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字典”云：“字典十二集，二百十四部，旁及备考，补遗，合四万七千三十五字(古文字一千九百九十五，不在此数)”。陆所说“字典”即指《康熙字典》，括号内文字，乃原书以双行小字夹注，也就是说加上古文字共49030字。持这种说法的还有：华中师范学阮京山分院中文系资料室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197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朱天俊和陈宏天着的《文史工具书》(1982年)，1984年第10N《文史知识》，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梁仁居和陈佳芬编着的图书馆专业进修教材《中文工具书知识》，何多源的《中文参考书指南》(1938年)和王熙元、黄庆萱、许琰辉、张建葆合编的《读书指导》(1977年），等等。
2．收字根表49174个。华北师范大学图书馆系符孝佐编着的《文史工具书概说》(1980年9月)说《康熙字典》“增《字汇》之阙遗，删《正字通》之繁冗，增广订正而成，实际上就是这两书的增订本，全书四十二卷，收字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加上重复的古文一千九百九十五字，合计四万九千零三十字”。但是在该文的注释四中又说：“据《汉语大字典》收字组统计，《康熙字典》实际字头为四万六千一百二十八个，加上不作字头的字，共四万九千一百七十四字。”这种说法是《康熙字典》收字最多的一种说法。
3．收字471143个。这种说法见“高等院校文字改革研究会”筹备组编的《语文现代化》第二辑(1980年)。
4．收字47035个。持这种说法的也较多。中华书局编辑部影印组1962年12月在《康熙字典》的“出版说明”中+谈到《康熙字典》的三大优点时说：“收字相当丰富，共有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还有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1983年中华书局版)，《辞海》(1979年版)；王明根、吴浩坤、柏明着的《文史工具书源流和使用》(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吴小如、吴同宾编着，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周秉钧着《古汉语纲要》(1983年版)。中央电视台“为您服务”节目在介绍《康熙字典》时，也是这种说法。持这种说法的还有台湾华同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出版的《中文大字典》。
5．收字47022个。这种说法是陈嘉媛在台湾华文世界教育协进会出版的1980年第27期《华文世界》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
6．收字42174个。这种说法在近人徐珂编着的笔记集《清稗类钞》
有记载。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清稗类钞选·中外文字比较》一文中说：
“我国文字，自苍颉造字至许氏《说文》，其数为九千五百五十三字。此后则历代皆有增加，至《康熙字典》仅得四万二千一百七十四字。”还有艾伟着的《汉字问题》(中华书局1947年版)和高树藩编的《正中形音义综合大字典，历代中国文字数递增一览表》(1971年)都是持这种看法。
这就是笔者所见到的关于《康熙字典》字数不同说法的几种资料记载。
按理说，象《康熙字典》这样一部有影响的字典，其牧字数应该有一个肯定的具体数字，但是，从资料记载看，竟出现了以上几种不同的说法。我们不能不产生疑问，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几种不同的说法呢？而且最多之说和最少之说又相差7000多字。
四库全书种、卷、册、页数目
四库全书编纂于清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1772年12月-1773年1月)，先后抄了七部，分藏于七阁：北京官内文渊阁，盛京(沈阳)宫内文溯阁，圆明园内文源阁，热河避暑山庄内文津阁，以上为内廷四阁即北四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以上为南三阁。七阁全书中已毁者三部：文汇、文宗和文源阁本。一部为蒋介石政府运往台湾，即文渊阁本。解放后回到人民手中的三部：文律阁本，现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解放后原藏辽宁省图书馆，1966年10月移交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现藏浙江省图书馆。
举世闻名的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最大最重要的一部丛书，卷帙浩繁，情状复杂。有关全书的几种数字，历来着籍中所载颇多分歧。确切数字有待于重新核查和统计。现就尚存四阁的实藏书数分述如后。由于七部全书抄成的时间不一(在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至五十二年六月间先后抄成)，抄成后因检查所谓“违碍”书籍，其间撤毁、抽毁、补人等情况复杂，加以当时办四库全书工作中的疏忽，各阁人藏书存在程度不同的缺书缺卷等情况，乾隆时七阁四库全书的原藏数就不一致。这样一来，四库目录上的书目数同各阁的实藏数自然无法一致。再加以后保管过程中的损失、增补，各阁实藏书数有所不同。
