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的措施，如改革币制和统一度量衡，提倡每个雅典人学会一种手工艺技术，鼓励外邦手工艺人移民雅典，鼓励葡萄酒和橄榄油输出，禁止谷物外销，降低粮价等。
梭伦立法进一步巩固了私有制，引起了雅典整个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重大改变，为雅典奴隶制经济，特别是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也为雅典民主政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梭伦立法之后还有其他立法活动吗？
在梭伦立法之后，伴随着雅典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外关系的改变以及民主政治的兴衰，还曾进行过几次比较大的立法改革，如公元前509～前508年平民领袖克里斯提尼的立法、公元前462年民主派首领阿非埃尔特进行的立法改革、公元前443耀前429年伯里克利制定“宪法”活动等。这些立法改革，进一步纠正了梭伦立法的妥协性和不足，发展了梭伦立法确立的雅典民主政治，使雅典的民主政治达到鼎盛阶段，并最终奠定了西方民主法治的传统。
刚才谈了古希腊的几次重大的立法活动，能否谈谈希腊法律的大致内容？
由于雅典法是古希腊法的典型，所以我重点阐述雅典法的主要内容：
（1）社会结构。在雅典，凡是公民，年龄达到18岁便被编入“德莫”的名册里，从此即享有内容广泛的公民权，并承担一定的义务，如接受军事训练等。比雅典公民低的社会阶层是外邦人，他们不享有公民权，不能出席民众大会或参加审判工作，不准担任国家的公职，但要服兵役、劳役和缴纳特殊的捐税。在雅典，地位最低的是奴隶。雅典的奴隶分为国有和私有两种。前者境况稍好，可在民众大会、法庭和公共场所维持秩序，也可充当监狱的看守、行刑员和文书。后者则从事家内服役，进行农业生产或在工厂矿山、其他经济部门从事劳动。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战争俘虏。
（2）财产所有权。在雅典，财产私有的观念发展得比较快，公元前5～前4世纪，所有不动产（土地、房屋）和动产（牲畜、奴隶等）就可自由买卖。私有财产受到法律严格保护。历届执政官就职时，都要宣誓保护每个公民的私有财产。法律也明确规定，当财产所有权受到侵犯时，可向司法机关提起诉讼，申请保护。
（3）债法。雅典的债法比古代亚非国家发达。债的来源分为两种：因契约而产生的债和因损害赔偿发生的债。当时，契约被视为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协议，主要采取书面形式。契约签订后，当事人要严格遵守契约中所规定的事项。为了保证债的实际履行，防止一方毁约，法律要求必须有担保。因损害赔偿所生之债是指对公民的人身或财产非法地加以损害，从而加害人有了赔偿的义务。在此情况下，加害人一般不受刑事惩处，仅向受害人交付赔偿费即可了事。但赔偿费的数额往往超过侵权行为所招致的损失。
（4）婚姻家庭与继承。雅典尚保留了买卖婚姻的痕迹，即婚姻是通过女方的父亲与其未婚夫之间缔结契约而成立，未婚夫必须向其岳父交纳牲畜或其他贵重物品作为买妻费，岳父则向女婿赠送礼品，女方并不是婚约的主体。在雅典，非常重视订婚仪式，不举行庄严的订婚礼，婚姻就属无效。家长在家庭中对妻子和子女享有绝对支配的权利，必要时可将妻子、儿女逐出家门或出卖为奴。梭伦立法改革后，家长的特权受到了限制。
雅典的继承权只给男子，由所有儿子共同分配。兄弟之间虽然可以平分遗产，但长子取得的财产份额要比其他弟兄多。女子只在出嫁时方能从哥哥那里获得嫁妆。梭伦改革前，尚无遗嘱继承，只有法定继承，其顺序是儿子、兄弟、侄、伯叔、堂兄弟等。在无兄弟、侄辈时，姐妹和甥女辈也可以继承。梭伦改革后，出现了遗嘱继承，但未成年人、养子和妇女所立的遗嘱不具有法律效力。
（5）刑法。在雅典，国事罪占有重要地位，凡是背叛国家、欺骗民众、亵渎神灵或向民众大会提出非法决议的均属此类。除了国事罪之外，雅典的犯罪还有破坏家庭罪（如虐待父母等）、侵犯人身罪（如杀人、殴击、谩骂、凌辱等）、侵害财产罪（如盗窃）等。
在雅典，经常采用的刑罚有死刑、出卖为奴、剥夺自由、鞭笞、凌辱、烙印、放逐、罚金等。
