内,更接近于华夏族。三国时,曹操破乌桓后,又迁乌桓“余众万余落于中原”。这样,迁居中原的乌桓族渐渐融入了华夏族中,而留居原地者也分别融入到其他游牧民族中。

据《后汉书》记载:“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西汉时,随着乌桓的入塞,东部鲜卑也大批南迁至汉长城以北地区。东汉时,进入匈奴故地的鲜卑人,与当地的匈奴人逐渐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部落已遍布大半个北中国,按其居地分布,大致可以分成三个区域:西部是居于今陕西、甘肃一带的乞伏、秃发等部;中部是居于今河北、山西一带的拓跋等部;东部是居于今河北东部、辽宁西部的慕容、宇文、段等部。在这个动乱的年代,段部鲜卑的势力最弱,很快就融入到华夏族中;慕容鲜卑发展起来后,建立了北燕政权;宇文鲜卑发展起来后,建立了北周政权;拓跋鲜卑发展起来后,建立了北魏政权。

东胡人在近800多年的过程中始终生存在科尔沁草原为中心的广大地域上。虽然他们经常通过战争兼并形式与中原各国发生摩擦,但是正是在这种相互的冲突当中,双方更加深了了解,同时也加快了相互融合的过程,民族互补性和地域互补性充分得到了体现,为广泛意义上的中华文明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5)鲜卑古国:嘎仙洞穴走出的游猎部落

鲜卑是东胡族的一支。秦汉时,在今天的西拉木伦河与洮儿河一代过着逐水草而生的游牧生活。后来又附属于匈奴,在北匈奴西迁后,进入匈奴故地,并其余众,势力强盛。汉朝桓帝时,首领檀石槐建庭立制,组成行军事政联合体。分为东、中、西三部,各置大人率领。两晋南北朝时,有慕容、乞伏、秃发、宇文、拓跋等部先后在今华北及西北地区建立政权。内迁的鲜卑人多转向农业生产,渐与汉族及其他各族相融合。

在大鲜卑山的峭壁之上有一处天然形成的巨大洞穴——嘎仙洞。这里,曾经居住过一个传奇式的伟大民族——鲜卑部落。站在嘎仙洞口,面对着拓跋鲜卑先帝旧墟,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让我们好奇,这样一个茹毛饮血的部落群体,是如何在大鲜卑山的群峰密林之中繁衍生息的?是如何在历经上千年的游猎生活之后走出丛林的?又是如何经历千难万险辗转中原建立伟业的?

鲜卑国的发展轨迹。

鲜卑族是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是东胡部落的一支,兴起于大兴安岭山脉。在秦汉文献中,“鲜卑”也常常被写作“师比”、“犀比”、“胥纰”。

鲜卑人由于生活在相对艰苦落后有闭塞的地区,再加之鲜卑人骨子中的一种气质,使得他们勇敢勤劳,极为凶悍。而且,他们天性自然,在结婚前把四周的头发剃光,只留头顶一撮,这可能是基于一种原始宗教信仰的结果。他们的婚配似乎也与他们日常接触的牛羊发情期有关,春天是动物的发情交配期,历史上的鲜卑人也有一个交配期,在暮春时节,平常四处游牧的鲜卑人这时候都陆续来到饶乐水畔(在辽宁营州北部),跳舞唱歌,饮酒作乐,在狂欢中寻找对眼的男人或女人性交。当夏季来临时,他们就又四处分散到草原深处,与羊群、白云为伴。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敕勒歌》可谓脍炙人口,家喻户晓。鲜卑民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牧歌、思乡曲、叙事歌、战歌等体裁。其风格刚健清新,粗犷豪放,富有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北魏统一蒙古高原后,太武帝从漠北迁来30余万敕勒人(汉称丁零,亦称高车)。5世纪中叶,生活在阴山一带的敕勒人大都已鲜卑化,著名的《敕勒歌》是北齐时敕勒人的草牧歌,其歌本为鲜卑语,易为齐言,已成为千古绝唱,耳熟能详。