1．文津阁本：文津阁本完成后，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谕”
宣称：“现在四库馆全书四分告竣，该馆书籍每分三万六千册。”此数系举其大数丽言，并非实藏的确数。1920年清点文津阁本，计经史子集四部共103架，6144函，36257册，2290916页。解放后，清点文津阁本实存3503种，79337卷，36304册(内包括简明目录17册，不包括总目、考证及分架图)。
2．文溯阁本：《钦定盛京通志》卷20“宫殿”，记文溯阁云：“内贮四库全书共103架、6144函。36000册；又经史子集四部各有总目5函、30册，考证3函、18册。”1914年文溯阁本运至北京，1925年运回沈阳时经查点，发现经部有缺，1926-1927年间依文渊阁本补抄。当时尚未补抄齐全，总数达6143函、36318册。据1979年10月甘肃省图书馆提供的资料：“该书至今完整无缺，计3578种、36315册”。按所谓无缺，可能是指保管中未发现遗3．文澜阁本：据嘉庆六年(1801年)《重修两渐盐法志》卷2《文澜阁图说》，原藏共6191函、35990册，另有总目和考证40匣、227册。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时，文澜阁书散失。以后多次收集旧本和补抄，至1926年补抄结束，文澜阁本总数达3459种、36278册。解放后又收购得原抄本120册。
4．文渊阁本：1917年查点，发现缺9种23卷，即依文律阁本抄补。
1930年查点，肯定除1917年查补的9种外，其他并无缺失，计共3459种、36078册。该书现存台湾，实存数不详。
《四库全书》共有经、史、子、集书籍36000册，这些数据在资料中都很容易找到，唯有全书的页数，自从乾隆年间成书建阁以来，从没有细数过，所以也无资料记载。
张元济印《四库全书》
着名出版家张元济在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校印出版了大量书籍。《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便是其中的一部。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年间纂修的一部大型丛书。全书共收书3503种，19337卷，36000余册，分袋6000多函。内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如果将全书的230万张书页摊开，逐页相接，可绕地球赤道一又三分之一圈，其规模之大，可称得上“世界之最”。
《四库全书》成书后，当时抄录7部，分藏于北京故宫文渊阁、承德文津阁、沈阳文溯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北京圆明园文源阁和杭州文澜阁，可惜未过百年，文汇、文宗皆毁于战火，文源后亦被英法联军焚毁，《四库全书》的命运，引起了社会文化界人士的关注。
1919年，中国学者金梁、叶恭绰等为保存古代文化遗产，提出了影印《四库全书》的建议。法国巴黎大学新创设的中国学院为扩大收藏，也想影印。翌年法国总理班乐卫访华，再次建议影印，得到当时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的同意。旋召张元济至北京，提议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并愿资助周转款30余万元，还确定以文律阁藏本按原版影印100部，估计费时需五六年，耗资约200余万元。张元济问此100部将如何销售，对方说：每省1部、每督军1部，学校5部，哈同5部，个人有能力购者15部，机构有能力者购6部，政府25部。张元济建议，要承印只有两种办法：一是政府出款，商务代办印刷出版等事宜；二是由商务承办，政府包销，后终因北洋政府难以支付这笔巨款，这件事就搁了下来。
到1924年，张元济打算影印《四库全书》作为商务印书馆开业30周年纪念。同时，考虑到商务若不印此书，在若干时期内，必无人担此重任，于是呈请政府，要求借印文渊阁藏本。报告批准后。张即派人去北京。准备将全书运沪。谁知正要起运，忽然直系军阀贿选总统军阀曹锟的亲信李彦青从中作梗，阻止藏书出京，影印一事再次搁浅。
1925年7月，章士钊出任教育总长，提出请商务影印《四库全书》，仍用文渊阁本，但正当全书装点完毕，准备起运之际，政局有变，章士钊去职，全书南运之事又被迫停止。对此，张元济十分焦虑，他在10月5日致傅增湘的信中说：“印《四库》事……弟尝譬之唐三城取经，层层难关，均已度过，此时总算望见大雷音寺矣，白马驮蹄，尚未知在何日，尚望诸大护法家始终保佑。”
1933年，教育部与商务印书馆重提影印之事，决定缩小计划，影印文渊阁所藏中的珍本。教育部委托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与商务签订合同。商务印书馆聘请专家学者陈垣、傅增湘等17人，选出232种，1960册，编为《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1500部，于1935年7月全部出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