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唐兵去洛阳攻打郑国的王世充，窦建德从河北出兵来救援，唐太宗李世民把军队屯于虎牢关来阻挡，窦建德攻打不进，他的部下凌敬献计让建德把兵渡过黄河，占领怀州、河阳（今河南沁阳、孟县），再翻过太行山，进入山西上党（今山西长治）境内，沿汾水、晋州（今山西临汾）直指蒲津关（今山西永济西），这一段路没有唐兵，必然如入无人之境，是取胜的万全之策，使关中地区（今陕西西安一带）震动，洛阳之围就可以解了。可是，窦建德部下的将军们却说：“凌敬不过是个书生，懂得什么军事，他的话怎能采用？”窦建德便谢绝了凌敬的建议。窦建德的妻子曹氏，又劝他趁唐军后方空虚，集中兵力，稳扎稳打，夺取山北地方，再向西包抄关中，唐兵必然要回来救援，郑国的包围便自然而解。窦建德仍未听从，而领兵与唐兵进行硬拼，结果被唐兵活捉，他的国家也随之灭亡。
五代的后唐庄宗占领河北地方后，屯兵于朝城，梁国君臣商议，决定分兵几路大举进攻，让董璋领陕州（今河南陕县）、虢州（今河南灵宝）、泽州（今山西晋城）、潞州（今山西长治）四州之兵攻打太原，霍彦威领汝州和洛阳的兵攻打镇定（今河北石家庄一带），王彦章率领禁军攻郓州（今山东郓城），而以招讨使段凝统率主力去抵挡唐庄宗。庄宗得知这消息，十分担忧，但是由于段凝不能当机决策，梁国国君又优柔寡断，拖延不出兵，结果导致灭亡。
石敬瑭在河东叛变唐朝，后唐军队进攻石敬瑭。耶律德光（后来的辽太宗）率兵援助，打败唐军并围困了他们。后唐皇帝向大臣们询问应对的策略。这时候，耶律德光的哥哥耶律赞华因为在国内夺权失利后，逃到了后唐，吏部侍郎龙敏请求将耶律赞华立为契丹国王，命令天雄、卢龙两镇分别抽出兵力护送耶律赞华，表面上是护送，实际就是出兵，大军自幽州进到西楼，朝廷下发讨伐德光的檄文。如此一来，敌人就会有后顾之忧，然后挑选精兵猛将趁机突击，这是突破眼前被困局面的一个上上之举，后唐皇帝认为他说的非常在理。如果是这样，后唐就会转被动为主动，只可惜，那些文人谋士又怕不能成功，白费军力，结果只是商议却不下决断，又拿不出好的计策。石敬瑭派强兵攻入洛阳。后唐就这样被葬送了。
靖康蒙难，金兵进犯中原，同样是孤军深入，后面没有援军。当时也有人出奇谋，请求挥师北上，直击燕地。但是最终没让宋军北进，结果国土落入敌人手中。南宋君臣，悔不当初，这又怨得了谁呢？真让人感慨万千啊！
真宗末年
宋真宗晚年时，身体衰弱，疾病缠身，每天上朝时很少说话，发号施令时也不假思索，他的行为显然不够严谨。以前的人在诸多文章中对此有很多议论，大多数人认为是真宗手下手握重权的官员假借皇上的名义，从中挑拨离间，其实不完全是这样。钱惟演当时是翰林院学士，著有天僖四年（1020年）的《笔录》，里面记录了每天朝廷里的奏议对话和他所听到的一些传言。我从中摘录了一些内容，可以看到当时一些事情的实情。
寇准罢相的那天晚上，钱惟演担任起草制书的工作。真宗召见钱惟演问：“给他什么官职好呢？”钱惟演回答真宗说：“王钦若最近调出，可任命他为太子太保。”真宗说：“什么官职更高一些？”钱惟演说：“太子太傅。”真宗说：“让他担任太子太傅。”又说：“再给他一些丰厚的礼遇。”不过，钱惟演觉得加封国公就足够了。
当时枢密院有五个枢密长官，而中书省只有中书参政李迪一人。过了一个多月，真宗召见翰林学士杨大年，宣布说：“冯拯为吏部尚书，李迪为吏部侍郎。”没有再说别的话。杨大年想了想说：“如果只是调级，应该让中书省下令调整，只有任命枢密使、平章事这些官员的时候，学士院才负责起草诏书。”真宗说：“那就让他们两人做枢密使、平章事这类官吧。”杨大年感到困惑忧虑，但也没有再说什么，回去以后，就起草了一个任命状，任命李迪为吏部侍郎兼集贤相，冯拯为枢密使。又过了四天，真宗召见了知制诰晏殊，晏殊出来后，又召见钱惟演。真宗问：“冯拯当枢密使的事，你有什么看法？”钱惟演回答说：“外边的议论很好，只是枢密院现在已有三员正使、三员副使，而中书省仍旧是一个人。这种现象，外边的人感到疑惑不解。”真宗说：“现在怎样安排才好？”钱惟演说：“如果把冯拯再调回中书省，那就更表明了原来的安排是错误的，不如在曹利用、丁谓这两个人之中再选一个人到中书省，也不会影响别的事。”真宗又问：“这两个人中谁更合适？”钱惟演回答说：“丁谓是文官，入中书省比较合适。”真宗说：“就让他入中书省吧。”随即就授给丁谓平章事——宰相官职。钱惟演又上奏让丁谓兼玉清宫使和昭文国史，真宗都同意了。又上奏请求加曹利用平章事，真宗说：“给他平章事。”
