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尔朱荣的军队不讲门第高低，也不太在乎民族。举一个例子，比如高欢。他不但是汉人，而且是被发配到怀朔镇罪犯的后代。这种人，依照北魏那一套选人用人标准，在北魏政府里不可能当上官。但是，在尔朱荣那里，他凭借着自己的才干，一下子就成了尔朱荣的心腹爱将。你只要有真本事，在尔朱荣那里就能得到重用。所以这些认为自己有能力而且想出人投地而门第又不好的人，都愿意到尔朱荣那里去。
第二，尔朱荣不属于孝文帝改革的受益者，他本人也反对汉化。自从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那些边镇官兵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都大为下降，他们是不满的。但是，这些人并不知道导致他们地位下降的不是汉化而是门阀化，所以他们对整个改革都是反对的，对于那些在改革过程中地位得到提升的人更是恨之入骨。尔朱荣是契胡首领，既不是汉人士族也不是鲜卑贵族。不但如此，在河阴之难中尔朱荣一下子杀了王公大臣两千人，这很合下级官兵的胃口。
第三，尔朱荣不是造反派，或者说尔朱荣不是反对地主阶级的。尔朱荣的部队不具有反抗阶级压迫的性质，这是尔朱荣的部队和起义军的重要不同。在封建时代，反抗压迫性质的军队往往更具有破坏性，有打倒一切、掠夺一切的倾向。这显然是不能被有识之士所认同的。
由于尔朱荣有这么多能够吸引六镇豪杰为其效力的优势，再加上他本人又是军事奇才，所以尔朱荣建立了当时最强大的一支军事力量，很快就平定了北魏内部的人民起义。
前面我们讲了很多尔朱荣的好话，但是，尔朱荣却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家。他是军事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对于打仗、治军，那是相当厉害；对于治国和搞政治斗争，一点儿也不会。结果，他被皇帝给暗杀了。
俗话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老虎没了，所有的猴子都跳了出来。尔朱荣一死，他的家族立即内讧，他的军队立即分裂，因他的存在而暂时保持统一的国家也迅速陷入内战之中。几年仗打下来，别的不说，光皇帝就死了一堆。最终于534年，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魏。这两国，名号叫魏，但其掌权之人分别是高欢和宇文泰，所以其实已是北齐和北周政权了。
通过分析尔朱荣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些后来风云人物的支持，我们就可以理解继北魏而起的北周和北齐是什么样政权了。一言以蔽之，他们都是反对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中下层军人建立的政权。不过，孝文帝改革的内容那么多，应该反对哪些政策呢？北齐和北周对此作了不同的解答，而他们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答，决定了两个政权的最终命运。
北齐和北周的建立者和当权派都是反对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他们对于这次改革的评价是反面的。这与我们大家在中学历史课上对孝文帝改革的评价完全相反。那么，我们不禁要思考，我们到底如何评价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后世，特别是近现代的历史学家，习惯于站在整个中华民族或者整个中国社会的立场上来看这次改革，因此评价主要是正面的。例如，刘精诚先生就评价道：“孝文帝是一位雄才大略，有抱负、有魄力，坚持改革和进步，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的杰出人物。”韩国磐先生则在其著作《魏晋南北朝史纲》中评价道：“通过各项汉化措施，也推动了鲜卑本族的前进，缓和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促进了鲜卑族、其他民族和汉族的融合。”这些说法无疑是对的，但是如果站在北魏的立场上，情况就不同了。台湾史学家陈致平先生在《中华通史》中写道：“单就北魏的立场来说，这件事对于北魏是有利有弊，其利是使北魏，接受汉化，由野蛮而进于文明，政治学术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其弊则使魏人失却了其原有的强悍之气，尤其魏贵族王室自迁都洛阳生活日趋奢靡，他们固有的民族精神反而没落了。另一个重大的影响，则是自从迁都后，北方空虚，后来乃发生了六镇之乱。”
