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金陵城被湘军围困了三年后，城中军民把草都吃光了，洪秀全也因误食毒草而中毒身亡。金陵城终于攻下。
据说，大功告成之日，李鸿章亲自去祝贺。曾国藩拉着李鸿章的手，说：“如果不是少荃发兵相助，攻破金陵无望啊！”李鸿章自然谦逊一番。
报捷时，曾国藩将自己的名字列于湖广总督官文之下，并一再声称，能够取得平定太平军的成功，全依赖朝廷的指挥和诸官将的同心协力，至于他们曾家兄弟是仰赖天恩，得享其名，实是侥幸而来。只字不提一个“功”字。
曾国藩从来不在人前显露自己的功绩。在谈到攻打安庆时，他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筹划，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僧格林沁剿捻的时候，赞扬他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称他们是一代名流，不是说自愧不如，就是说谋略莫及。
在曾国藩看来“有难先由己当，有功先让人享”，这是绝佳的做人之道。在这个世界上，抢功名者众，让功名者寡，境界不一，自然留给人们的口碑不同。
《菜根谭》中说：“完名美节，不宜独任，分些与人，可以远害全身；辱行污名，不宜全推，引些归己可以韬光养德。”“有难先由己当，有功先让人享”是一种凝聚人心的工作方法。一个善于把功劳与人分享的人，必定是一个很有雅量，能够取得人生大功绩的人。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的人在功名面前都经不起诱惑，都想独占功名，害怕别人抢占了自己的功劳。从曾国藩对待功名的态度来看，与人共享功名也是一种保全自己的方式。
忠言逆耳但能表露忠心
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句话是说被谏言者如果按照谏言者的要求去做了，就能够从中获得好处。曾国藩是一个勇敢的谏言者，但是他的谏言却只为自己获得了好处——向朝廷表明了自己的一颗忠心。
曾国藩十年京官生涯，心系朝廷，以一颗血诚之心，关注和批评满清统治中所存在的弊端。为了表现出对国家的忠诚，他几次冒死进谏当政者，要戒除骄傲自满的思想，不能只听阿谀奉承的话。他连上的七道奏折虽然没有得到咸丰皇帝的重视，但他的行为却表明了自己对朝廷的一片忠心。
道光三十年也就是咸丰皇帝登基的这一年，洪秀全在广西的金田发动农民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咸丰三年定都南京，称天京。颁《天朝田亩制度》，又分兵西征、北伐。
满清在经历了康乾盛世之后，国运就逐渐地走下坡路了。国库空虚，官僚腐败。太平天国时刻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咸丰皇帝继位以后时局颇为艰难。为了整顿吏治，增强国力，咸丰皇帝颁诏求言，封章密奏。
也就是说咸丰皇帝希望朝中文武官员能够直接向他陈述在管理国家中所存在的弊政。朝中很多的官员都应诏陈述。
曾国藩认为咸丰帝还比较英明，于是在两年内连续上了七道奏折，谈国家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企图说服咸丰皇帝，能够采取措施，革除弊端，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进行整顿。
道光三十年三月，曾国藩上了第一道奏疏《应诏陈言疏》。
在奏疏中，曾国藩指出：“今日所当讲求者，唯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扬之，端赖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他首先明确指出朝廷对官员的任用、培养以及考察中所存在的问题。比如有的官员政绩平平，为官一任，但求无过。
怎么样才能使官员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就是转移之道。曾国藩认为“莫或使从事于学术”，在官员中树立学习与研究的风气，以提高官员的素质，而“又必皇上以身作则，才能操转移风化之本”。
对于官员的培养，曾国藩说：“曰教诲、曰甄别、曰保举、曰超擢。”对于人才的培养、利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及解决的方案。
考察官员的最好方法是通过“奏折”的形式，说通俗点就是相互打小报告。他列举了自康、雍、乾时期所采用的“密折”制度，“匡言主德者”的密谏事例，希望咸丰皇帝能坚持“求言甚切”的作风。
道光三十年二月末，曾国藩上奏疏《条陈曰讲事宜疏》，陈言用人之道。
他在极力说服咸丰皇帝重视人才的同时，针对咸丰初年官吏腐败、堕落，竭力推荐本棠阶、吴廷栋、严正基、王庆云、江忠源，希望皇帝能重用这五人。