东汉和帝时,汉大将窦宪击败匈奴,鲜卑趁虚占领匈奴旧地,10多万户匈奴人自号鲜卑,加入鲜卑族,同时也把匈奴的文化和原始崇拜带入鲜卑族,因此,鲜卑族又是东胡与匈奴的融合民族。

到东汉桓帝时,檀石槐统一了鲜卑各部,他在高柳建立王庭,联合诸部组成军事行政联合体,分为东、中、西3部,各置大人率领。这个联盟所控制的地域极为辽阔,东部管辖地包括今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科尔沁草原和呼伦贝尔草原,由弥加、阙机、槐头等鲜卑大人统领,共20多个邑;中部包括今锡林郭勒草原,由慕容、柯最等鲜卑大人统领,共有10多邑;西部辖地包括今阴山以北的乌兰察布高原、巴彦淖尔高原、阿拉善盟境内的沙漠地区和额济纳河流域等地,由日律、推寅等鲜卑大人统领,共20多个邑。檀石槐还用汉人制定法律,从中原输入铁器,促进了鲜卑社会的发展。

但是在檀石槐死后,各部落的大人就各自为政,鲜卑族再次陷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中,再也没有统一过。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长期的合纵连横,有3个家族脱颖而出:东部的宇文氏、西部的拓跋氏和中部的慕容氏。这3个姓氏首先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是慕容氏,他们建立了前燕、西燕、后燕和南燕,紧跟着拓跋氏灭掉慕容氏,建立了北魏、东魏和西魏,最后宇文氏取而代之,建立了北周,之后就是隋唐盛世了。

除了向西南迁徙,到达河套及大青山一带,并在首领拓跋力微率领下,建立强大的国家的鲜卑族以外,还有一支鲜卑部族人留守鲜卑山。他们安土重迁,没有迁徙出来。当然也就没有那繁盛一时的鲜卑国了,可是老子说得好“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支鲜卑族人也就没有了被其他民族所融合,最终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的苦恼。他们保持自己的特有的文化、习俗,并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就有特色文化的民族——锡伯族。锡伯族人现在主要居住在辽宁、内蒙古部分地区,新疆伊犁地区也有一部分锡伯族。当然,后者是因为清王朝政府由盛京征调锡伯官兵及家属3000余人前往新疆伊犁河南岸驻防的后裔发展起来的。

隋唐以来,鲜卑渐渐不再作为政治实体和民族实体存在,但他们的后裔却在这两个朝代居于重要地位。隋唐的建国者杨氏、李氏家族就都是鲜卑化的汉人,而他们的母亲、妻子又是汉化的鲜卑人。到后来,几乎所有的鲜卑人都融入了汉民族。今天,他们的血脉仍然在我们的身上延续着。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鲜卑族并没有消失。

两个女人影响三个朝代。

在中国历史上,北魏是一个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朝代。而在北魏的历史上,一个拥有鲜卑血统的女人是北魏真正崛起的最大功臣。她就是北魏王朝的冯太后。

冯太后本是汉族人,祖父冯宏是北燕最后一位皇帝。北燕被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所灭后,冯宏跑到高丽,被高丽国王所杀。她的父亲冯朗归附北魏,被封为西域郡公,当过秦州和雍州刺史,后因牵连案件被杀。因为父亲犯了罪,冯太后5岁时就被掠入北魏宫中。

公元452年,文成帝即位后,封14岁的冯氏为贵人,18岁立为皇后。同年,立2岁的儿子拓跋弘为皇太子。北魏皇室有一条残忍的规定:皇子有被立为太子的,其生母必须被处死,以防太子年幼,生母与外戚干政、篡位。按照“立子杀母”的规矩,拓跋弘生母李贵人被赐死。冯皇后抚养拓跋弘,待太子如同亲生。