以上都是名家之评论，我不敢说他们错了。但是，我个人认为，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其实包含两个看似密切结合其实可以分离的两个方向，一个是汉化，一个是门阀化。不把这两个方向区分开来，评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矛盾。简言之，汉化，即学习汉族的语言、伦理道德、生活习惯、政治思想等等，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从落后走向文明，是学习先进的思想观念，是进步；而门阀化，则是汉族政权没落的罪魁祸首，是落后的、阻碍社会进步的，也是不得人心的。孝文帝搞的是全盘汉化，连汉人的垃圾也接受了，而用这些垃圾取代了自己本来拥有的真金白银，所以北魏倒下了。
高欢看到了北魏帝国的倒下，于是他做出了和孝文帝相反的举动——鲜卑化。如果说，孝文帝接受了汉人的垃圾，那么，高欢就是把汉人的宝贝扔掉，而又把鲜卑人的垃圾也捡回去了。高欢全盘否定了孝文帝的改革，而且因为反对汉化，进而反对汉人。于是，北齐政权就有了打击“汉儿”的政策。举几个例子。
其一是歧视汉人。北齐朝中官员大多数歧视乃至仇视汉人，史书记载“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连汉族官员都被轻视，何况平民。鲜卑人常称汉人为“汉儿”、“何物汉子”、“头钱价汉”，甚至“狗汉”、“贼汉”，不把汉人当人看。
其二，用鲜卑语。语言本无所谓先进落后，但用鲜卑语很显然不利于汉文化中那些先进思想的传播。而鲜卑人似乎也不把学习文化当回事，只看重打打杀杀。比如高洋之子高殷温和好学，高洋嫌他懦弱，常说：“太子得汉家性质，不似我。”
其三，对汉人进行掠夺。例如，杜弼曾向高欢进言：“先除内贼，却讨外寇。”高欢问内贼是谁，杜弼说：“诸勋贵掠夺万民者皆是。”结果，高欢居然命令军队拔出刀剑来吓唬他。杜弼吓得半死。这时，高欢才说：“箭虽注，不射……尔犹顿丧魂胆，诸勋人身触锋刃，百死一生，纵其贪鄙，所取处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既然高欢对这些掠夺万民的内贼采取宽容和保护政策，自然是从上到下大兴掠夺之风。
北齐政权之所以如此，还是要从其政权结构来分析。北齐政权的结构实在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就是以高氏皇族为核心的鲜卑军事集团，有史学家将其称为怀朔集团。这是一个以军事力量为主要统治源泉的政权，就是一个土匪集团，其统治完全依赖于暴力的恫吓。高欢等统治者虽然也对汉人士族有一些拉拢的动作，但那种说什么“鲜卑是汝客”的小伎俩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支持。况且，大家别忘了，河阴之难时高欢已是尔朱荣手下大将，那惊天血案，谁又能保证他没参与？
一个政权，没有在其统治下经济力量和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虽然一时间貌似强大，但绝对长不了。北齐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与北齐同一时间崛起的，还有一个政权，那就是北周。其建立者是宇文泰。
谈到北周的兴起，我们得从万俟丑奴那儿说起。六镇之乱时期，这个万俟丑奴也在关中起兵，自称皇帝。等到尔朱荣把中原地区收拾得差不多了，就准备派兵去收拾他。派谁去的呢？名义上的主帅是尔朱天光，实际上主要的军事指挥官是贺拔岳和侯莫陈悦。总共带了多少人呢？一开始就给了一千人，后来尔朱天光软磨硬泡才又要了两千人，为此尔朱天光还挨了尔朱荣一顿狠揍。这事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尔朱荣对下属多么严格。最终，就靠这三千人，尔朱天光把关中给拿下了。后来尔朱天光被高欢给收拾了以后，高欢又挑拨侯莫陈悦暗杀了贺拔岳。这个时候，高欢是有机会将关中地区收入囊中的。但是，他没有抓住机会。贺拔岳的部下推举宇文泰为首领，开始和高欢对抗，最终形成了北周和北齐的对抗。
我们为什么要回顾这段历史呢？因为，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宇文泰与高欢在最初开始对抗的时候，高欢强而宇文泰弱。从所占据的地方上来看，当时，高欢占据的是今天山西、山东、河北、河南、江苏北部的大片地区，这里比较富饶，人口也比较多，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的地区。而宇文泰所占据的关中地区，从东汉开始就已经不再是帝国的中心，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经济实力都远不如关东地区。从手里的军事力量来看，高欢掌握的是北魏的中央军，其中就有战斗力很强的尔朱氏的军队，再加上几十万六镇降户，军事力量非常强大。而反观宇文泰，尔朱天光进关中的时候，就带了三千人，这三千人就是宇文泰的班底。当然后来也会扩军，但是，在扩军的同时，尔朱天光参加尔朱氏与高欢的大战时带走了一部分人马，再加上内讧也会损失一些，所以总的来看，军队无论是从人数上还是质量上，都不如高欢。