从以上这些人事安排、官职调动的事请可以看到，这些事情是真宗提出的，最后也是经过他同意的。至于其中曲解皇帝的意思，权柄掌握在起草制书的官员手中，他们可以趁机徇私舞弊，皇帝是不会发觉的。
寇准免除相位四十天后，周怀政的事才发生。司马光的《涑水记闻》，苏辙的《龙川志》，范缜的《东斋记事》都误认为是因为周怀政的事才免除了寇准的相位的，实则不然。我曾把钱惟演的《笔录》拿给李焘看，李焘赞同我的观点，但是李焘又误认为寇准罢相的那个晚上，真宗召见了晏殊，这也是不正确的。
昏君禁忌多
北周宣帝宇文赟称自己是“天元皇帝”，他严禁全国人民使用天、高、上、大等字。如果官府和个人的名字中有上述几个字，就一定要改掉。如将姓高改为姓姜，九祖亲属称高祖的改为长祖等。
北宋徽宗赵佶政和年间，下令禁止中外人士使用龙、天、君、玉、帝、上、圣、皇等字作为名字。违犯者以触犯帝王的尊严论处。诏令一公布，全国上下动顿时慌乱起来，为了不触犯皇帝，凡是名字中有上列诸字的人，纷纷改换自己的姓名。如：毛友龙改称毛友；叶天将改称叶将；乐天作只称乐作；句龙如渊改为句如渊；卫上达改称卫仲达；葛君仲改为葛师仲；方士佐改为方大佐；方天若改为方元若；余圣求改为余应求；周纲的字由君举改成元举；程振的字由伯玉改成伯起；程瑀的字由伯玉改成伯禹；张读的字由圣行改成彦行等等。当时蔡京正把持政权，禁止人们学习和研究历史，所以没有人知道周宣帝时也曾发生过类似事情。
宣和七年（1125年）七月，宋钦宗登位以后，下诏书说：“之前，由于大臣的建议和要求，禁止臣僚百姓的名字中有天、玉、君等字，这些字既不是先帝的名讳，也没有书作凭据，禁用之令，都是那些阿谀奉承的人毫无事实依据伪造出来的，这样只会遭到后人的嘲讽，今后，不再禁止使用这些字。”
自此，从前改了名字的人又相继使用了原来的名字。
王居正封驳
给事中一职，专为负责审查皇帝下达的诏书，如果觉得不恰当，有权退回给皇帝，不准予下达。宋高宗绍兴年间，这一职务由正直的王居正担任。
太医王继先，经常给皇帝治好一些病症，很受皇帝的喜爱。为了嘉奖他的功劳，宋高宗决定提携他的女婿任职浙江的税务官。圣旨传到王居正手中却没能通过，予以驳回。宋高宗召见宰相，问道：“你们也常请医生看病吗？”宰相们回答：“是的，我们都请过医生看病。”宋高宗又问：“那么，你们是怎么答谢的呢？”回答说：“有时给钱，有时送酒，有时给绸绢。依据病的大小，治疗的效果好坏给予不同的酬劳。”“可是！”宋高宗大声说道，“我在宫中用了医生反而不能答谢吗？圣旨我就不再给了，你们告知王居正，让他自己起草一份诏书下达吧！”
宰相们小心翼翼地退下，连忙找来王居正，劝说：“皇上圣意就是这样了，这是件小小的事儿，你就不要再坚持了吧！”王居正听了，不置可否，请求面见皇帝。宋高宗见了他，十分生气地重申了刚才的话。
王居正一点也不害怕，反驳道：“臣僚之家给医生的报酬和朝廷不大相同，是按医生的功劳大小给予报酬答谢的。但宫内就不一样了。王继先这类人，以卑贱的一技之长，领着朝廷的俸禄，享受着做官的荣耀，难道不正是为了使用他们的医术吗？一旦他们失职，重则处以刑法，轻则赶走！就算医疗有效，也仅仅是能应付本职工作而已，赏赐他们的钱财，想必已经很多了。但如果因此使国家平白无故地增添一个官职，那就很不妥当了！我不愿陛下轻易开放这个门路。”
宋高宗幡然大悟：“你说得很对啊！”当天就下令收回成命。