文成帝死后,献文帝拓跋弘即位时,年仅12岁,尊冯皇后为皇太后,由丞相乙浑总揽朝政。乙浑图谋篡位,冯太后用计把他逮捕杀死。从此,朝政由冯太后一人裁决。随着献文帝慢慢长大,母子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公元471年,18岁的献文帝被迫禅位于5岁的儿子拓跋宏(即孝文帝),自己做了太上皇。但他仍统兵南征北伐,这本身就使冯太后感到威胁,而且他还杀了太后的男宠李奕,于是冯太后于公元476年,将年仅23岁的献文帝毒死。

献文帝死后,冯太后以太皇太后身份再次临朝听政。她重用一批有改革思想的人,进行一系列改革:颁行班禄制,整顿吏治,统一度量衡,推行了三长制,实行均田制。冯太后的改革措施,改变了鲜卑族的落后局面,为后来孝文帝的改革打下了基础,也对孝文帝产生了影响。仅就这一点来说,冯太后就足以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女性之一。

不仅在鲜卑政权中存在着汉族皇后,在之后的汉族政权中,竟然也存在着鲜卑族的皇后。

公元581年,北周大丞相杨坚废掉周静帝,篡夺鲜卑北周王朝而建立隋朝,因此,隋朝实际上是建立在鲜卑国家的基础之上的。由于杨坚篡周建隋,所以鲜卑北周的统治集团也基本上被保留下来,隋朝朝廷充满鲜卑族官员,连隋文帝的独孤皇后都是鲜卑人。因此,从隋朝的国家政权组成和民族构成上说,鲜卑族的比重极大,从民族成分上讲,隋朝是鲜卑族和汉族共同创造的伟大朝代。

独孤皇后名字叫独孤伽罗,是北周大司马独孤信的女儿。独孤氏14岁嫁与杨坚之时,要杨坚保证此生不纳妾,杨坚立下誓言:“不和第二个女人生孩子。”独孤氏通晓书史,谦卑自守,恭孝,是杨坚的积极支持者。公元581年,杨坚称帝,建立隋朝,是为文帝,立独孤氏为皇后,长子杨勇为皇太子。

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三位统一中国的皇帝,在“影响世界100人”排行榜上位居前列,这与独孤氏有很大关系。早在杨坚在北周当官的时候,周宣帝几次要杀他,都是独孤氏帮他躲过劫难,后来的篡位又是独孤氏给出的主意。独孤皇后不仅不许自己的丈夫纳妾,也容不得别人纳妾。史书上说,她每“见朝士及诸王有妾孕者,必劝上斥之”,不得重用。

隋文帝上朝,独孤皇后同辇送行,退朝,她也一同乘辇回寝宫,紧紧地看着文帝,不许他接触其他的女人。独孤皇后崇尚节俭,不喜奢华。幽州总管阴寿曾献给皇后一匣珠宝,皇后却让将其换成金钱,分给边疆将士。独孤皇后对外戚要求尤为严格。她表弟崔长仁,奸淫妇女,被拿在案。文帝看在皇后面上,本要免去其罪,而皇后却不徇私情,把崔长仁处以死刑。宫中上下都十分敬重她,把她与文帝称为“二圣”。

中国人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大唐朝,实际上也是鲜卑族和汉族共同创造的一个伟大王朝。独孤皇后的家族连她自己在内,先后出过三位皇后和一位皇太后。她的姐姐是北周周明帝的皇后,她的大女儿是周宣帝的皇后,她的妹妹是唐朝唐高祖李渊的生母。她的鲜卑家族性格刚勇,势力强大,深刻影响了北周、大隋和大唐三个朝代。

雕刻在石头上的王朝。

北魏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政权,共历17帝,171年。北魏诸帝,除太武帝拓跋焘灭佛外,其余多奉佛。北魏政权与佛教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云冈石窟窥探出来。从山西大同西行16公里,便到了东西绵延1公里的云冈石窟。山西大同是辽代五京之一的西京,北魏也曾定都于此,并在此建造了云冈石窟。因其高处名云冈,故取名云冈石窟。

