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给某的书信中这样写道：“我这一辈子粗读儒家经典，看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中总离不开‘不忮不求’。忮，就是嫉贤妒能，妒功急宠；求，就是贪利贪名。不去掉‘忮’，人的心里就有太多的仇恨；不去掉‘求’，就有太多的贪欲。我时常反省自己‘不忮不求’，只恨没能够扫除干净。你们要想心地干净，应当在这两项上狠下工夫，并希望子子孙孙都警惕。”
曾国藩悟到为人处世“不忮不求”，稳慎小心，不鲁莽，耐住性子才能成就大事。
人生在世，时常会遇到不顺心的事，怨天尤人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静下心来冷静思考、慎重处理才是根本之道。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变得越来越糟糕。
曾国藩认为一生当求稳慎，不可过急。
同治二年十一月起至同治三年四月初五日中，金陵战急，平定太平军指日可待，曾国藩五次告诫弟弟曾国荃道：“我希望你们不要太贪图功名，不要异想天开一夜就能把金陵攻下来，而要事事求稳，步步进逼，切不可贸然进城。记住我所说的，成功离你也就不远了。切记！切记！”过了一个多月，金陵就被湘军占领。曾国藩在胜利来临之前的这些叮咛，是针对急功贪利的曾国荃的一剂攻心药，同时也说明，“稳慎”在曾国藩的战略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后来，曾国藩称赞萧启江道：“阁下一军，向以‘坚稳’二字著名。”咸丰十年正月，当湘军正在迅速进军攻打九江时，他写信给胡林翼说：“十一日全军获胜后，罗溪河实已无虞。山内一军，其妙无穷；脑后一针，百病皆除。但此后仍当以‘稳’字为主，不可过求速效。”
以上事例充分说明了曾国藩做事谨慎稳重、不张扬的性格特征。他自己在带兵打仗时也不贸然行事。
1862年，曾国藩率领湘军追击捻军。一天夜晚，捻军乘其不备搞了次突然袭击，而此时湘军护卫仅千余人，得到消息之后，湘军军营一片哗然，惊惧不已。这可如何是好？有几个谋士主张与捻军决一死战。曾国藩认为捻军是有备而来，与其正面交锋，自己必然吃亏。突围吧，也不大可能。必须想一稳招。后来幕府文书钱应溥向曾国藩说：“现已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但若我按兵不动，佯为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曾国藩当即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高卧不起，钱应溥也镇静若常，大开营门等着捻军的到来。守护曾国藩的卫兵见主帅若无其事，于是也都平静下来，恢复常态。捻军来后一看情形，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疑兵，犹豫不决，不敢冒进，最终匆匆撤去。
有人说曾国藩稳慎退敌兵学的是诸葛亮的空城计，但我们不管他是不是跟诸葛亮学的，总之，从曾国藩的一生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不贪功，不张扬，不求全，不求满，稳打稳扎地走自己的每一步路。
老子的《道德经》中有这样一段话：“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夸者无长。”意思是说：“很会自我表现的人，其实本没有多少才能；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反而会遭到唾弃；经常夸耀自己的人，也许没有什么成绩。”
达·芬奇也说过：“没有多少知识的人是最容易骄傲的，而那些具有丰富知识的人反而很谦逊。所以空心竹子高傲地举头向天，而充实的禾穗却低头向着大地。”不张扬的背后隐含着真正的大智慧、大聪明。
世事变幻莫测，难以揣摩，稍不小心就有可能掉入陷阱，走进绝境，而凡事求稳慎则可以使人稳打稳扎，少犯错误，有助于事业的长远发展。因此，对于那些想成就大事的人来说，必须保持一颗稳慎之心。
不把事做尽，学会给自己留出路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每个人都在忙忙碌碌地追求着功名利禄，其实这没有错。有了追求，生活就有了目标，就有了前进的动力。但有人在功成名就之后还不甘心，还一味往前冲，这就有可能把自己搞得身败名裂。聪明人往往会在功成得势之时，收住自己不把势用尽，学会给自己留后路。
明朝洪应明所著《菜根谭》中提到：名为招祸之本，欲乃丧志之媒。有的人好虚名以殉身，有的人贪私利以祸族。在名利场上，倒下了多少人。面对名利，心将何置？
功名利禄成了人追求的终极目标，似乎功名越厚人生也就越辉煌越有成就。有些人为了得到功名利禄溜须拍马、献媚奉承，十八般武艺使全。一旦得到，又害怕会失去；得到了小的，又想得到大的。总之是一辈子在名与利上狗苟蝇营。
其实，功名利禄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当你得手之时，也就是它破灭之际。关于这一点，曹雪芹在小说《红楼梦》中作了很精彩的阐释。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篷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绢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功名不可长葆，利禄不可永存，这就是人生的无常。名心太切，俗心太重，只可能使自己作茧自缚。
曾国藩在他出道入仕之初，就名心太切，俗心太重，这不仅使得他做事处处碰壁，而且也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健康。曾国藩在出道之时因名心切，遇事不冷静而多次打败仗，为此自杀过多次。
同治十年三月的一篇日记写道：
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名心切，故于学问无成，德行未立，不胜其愧馁。俗见重，故于家人之疾病、子孙及兄弟子孙之有无强弱贤否，不胜其萦绕，用是忧惭，局促如蚕自缚。
这段日记是曾国藩在临死之前写的，也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名心，是中国文人对自己特定的要求，主要包含立德、立功、立言。曾国藩虽然是以军功起家，但他骨子里始终以一个中国传统文人的标准在要求自己。他要求自己能够立德、立功、立言。
名心切势必会俗见重。名心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如成名、成才等，正是这样一种普遍的心理愿望，使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有一种共同的心理期待。事事周全，样样完满，件件顺遂，这就是俗见。
那么，该如何消除这两种弊病呢？曾国藩在同一篇日记中继续写道：
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行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遂，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此心稍得自在。
曾国藩不仅找到了自己名心切、俗心重的病根，而且也找到了治疗的方法——淡泊名利。
庄子说：“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在《刻意》中他说：“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这样心静神宁，漠然无愧，才能“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曾国藩淡泊名利，多次主动释权，才得以名垂史册。
曾国藩在谈到收复安庆的事时，总是很少谈到自己，而是归功于胡林翼的筹谋进策，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成功攻下金陵，平定太平军时，则又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对他弟弟曾国荃说一句表扬的话；谈到僧格林沁统率大军镇压捻军的时候，赞扬他有勇有谋，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称他们是一代名流，不是说自愧不如，就是说谋略莫及。
曾国藩在功成名就的时候，他悟到了不能把弓拉得太圆太满这个道理，学会了适当地放权，给自己留后路。这主要体现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后，他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由奏请裁湘军归故里，并要求弟弟曾国荃辞去所有官职回家颐养天年。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方面，做人不要有太急切的名利心，另一方面，人在名利过旺的时候也要适当舍弃一些名与利，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以求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