王居正的刚正不阿，高宗虚心地采纳意见，史书中记载得不够详细，因此我诚心敬意地写了下来。这件事情，是前段日子我听张九成说的。
炀王炀帝
南宋高宗时，金主完颜亮曾经兴师出兵，进犯南宋，谁料军中叛乱，完颜亮被部下在广陵（今江苏扬州）杀死。后来被金朝废止了他皇帝的称号，降其为王，封了一个“炀”的谥号。
我奉命出使金国时，最先得到这个消息。归国后，向高宗皇帝做了汇报。高宗听了，十分高兴，说：“完颜亮去年南侵本朝，落个死尸回国。人们都说他和前秦的皇帝符坚很相近，唯独我认为他与隋炀帝相似：他俩都死在扬州，现在连谥号都是‘炀’，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这一段圣语，在史书中可能不会有记载，因此我记录下来了。
李后主梁武帝
后主李煜是五代十国南唐的亡国之君，梁武帝萧衍是南朝南梁政权的创建者。梁武帝原本是南齐政权的尚书左仆射、都督征讨诸军事。南齐统治末年，萧衍趁着南齐局势****抢夺皇位。他统治初期，对政务比较看重，又注重开疆拓土。晚年时期，收服东魏大将侯景。不久之后，侯景叛变，杀死了萧衍。李煜的江山是继文祖之业得来的，他工词、善律、精于书画，但唯有对处理朝政没有兴趣，对渐渐强大起来的北宋政权处处屈意迁就。北宋建立十几年后灭除了南唐，李煜被押送到汴京。
李后主离开南唐故宫时有一首词写道：“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
在这首词下，苏东坡评论说：国破家亡之后，李后主首先想到的应是自己丢掉了祖宗创下的基业，应到宗庙前痛哭，并向百姓谢罪。但是他根本没这么做，而是去倾听教坊乐手演奏的《离歌》别曲，惋惜自己再也没有机会与宫娥彩女寻欢作乐了。这样的国君，南唐不亡才怪呢！
梁武帝在侯景叛乱后，被困在台城（宫城），内无储粮，外无救兵，眼看性命不保，梁武帝却不思己过，反而说：“江山是我自己打下来的，今天即使再从我手里丢掉，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假如再往前查究，很容易发现与此类似的另外一件事。汉武帝时，由于窦婴与汉武帝的母后窦太后是姑侄关系，所以他受到皇室器重，并官至丞相。窦婴与大臣灌夫交好，灌夫后因辱骂权势极大的丞相田蚡，被人抨击为不敬，依据法律应该灭族。窦婴为灌夫求情。窦婴夫人觉得求情已经无用，说不定还会带来灭顶之灾。窦婴却说：“丞相是我自己得到的，假如因为灌夫丢掉乌纱帽，也不觉得遗憾。”
想不到时间相隔了六百年窦婴和萧衍的言行竟是如此惊人的相似，而梁武帝硬套窦婴的话，实在不能同日而语！
绛侯莱公
西汉吕后死后，太尉（执掌全国军事，为全国军队首领，与丞相、御使大夫并称“三公”）周勃诛杀了专权一时的吕氏家族，拥护立文帝刘恒为皇帝，并稳定刘氏的江山社稷。之后，周勃当上了丞相，每次朝见文帝之后走出宫廷，总是显得一副得意扬扬的状态。朝中的许多大臣对他唯命是从，汉文帝对他也是毕恭毕敬，每次退朝都目送他离开。
对此，大臣袁盎非常忌妒。他看在眼里，恨在心中。一天，他在汉文帝面前说：“丞相周勃是什么人？你没有必要那样对他。”汉文帝说：“他是社稷大臣，关键时刻挽救了汉朝的江山。”袁盎不屑地说说：“周勃只可称得上是有功之臣，但并算不上社稷之臣。社稷之臣，应该是和皇帝同生死共患难的。当年吕后执掌政权时，吕氏诸将争相篡权时，周勃作为太尉，执掌着兵权，却不制止他们。而吕后死后，大臣们共同诛戮吕氏家族，周勃手握军权，正好碰上诛杀吕氏成功，因此也只能算是有功之臣，而并非社稷之臣。丞相在皇帝面前如此蛮横，而陛下对他却这样恭敬，这样大臣和皇帝的礼节便本末倒置了。我认为陛下不应该这样对待他。”汉文帝觉得袁盎的话有理，便渐渐改变了对周勃的看法。随着汉文帝对自己权力的巩固，周勃便被疏远，甚至入狱，差点丢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