北魏拓跋氏王朝从道武帝建都平城,直到孝文帝迁都洛阳,曾经在大同盘踞了近100年。云冈石窟即是这一时期的产物。此间北魏国力强盛,先后在军事上打败了后秦、北凉等国家,掳掠吏民工巧及宗族僧徒数万名,随之也将佛教及石窟造像艺术引介进来,从而形成中国佛教传播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凿崖造寺之风遍及全国。

道武帝是北魏的开国皇帝,鲜卑族本来对佛教不大了解,“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魏书·释老志》)。道武帝在征战过程中,接触到诸地的佛寺和僧侣,他本人好黄老,但也读过一些佛典,对于佛教,他还没有来得及兴建寺庙,延请僧侣,只听说过泰山僧朗的名声,他派人给僧朗送去一封信,以及一些礼品,称僧朗“德同海岳,神算遐长”,希望他“助威谋”,使他能够平定天下(见《北代魏天子拓跋书》,《广弘明集》卷二十八)。天兴元年(398年)他下诏在京城建寺,使信众有所居止,于是,“始作五级浮图、耆崛山及须弥殿,加以缋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魏书·释老志》)。皇始(396~397年)年中,他诏沙门道果进京,令其担任僧官沙门统,绾摄僧徒。

到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治时期,道教天师寇谦之辅佐太武帝,以道教、儒教实施统治,道教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司徒崔浩手握重权,也信奉道教,并多次在太武帝跟前抨击佛教。佛教此前在北魏十分盛行,教徒泛滥,使大量的劳动力流失。

太武帝崇武强兵,大量征调青壮年入伍,但是,人力不够。泰延四年(438年),太武下诏征沙门50岁以下强壮者还俗服役。第二年,太武帝攻凉州,大量僧徒顽强抵抗,太武想杀尽抵抗的三千僧众,因寇谦之等请求,这才赦免。

太武帝倡导儒学,主张整饰风化。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太武帝颁布灭佛诏,限期所有师巫、沙门还俗,否则处死。沙门玄高、惠崇等违诏,太子晃和尚书韩万德庇护,但最后还是被处死。两年后,太武帝第二次大规模灭佛。佛教至此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文成帝所面对的,是太武帝毁佛的残局,他在太武帝的废佛之后大力兴佛,他下令,各州、郡、县都建造佛寺一所,凡是想出家的人,不论其年龄大小,一律听任出家。他想用佛教来化恶就善,于是,以往所毁的佛寺,又都恢复起来了,佛像经论,又得以流传,著名的云冈石窟,也在文成帝时开凿。

云冈石窟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可以产生梦想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规模宏大,也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雕刻精美,而是因为它在武州山脚下巍然屹立了1500多年,目睹过一个个王朝的更替,经历了一个个民族的发达与灭亡。云冈石窟可以说是雕刻在石头上的王朝。北魏——一个鲜卑人的世界,就这样在历史的寒风里淡然消失了,而它创造的文明却永久地保留下来。以我们今天人的眼光看,云冈石窟是一部北魏王朝的断代史,馆藏着北魏王朝的历史;它更是一册鲜卑民族的文化史,浓缩着鲜卑民族的文化。

迁都洛阳后,公元500年,北魏开始开凿龙门石窟,但鲜卑贵族认为,那些基本上都汉化了的佛像已经不再属于鲜卑人了。于是,留在平城的鲜卑遗族们继续以己之力营造着鲜卑人自己的精神家园——云冈石窟。公元523年,北魏发生“六镇起义”。承平日久,再加上佛教祥和慈悲教义的耳濡目染,草原部落的血性沉寂了,鲜卑人曾经引以为骄傲的杀伐武功没落了,北魏政权风雨飘摇,云冈石窟停建。公元533年,鲜卑人政权北魏王朝灭亡。隋唐以后,作为民族的鲜卑不存在了。

李世民是鲜卑族的后裔吗。

唐太宗李世民堪称一代明君贤主,然而他的身世之谜却永远被湮没在简略的正史记载之中。有考古学家根据《步辇图》留下来的唐太宗李世民最早画像推测,一代英明的君主李世民是鲜卑人的后裔。此言一出,立刻引起人们的议论,李世民是鲜卑人吗?