虽然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奏折评价很高，也多次夸曾国藩是忠义之士，但咸丰帝对曾国藩的意见根本就没有重视。而此时，太平天国在广西闹得天翻地覆，清朝的政局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
太平军与清军作战两个月，李星沅、周天爵、向荣连吃败仗，相互责骂，束手无策。太平军占池夺地，从南岭打到了长江。
对于这种情况，曾国藩并不感到吃惊。京宦生涯使他目睹朝野政治的种种弊端，他预感到大的动荡迟早会到来。但使曾国藩忧虑的是，全国盗贼蜂起，而清政府却财政拮据，军队没有战斗力，吏治腐败，根本无力快速镇压这次起义。
咸丰元年三月，曾国藩第三次上奏疏《议汰兵疏》。
在奏折中，曾国藩具体谈了解决国库财政赤字的问题，建议裁军。他说：“据我看，目前我们有两大患，一是国库空虚，二是军队的战斗力不强。”面对财用不足，应从根本上解决就必须节省开支，其中节饷就是一项。他列举了各地军队的种种腐败状况后指出：“医生为病人治病，必须把腐烂的肌肉割掉，让其长出新肉才有效。我们裁减一些老弱病残的士兵就好比是割去腐烂的肌肉，招募训练新兵就好比是长出了新肉。”其后，他又大量列举了“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提出“裁减5万士兵的建议”，如若实现此项计划，每年可省饷银120万两，若专用于救荒赈贫和废除捐例，可以使社会情况和吏治得以改善，并能够促动军队的训练。
其实咸丰帝的征言纳谏流于形式，并没有发挥实质的作用，对于官员的谏言也没有听进去多少。就在这个时候却传来了广西战事连连失利的消息。
由于连续不断的作战失利，李星沅忧惧憔悴，一病不起。咸丰元年四月十三日死于宣武。咸丰皇帝让周天爵暂署钦差大臣。由于太平军突破宣武，北上象州，清廷认为周天爵不能再任统帅，革去总督衔，广西军务由乌兰泰、向荣指挥。赛尚阿虽为首辅，却不懂军事。太平军则越战越勇，起义火种在南方蔓延，威势越来越大。
面对起义军的日益成熟与壮大，咸丰皇帝一筹莫展。咸丰皇帝迫不得已派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到广西督战。
咸丰元年四月，曾国藩第四次上奏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如火如荼的斗争形势，使得曾国藩忧心如焚。咸丰皇帝自颁诏求言以来，群臣献策不下百余章。然而对于这些奏章，“或下所司核议，以‘毋庸议’三字了之；或通谕直省，则奉行一文之后，已复阁束置，若风马牛不相干”，致使曾国藩颇感报国无门。作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他在得自于儒学的社会责任感的鞭策下，凭着对清政府的一腔“血诚”，于咸丰元年四月再上一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目的就是要杜绝咸丰皇帝由于年轻而引发的骄矜之气和扭转朝野上下的“唯阿之风”。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六日，曾国藩第五次上谏疏《敬陈皇上预防流弊疏》。
咸丰元年十二月，曾国藩第六次上奏疏《备陈民间疾苦疏》，第七次上奏疏《平银价疏》。
曾国藩在早期所上的几道奏折，还得到了咸丰的夸奖，但对于后来的几道奏折是看也没有看，对曾国藩本人还有点反感。但曾国藩之所以敢屡次直言上疏，置生死于度外，就因为他有他自己的目的，即向朝廷表明自己的一片忠心，心系皇帝，心系天下百姓。曾国藩善于抓住各种机会表白自己，才使自己获得了“文忠”的谥号。
关键时刻要能挺身而出
其实每个人的能力都是差不多的，但为什么有人能获取成功，名垂青史，而有的人却是一生碌碌无为呢？其关键原因还是你是否能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勇敢地站出来，抓住机会。抓住了机会，你就有成功的可能，而不能站出来抓住机会的人就注定是碌碌无为。
曾国藩认为，作为人臣应时时有忧患意识，要以国家大局为重。在国家处于危难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担负拯救天下苍生于水火的重任。
曾国藩在年轻的时候就有为大众谋求幸福的胸襟，开创伟业的壮志。他曾经十分自信地表示“莫大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决定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士大夫的基本人生信条，为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大显身手，实现自己“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