第二，宇文泰以及他统率的这支军队在关中并没有根基。一是以宇文泰为首的这批军事将领，大多数是武川镇人，不是关中人。二是他们名声不大好，是尔朱氏的部队。而尔朱氏胡作非为那是有名的，尔朱荣在的时候还好一点，尔朱荣一死，那是一个比一个能折腾。比如尔朱仲远，他就经常以诬人造反的方式将其家财没收，而且部下妇女只要有姿色的，都被其****。三是到关中的时间很短，从530年进入关中镇压万俟丑奴到534年北魏分裂，前后也就四五年的时间。这么短的时间，要建立一个巩固的政权是很困难的。
可以说，在北周和北齐刚开始对抗时，宇文泰的北周是内忧外患，完全处于下风。然而，孟子说得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北周政权正是在这忧患之中崛起，最终为隋朝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宇文泰是怎么做的呢？
一言以蔽之，他得到了关中豪族和知识分子的支持。他先后起用了关中名门大族“累世二千石”的武功人苏绰和“累世儒学”的范阳涿人卢辩。在关中这些地方豪族的支持之下，以苏绰提出的“六条诏书”为指导，宇文泰的北周政权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次改革，可以说是对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一次扬弃，将北魏孝文帝改革中汉化的部分保留了下来，而又打破了门阀限制，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改革。
四、北周大改革
苏绰提出的“六条诏书”是这次改革的总的指导方针。这六条分别是：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
第一条，先治心，这是根本。
为什么要先治心呢？因为内部不稳，所以必须先凝结人心。所谓“治心”，照苏绰的解释，一是“清心”，二是“修身”。这二者中，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条件。所谓“清心”，即要求达到“凡所思念无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临其民”，也就是说君主要以“至公之理”来进行统治。那么，这个“至公之理”是什么呢？我们必须先了解当时人们认为什么是不公的。
其一是门第歧视。孝文帝改革以来，采取世族豪门的门选制度，以门第取人，这在当时就被普遍认为不公平。例如，李冲曾上书说：“若欲为治，陛下今日何以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诏？”韩显宗也进言：“陛下以物不可类，不应以贵承贵，以贱袭贱”，这个矛盾发展到北魏末年，就有了六镇起兵、河阴之难和北齐的反汉化运动。
其二是民族歧视，也就是胡汉分治的政策。虽然北魏孝文帝改革是汉化，到北魏末年，由于六镇人对汉化的反感，反而加深了胡汉矛盾。而且，即使是在北魏大力推行汉化的时期，胡汉的分别也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在军事上，汉人军队与少数民族的军队，各成一体，绝不混编。军权主要掌握在少数民族的手中，没有出现过汉人统兵的情况。高欢其实也不能算汉人将领，因为连他自己都没把自己当汉人。
这两条为什么会被普遍认为是不公？因为，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也就是说，人不能选择门第、不能选择民族。一切以门第、民族等先天因素划线，就完全抹杀了人的后天努力，就不能得到各阶层、各民族真正的精英人物的支持。
先治心，就是要解决这两个不公。解决这两点，就能团结人，而且团结的是各阶层的精英。北周政权，在这方面做得好，所以不但原先贺拔岳手下的将领如于谨、赵贵等人拥戴宇文泰；而且贺拔胜、李弼、豆卢宁这些原先不属于贺拔岳系统的六镇将领（贺拔胜是投降了南朝，又回归的；李弼、豆卢宁都是侯莫陈悦的部下），能够拥戴宇文泰，而关中汉人势力，如李贤、李远等也能拥戴宇文泰。
第二条，敦教化。
苏绰指出，当时“民不见德，唯兵革是闻；上无教化，惟刑罚是用”。成天只知道打打杀杀，“礼让弗兴，风俗未改”，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他要求各级官员必须“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认为通过这样移风易俗，就可以“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这是非常明确的儒家观点。这一条的提出，就保留、继承了孝文帝改革的成果，使汉化进一步深入，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整个中国社会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北周政权而言，这个政策很有力地团结了儒家知识分子，从而有力地团结了以士族阶层为核心的汉族地方势力。这就使得北周政权的阶级基础要比北齐厚实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