李世民一家祖籍在今河北省赵县,而李渊生于关陇,自称祖居关陇,是西凉王李皓的后代。唐朝时候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界线划分不严格,唐朝之前,北方各民族大融合现象广泛存在,如在隋炀帝时,突厥人就曾强制改穿汉装,北魏孝文帝推行民族之间友好往来的政策,同一个等级的人可以被允许通婚。所以造成了有皇室是少数民族的情况,大臣中也有许多是少数民族。李世民是鲜卑族的后裔,这也是有可能的。然而这里边有几个疑点:一是李渊一门在此之前到底如何,无法从历史上考究得知;二是李渊自称为西凉王李皓后代,到底是事实如此还是自抬身价?

根据可考证的历史资料证明,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即唐高宗李渊的母亲独孤氏,是隋文帝的皇后的姐妹,属于非汉族,所以李世民和隋炀帝之间还有着姨表关系。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氏也是鲜卑族人。而李渊一方的血统还没有足够的历史证据进行论证。历史上有以下几种说法:赐姓大野部、河南破落李姓、老子李耳的后代等。其中最有可能性的说法是李世民是受胡人影响比较深的汉族人。现在一般的习惯说法是,唐太宗李世民是各民族的混血儿,民族大融合的产物。然而再进一步的研究却步履维艰,主要是由于唐太宗李世民乃一代明君,可以称为帝王的楷模,后世人们想尽可能模糊其民族的概念。因此许多学者对考证唐太宗李世民身世问题并不积极。但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认为李世民为鲜卑族后裔的观点主要有以下论据:

第一,立武则天为后印证了唐朝的胡俗。唐朝人对肥硕丰腴的女子情有独钟。这与唐的民族融合大有关系,带有明显的少数民族倾向。在胡人的风俗中有父死子娶母为妻的习俗,也有一家的男人共用一妻的故事。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与唐高宗李治之间的关系近乎乱伦。杨贵妃本是唐玄宗之子寿王的妻子,却被身为公公的唐玄宗讨来做了妃子。这些为李唐王朝大臣们所不齿的关系是不是李氏家族身体里流淌的胡人的血液在作怪呢?

第二,从唐太宗的性格来判断他的血统。李世民性格凶残、野心勃勃,为李唐天下立下赫赫战功,晚年时,唐太宗战志犹存。唐太宗善骑射,一生过着不倦的戎马生涯。这些都可以作为质疑他的血统问题的证据。在他的一生中,最大的政治风波莫过于使他得以登上王位的“玄武门之变”。这一段历史为我们揭示出了一个性格凶残、充满野心的唐太宗李世民,与“贞观之治”中的李世民判若两人。

第三,李世民的唐昭陵独特的墓葬显示了少数民族习俗。昭陵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坟墓,有内外两城。外城遗址已难以考证,门内当年建有献殿,存放李世民生前服用器物。北门称为玄武门,又称司马门,原有14个“蕃酉”的石雕像,现在已不知何处,石雕像到底有些什么来历?现在已是无人知晓。但是驰名中外的“昭陵六骏”浮雕还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石刻艺术陈列室里。

“昭陵六骏”有一个疑点:中国所有帝陵中,为什么只有李世民的昭陵里有战马石刻?唐太宗独特的墓葬形式是否真的显示了鲜卑的习俗?李世民的坟墓昭陵至今未被打开,据称也未被盗过,所以里面的陪葬物品到底是些什么现在只是猜测,或许若干年以后,我们可以从昭陵里睡着的李世民自己那里得到最真实的答案。

(6)通古斯古国:谜一样的民族通古斯

“通古斯”这个词出现于近代,在学术界,它大体上代表着三种含义:通古斯民族、通古斯语系、通古斯地区。不用做过于深刻的研究,“通古斯”本身就是一个谜团,即使许多学有所成的专家,也说不清楚“通古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一个什么样的人类群体、一个涵盖了多大地方的区域。对于普通人来说,“通古斯”从渊源到发展直到今日无从可考,都如同迷幻一样。

那么,“通古斯大爆炸”到底是什么意思?“通古斯”为何要起一个这样的名字?“通古斯”国家中又有着怎么样的奇闻逸事?