为此，他将原来的名字改为“国藩”，即暗寓“为国藩篱”的意思。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能够如同雄鹰一样翱翔九天；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树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的栋梁。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曾国藩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为他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自视为“天朝上国”的清王朝，到道光年间，被英国人用鸦片和枪炮打开了大门。一纸《南京条约》不但使两千一百万白花花的银两流到了侵略者手中，而且还割去了香港，泱泱大国的大门从此洞开，任由强盗自由出入。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于咸丰九年八月一直打到了紫禁城，又是一番赔银、割地，在这一刻，中国的历史被钉在了耻辱的十字架上。其后，甲午战争的失败，八国联军的威逼，侵略者的两次割地狂潮，使得偌大一个中国遍体鳞伤。与此同时，太平军蓬勃兴起于大江以南，捻军纵横驰骋于中原大地，西部的苗民、西北的回民与各地的天地会也举起棍棒刀矛，燃烧着起义的熊熊烽火。满清王朝面临着“内忧外患”，在风雨飘摇之中苟延残喘。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地主阶级的紧急任务便是“自救”。否则，“天朝大国”便将永远成为统治者记忆中的梦幻。
在约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一大批的志士能人，如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地主阶级官僚和士人投身戎伍，寻求着自救的道路。曾国藩则是这一次地主阶级大自救活动中的坚韧的探索者和旗手。
曾国藩为挽救大清的危亡命运，基本举措有三条：
一是针对绿营军的腐败无能，大刀阔斧地进行军事改革。利用在老家办团练的机会，组建了一支新的军队——湘军。这支军队在曾国藩的苦心经营下，用了十年的时间平定了太平天国，除掉了清廷的“心腹之患”，挽救王朝大厦于倾危之中。
二是整顿吏治。他曾先后七次向咸丰皇帝上疏要求“转移”那些政绩平平、办事不力的官僚，重新选用官员，进行大换血，使吏治清明。
三是引进西洋先进的科学技术。
第一次鸦片战争，曾国藩深深为洋人的坚船和利炮所折服。为此多次向朝廷建议购买战船和火炮，装备湘军，为剿“叛逆”所用。
咸丰三年十月，太平军西征军围攻武昌，局势十分危急，而就在这个时候，清廷谕令正在衡阳练兵的曾国藩，“赶紧督带兵勇炮船，驶赴下游会剿”。曾国藩考虑到要想保住武汉，进而保住湖南、湖北，就必须多准备大炮和船只，才既能堵截，又能歼灭敌人。曾国藩抓住这个机会申请“截留粤饷四万余两，作为筹备炮船之费”。这个时候，他所说的“船”，是他于衡阳、湘潭两处所设立的造船厂自造的木板船；而“炮”，则是两广总督叶名琛奉命先后为他买到的六百尊洋炮。曾国藩在奏折中说：“这六百尊炮，都是真正的洋货，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湘潭、岳阳两次胜利，就是凭借洋炮的力量。”因此，他于咸丰四年七月又上奏，请求购买洋炮装备湘军。
曾国藩不但买洋炮，而且还仿制洋炮。他奏调浙江候补知县龚振麟专门负责仿制洋炮。后来，装备湘军的洋炮达到了千余尊。这些大炮在平定太平军的过程中发挥了无比的威力与作用。
“洋船”进入曾国藩的政治生涯，则已到了咸丰十一年六月。
英国人赫德、法国人哥士曹愿意协助清政府购买外国火轮，时任议政大臣的恭亲王奕等奏请购买数十艘，驶入长江堵剿太平军，事下曾国藩及两广总督劳崇乐等人妥为议筹。曾国藩乃于七月十八日上《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大发议论说：
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凡恃己之所有、夸人之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康熙、雍正年间，云南铜斤未曾解京之时，皆给照商人，采买海外之洋钢，以资京局之鼓铸。行之数十年，并无流弊。况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叛逆，可以勤远略。
这段话表明了曾国藩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态度，至少有三点：一、主张“拿来主义”，将外国“所独有”的拿来，为我所用，使“独有者”不再独有，“罕见者”不再罕见；二、不但主张购买，而且主张“试造”，隐隐约约成为我国后来创建新式造船工业的最初萌发；三、主张“中外贸易，有无交通”，发展对外贸易往来。曾国藩所提出的主张，在后来被逐步实现，曾国藩的某些观点和主张也可以说是中国民族工业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