（6）诉讼制度。雅典的司法审判机关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最早是阿留帕克，它负责审理故意杀人、毒害及放火的案件。随后是埃非特法院，它审判误杀、教唆杀人、致人残废以及杀死异邦人等案件。梭伦改革时又设立了陪审法院（赫里埃）等，审理国事罪、渎职罪以及其他各种刑事和民事案件。在雅典，法律规定只有男性公民才享有起诉权。诉讼分为私诉和公诉。前者仅能由受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提出，在结案前可以中止，最后只能取得赔偿或罚款；后者则任何公民均可提出，一旦起诉后必须进行到结案为止，否则将课以罚金，最终结果只能惩罚犯罪者。在雅典比较发达的是私诉。
看来，雅典的法律相当完备。不仅如此，希腊人还产生了高级法观念，这对西方法律传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愿闻其详。
法理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若法律欲被人们认同为法律，需要符合的标准是什么？或者，其有效性是否在于不损害永恒的、崇高的“自然”标准？换言之，国家及其法律应被服从，是否意味着只要其制定过程具备形式特征，比如经过国会通过，就应当被遵守？它可以在何种程度上背离人们的道德标准？至高无上的先验标准是否存在？
是呀，西方法律理论和实践一直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希腊人有什么不同的说法吗？
中世纪早期以来的基督教理论对这一问题给出了毫不含糊的回答，现代的所有关于“基本权利”的讨论也发端于此。但古希腊哲学并没有涉及这个问题，不过它出现在希腊文学中。一系列的希腊文学阐释了某些关系是涉及“自然”权利和义务的，在家庭关系中，孩子负有为父母举行隆重葬礼和赡养他们的自然义务，正像父母有照顾婴幼期的孩子的自然义务。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索福克勒斯在雅典悲剧《安提戈涅》中以著名的两难困境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
这是西方法律文化中不断被提到的一个悲剧，能进一步谈谈吗？
《安提戈涅》讲的是一场内战使两个兄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个在攻打忒拜的战役中马革裹尸，另一个在保卫城邦时战死沙场。国王禁止埋葬前者，希望任由野兽侵犯他的尸体；但是，在希腊人的宗教观念中，只有埋葬，哪怕只是一抔黄土才能保证亡者的灵魂找到安息之处。死者的妹妹，虔诚的安提戈涅违背了国王的命令，她把泥土撒在暴尸野外的死者身上，因而被逮捕。国王问她是否知晓他的命令的存在，若她知晓，又为何要违反。她回答：
……这些法律不是出自宙斯，
享有尘世之神荣光的正义
也没有颁布这些人类的法律
我并不认为你的命令是如此强大有力
以至于你，一个凡人，竟敢僭越
诸神不成文的，且永恒不衰的法
它们的诞生不在今天，也非昨天；
它们是不死的；没有人知道其在时间上的起源。
哦，我想起来了。雅典人还区分了基本法和制定法这对概念。
是的，雅典人为了给他们制定的法律确立一种不可动摇的地位，从概念上区别两类不同的法律，即所谓的“基本法”与“制定法”，并且确定前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具体的方案是，虽然公民大会可以通过多数投票的方法制定法规，但其权力的行使只能在更高一级的法律即基本法所设定的界限之内。如果它超越了这一界限，那么法院可以通过一种被称为graph佶paranom侪n的程序对公民大会的行动进行约束。另外，还设立了专门以维护现存法律为职责的“监法官”。
亚里士多德对相关问题也有讨论。
是的。亚里士多德指出了自然公正和实在法规定意义上的公正的理论区分。一种是自然的，另外一种是约定的，自然正义在任何地方都具有相同效力，它的存在不依赖于人们对它的赞同抑或反对；而约定的规则，从一开始它是以何种方式规定的并不重要，一旦被规定之后，这个问题就无关紧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