“通古斯大爆炸”

20世纪初,俄国西伯利亚森林的通古斯河畔,突然爆发出一声巨响。随之,一个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天空出现了强烈的白光,气温瞬间灼热烤人,爆炸释放了1500万吨级的能量。

这奇特的景象后来被人记载了下来,从这些语言中还依稀可以看出当年的场景:“爆炸形成的冲击波将房子和树木掀向空中,西伯利亚虎、驯鹿、狍子在天空中乱飞……”“伦敦人甚至能在夜空下看报纸。”在距离大爆炸1500公里外的伊尔库次克,地震传感器对这次事件的记录是“一次大地震,震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全世界的目光一下子被集中到通古斯河畔流域,在这个千万年来一直默默无闻的地区,人们不禁要追究,到底发生了什么?

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所谓的“通古斯大爆炸”,数十年来,大爆炸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认为这是陨石空中爆炸,而且还有人推断出这是一枚陨石在大约离地6~10公里的上空爆炸。陨石通常是从外太空进入地球,速度通常可达每秒10公里。其在通过大气层时摩擦所产生的热十分巨大,大部分的陨石在到达地面时便已燃烧殆尽或爆炸。根据美国空军国防支援计划的资料显示,“通古斯大爆炸”这种当量类型的爆炸非常罕见,大约300年才会发生一次。在科学界,这一观点是比较被大家接受的说法。

另外,还有许多人认为是核爆炸。据说,在通古斯爆炸时,在爆炸中心正下方的树被脱去树枝树皮,而稍远的树则因为爆炸波而倾倒,这个现象也被在核武试爆中发现。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使用模型树跟小型炸药做实验,寻找哪种爆炸方式可以产生像通古斯爆炸相似的蝴蝶形爆炸。实验显示这个物体是以大约与地面夹角30度、与北方夹角约115度接近地面,然后在空中爆炸。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认为是,通古斯大爆炸的原因还有陨石撞地和陨石爆炸气化学说、彗星彗核爆炸学说、宇宙尘埃与地球相撞说、彗尾撞击地球说、外星宇宙飞船发生核爆炸说、火星人飞船爆炸说、反物质陨石湮灭说、行星内核碎片撞地学说、易燃气体爆炸及水分解说、宇宙间反物质彗星坠落说、外星飞碟解体说、流星引起地球电离层破坏说、反物质进入地球大气引起爆炸的假说、碳球陨石撞地爆炸说、小行星坠落说、外星智能文明利用宇宙激光探测地球生命说、外星雪人飞船入侵地球假说、白矮星的恒星超密度碎片陨落撞地假说、自然闪电引起甲烷气体爆炸说、冰陨石坠落假说、铱含量极高行星撞地学说,等等。这就使得通古斯大爆炸成为了吸引了无数科学家研究的20世纪最大的不解之谜之一。

“通古斯”是什么意思。

除了“通古斯大爆炸”扑朔迷离、令人不解之外,“通古斯”——这个名词也充满了许多神秘色彩。当然,如同“通古斯大爆炸”一样,“通古斯”的含义现存在不同的解释,较为认同的看法是指“蓄猪之民”和“东方的人”这两种说法。

“通古斯大爆炸”因为发生在今天俄罗斯境内的通古斯河流域而得名,在地理学上,通古斯地区指亚洲东北部地区,大体范围包括南起北纬40度,北至北冰洋,西至叶尼塞河,东迄太平洋地区。有人说“通古斯”是一个国家,但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以“通古斯”命名的政权,所以,史学界不承认曾存在一个通古斯王国。

通古斯民族和满语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共同体,发源于古贝加尔湖附近,现在属于这个语族的包括生活在中国境内的满族(锡伯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鄂温克族及生活在俄罗斯境内的奥罗奇人、乌底盖人、乌尔奇人、雅库特人、那乃人等。通古斯——满语族主要分布在亚洲东北部,南起北纬40度,北至北冰洋,西至叶尼塞河,东迄太平洋,也就是同地理学上的通古斯地区在一个位置,人口大约在1000万,其中的主干为现在居住在中国境内的满族,有九百多万人。

数万年以前,通古斯——满语族的祖先居住生活在贝加尔湖南部的草原地区。在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中,他们在水草丰沃的贝加尔湖地区完成了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在新石器时代末期,通古斯——满语族中的一部分人离开了原生活地,来到了东部黑龙江上中游和牡丹江、乌苏里江流域,后来发展成为女真族和满族。没有迁徙的通古斯——满语族则在当地继续生活,后来被操突厥语族的外来民族逐渐融合。

源于同一祖先族群的通古斯——满语族人在分枝之后,在不同的环境中逐渐演变成南北两支,即北通古斯族群和南通古斯族群。满族(锡伯)人是南通古斯人,赫哲人体质特征介于南北通古斯人之间,之外的通古斯人皆属于北通古斯人。南北通古斯人虽然出自同一原始族群,但在外表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南通古斯人的外表具有长面、直鼻、眼距较近、眼睑较小和上眼睑无褶皱或不明显褶皱面部结构,比较接近蒙古人等特点,北通古斯人具有脸形较宽、皮肤的颜色发蓝等特征。但是,南北通古斯人毕竟都属于一个原始的族群,并且一直都存在通婚的现象,所以各方的特征都是相对的。

通古斯国到底有何特殊之处。

虽然史学家已经证明,历史上并不存在“通古斯国家”,但通古斯人国家还真是不少,更有些甚至是赫赫有名。

早在有文字记载以前,通古斯人建立的国家就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留下了不同的记录。中国商周时期,通古斯人建立了肃慎国家;春秋战国时期,通古斯人建立了挹娄国家;南北朝时期,通古斯人建立了勿吉;隋唐时代,通古斯人建立了靺鞨、渤海;从宋代开始,通古斯族演化出的一支女真开始入住中国内地,一直到满族时期,清朝成为中国封建王朝中的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

可以看出,历史上,通古斯人建立的国家和中国中原地区的政权存在着同样的延续关系,它们甚至比中原政权更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继承关系,由同一个古老的民族演化出来的旁支血缘民族陆续建立国家。

按照严格的政治上的国家定义,通古斯建立的第一个部落国家是渤海国。这是一个和唐代并存的地方民族政权,始建于公元698年,初称“震国”,由北方的游牧民族靺鞨族建立。唐帝国时期,对周边民族政权奉行羁縻政策,公元705年,渤海国归附于唐王朝。

15年后,唐帝国正式为渤海国册封,时人又谓之为北邵国,与唐帝国南面的南昭国相呼应。

渤海国的疆域,初限于靺鞨故地,至第10代宣王大仁秀时,大体上在今东北大部、朝鲜半岛北部及俄国沿日本海的部分地区等广大地域。渤海国全盛时期,其疆域北至黑龙江中下游两岸,鞑靼海峡沿岸及库页岛,东至日本海,西到吉林与内蒙古交界的白城、大安附近,南至朝鲜之咸兴附近。

全国设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余县,是当时东北地区幅员辽阔的强国。渤海居民以靺鞨人最多,还有汉人以及少量的突厥、契丹、室韦人,靺鞨中又以粟末靺鞨为主。

受当时强大的唐帝国的影响,渤海国全面效法唐朝封建文明,依靠渤海人的聪明智慧和勤劳勇敢,繁育了发达的民族经济和灿烂的渤海文化,促进了东北边陲的进一步开发,丰富了中华大统一的历史含量,创造了“海东盛国”的辉煌。

渤海国共传国15世,历时229年。在长达2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在中原文明的强有力影响下,渤海政权迅速完成了封建化的进程,各项制度仿效唐朝,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和进步,农业已成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各项手工业的生产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涌现出一批新兴城市,其中上京城,形制模仿长安,在当时已经超过隆州府成为东北最大的城市。渤海国交通相当发达,同内地的“就市交易”及互市岁岁不绝,与日本的海上贸易也相当活跃。此外,文化教育也有很大发展,渤海不断派遣诸生到长安太学“习识古今制度”,使用汉字,在五京周围等发达区域,以中原教育为模式,自上而下地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教育体制。儒学、宗教、文学、音乐、歌舞、绘画、雕塑以及科学技术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涌现出一批著名学者、文学家、艺术家、航海家。

公元926年,契丹国兴起后,渤海被契丹所灭。

通古斯建立的另一个著名的国家是金国。金国始建于1115年,是我国历史上以女真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女真族的祖先很早就生活在长白山和黑龙江流域。五代时,女真之名始见于史籍,并受契丹所统治。女真完颜部为首的部落联盟建立后,很快统一了女真各部。此后,女真族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公元1114年9月,女真族领袖完颜阿骨打率部誓师于涞流河(今黑龙江与吉林省间拉林河)畔,向辽朝的契丹统治者宣战。他在取得宁江大捷和出河店之战胜利后,于公元1115年称帝建国,国号大金。

金朝建国后,在护步答冈会战中大败辽军,随后展开以辽五京为战略目标的灭辽之战。攻取五京的前后步骤是东京(今辽宁辽阳)、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名城)、西京(今山西大同)、南京(今北京)。五京一下,辽朝随即灭亡。

金国先建都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镇),后迁都燕京(今北京),再迁都至汴京(今河南开封)。金灭辽后,与北宋遂成敌国。金太宗完颜晟即位后,挟灭辽之威,很快席卷而南,于公元1127年灭亡北宋。以后金与南宋多次交兵,南攻与北伐,均无力改变南北对峙的局面。1234年,蒙古兴起后,金国被蒙古灭亡。

有一个被世人所忽略的事实,就是建立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满族,其实是通古斯人的后裔。也就是说,清朝是由“女真人”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统治者为出身建州女真的爱新觉罗氏。

清朝初期,通过剃发易服来抑制广大汉族人民尤其是上层人士的民族精神以保持满族的统治地位。清统治者对内采取了民族分治的民族政策,在文化上制造文字狱,压制汉族进步思想;对外实行海禁,闭关锁国,拒绝外国先进思想和技术。这些政策维护了清朝的疆域扩张和社会稳定,但却导致了其统治时期内此起彼伏的民族问题和末期的国家极度贫弱。

清朝后期,它成为了西方殖民国家侵略扩张的新对象。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先后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与之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为维护其统治,晚清政府开展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奠定了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基础。1898年,光绪帝开始了“戊戌变法”,但受到了保守势力的阻挠,变法失败。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1912年,溥仪退位,清朝结束。

随着清朝的灭亡,通古斯这一古老民族诸“后裔民族”建立国家的历史也就结束了。新中国成立后,满族人民成为中华民族中平等的一员,在民主、平等和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下,根据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满族的聚居区建立了自治县、自治乡,让满族人民行使自治权。通过民主选举,满族人民同其他各族人民代表一起,共同参与国事,行使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力。

从遥远的贝加尔湖地区一度入住中国,从公元前2000多年就开始建立国家,并一直持续到近代,神奇的通古斯在人类历史上上演了一段不朽的传说。

建筑设计与古罗马式建筑有相通之处。这种独特的石材建筑是否意味着当时中西方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交流了呢?如果这是真的,历史真就要被重新改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