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尽地利。
尽地利是为了发展经济，鼓励耕垦，搞好农副业生产。苏绰说：“衣食所以足者，在于尽地利，地利所以尽者，由于劝课有方。”他把衣食摆到了根本的地位，称之为“命”。他认为，如果劝课无方，“舍豪强而征贫弱”，“纵奸巧而固愚拙”，就不能尽地利，足衣食。因此，宇文泰颁行了均田制和赋役制。为了执行均田，北周法律还规定了“正长隐五户及丁以上、及地顷以上，皆死”，力求严格执行均田，打击隐匿人口的行为。
同时，《六条诏书》还详细地规定了劝课的办法。每月岁首，地方官要戒励百姓，无论少长，“但能持农器者，皆令就田，垦发以时”，要使“农夫不废其业，蚕妇得就其功”。如果是“单劣之户，及无牛之家，劝令有无相通，使得兼济。三农之隙，及阴雨之暇，又当教民种桑植果，艺其菜蔬，脩其园圃，畜育鸡豚，以备生生之资，以供养生之具”。也就是说，地方官员要促使老百姓都下田干活，根据不同的天气情况，进行种田、养蚕、织布、种菜、种果、养鸡等等，总之开展大生产运动。
第四条，擢贤良。
这条既是至公之心的表现，又是把公字作为最高政治准则的保证。苏绰说：“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末曹小吏，唯试刀笔，并不问志行。夫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瞽。刀笔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废性行之浇伪。”可见，他对当时的整个选拔任命官吏的制度，是持否定态度的。
苏绰主张“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这就类似当年曹操的“唯才是举”方针，但又有不同。曹操强调的是不要在个人道德上求全责备，而苏绰则强调不可以门第取人。苏绰的观点在当时不是没有人反对，有人认为，“邦国无贤”，不限资荫，就“莫知所举”。对于这些荒谬的论点，苏绰说：用人总是“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务，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晋无假萧、曹之佐”，哪有“万家之邦，而云无士”的道理？“但隶之不勤，择之不审，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尽其材，故云无耳。”也就是说，所谓没有人才，原因在于这些选人的人没有眼力，不能知人善任。
根据这条诏书，西魏改革了选举法。《通考·选举考九》说得明白：“初霸府时，苏绰为六条诏书，其四曰擢贤良。绰深思本意，惩魏、齐之失，罢门资之制，其所察举，颇加精谨。”所谓“罢门资之制”，也就是废除九品官人法的选人制度。终北周之时，举士权一直归于州、郡、县，在北周六官中，是没有中正官的地位的。选举不问清浊。它与粱朝“无复膏梁寒素之隔”的选举法，同是在南北朝晚期出现的新事物。其意义在于破除了魏齐选举上士庶、民族之隔。
《六条诏书》中还明确指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伊尹、傅说是也，而况州郡之职乎？苟非其人，则丹朱、均商，虽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于公卿之胄乎？”罢去门资之制，发展到隋朝，就出现了科举制。所以说，北周的这次改革是中古选举制度变化中的一个关键。
此外，在选官制度上，北周还进行了一项改革。即将地方官吏认命之权，逐渐收归中央。自魏晋以来，刺史多带将军开府，州司与军府各设僚属，是两套班子。其中，州官理民，府官带兵，其官员都由刺史或州牧之类的长官自己选任。到北周时，这种情况发生变化，“刺史府官，则命于天朝，州吏牧守自置”，也就是说，理军的僚属开始由中央任命了。
第五条，恤狱讼。
恤狱讼是要求“赏罚得中”，“轻重皆当一，无令巧诈者虽事彰而获免，辞弱者乃无罪而被罚”。也就是说，要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条在现在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在法律制度上就有“八议”，也就是明确规定了达官显贵即使违法也可以不受处罚或减轻处罚。而在实际操作中，更是只有没权没势的老百姓才受法律管。别的不说，尔朱氏不就无法无天吗？谁又管得了他们？权贵们如果不受约束，那么所谓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等等，便都是空谈。只有赏罚得中，轻重皆当，才能使“恶止为善劝”，“阴阳调运，四时顺序，万物阜安”。可以说，这一条体现了苏绰的法治精神和以至公之心临狱的法治思想。
第六条，均赋役。
前面“尽地利”一条已经讲了要发展生产，但是如果劝课无方，“舍豪强而征贫弱”，“纵奸巧而固愚拙”，就不能尽地利，足衣食。因此尽地利与均赋役必须并举，不能偏废。北周在均田与赋役上的改革，一方面是要尽地利，另一方面则是要均赋役。“均赋役”表现了一个公字，这条诏书的提出，正是为了消除北齐“征税尽，人力殚”的不公现象。这些政策都有力地解放了生产力，缓和了阶级矛盾，同时也为北周的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
以上六条，是整个北周改革的大纲。在这个大纲的指导之下，北周从西魏文帝大统元年开始，到北周武帝建德末年为止，展开了一场历时四十四年的空前的大改革。
这个改革主要是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也包含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主要是文治方面的改革。与这个改革同时进行的是军事制度方面的改革，也就是创立了府兵制。
府兵制的开端，一般认为是从西魏大统八年（542年）“初置六军”算起。当时，六军的统帅是六位柱国大将军，每个人管一个军（相当于现在的集团军）。一个柱国大将军下面管两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管一个军（相当于现在的军），这是十二军。每个大将军下面，又有两个开府将军，每个开府将军又管一个军（当时的人智力怎么这么贫乏，就不知道换个名字？这个军，我们就把它当作现在的师吧）。每个开府将军下面有若干个仪同将军，每个人管一个团。再往下还有大都督、帅都督、都督什么的。这样，从柱国大将军到都督，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指挥系统。军官和士兵分别居住在城坊和城郊的乡团，而战士的武器装备则由六柱国供应。后来宇文泰又通过改姓的方式，使原本不同姓氏的将士重新团结起来成为一家人，以强化他们的团队精神。再后来，又通过“广募关陇豪右”的方式扩大兵源。
至于兵士平时的训练、生活等等，那说起来就更复杂了。而且，北周的府兵制只是府兵制的初始阶段，到了隋唐时期又有变化。总之，府兵制这个问题，要从头到尾说清楚，那可以写一本书。而事实上，确实也有这样的著作，比如谷霁光先生写的《府兵制度考释》。在这里，只简单讲一下北周的府兵制比起北齐来的优势何在。
北齐最初的军事力量是很强的，当年高欢收编了六镇降户，然后又收编了尔朱氏的军队，这就形成一支实力很强的部队，估计大约有十万人。然后，还有北魏帝国原来的中央军，东西魏分裂之时，“从武帝而西者不能万人，余皆北徙”，估计也有十来万人。再加上后来招募的和地方乡勇等等，实力应该远胜于北周。
但是，在军制上，北齐问题多多。
第一个问题是胡汉矛盾。北齐政权是一个反汉化的政权。北齐的军队分两种，一个是“百保鲜卑”，一个是由汉人充当的“勇夫”。前者高贵，后者低贱。同样是打仗，同样是流血、牺牲，但待遇就是不一样。这样的军队能有战斗力吗？
第二个问题是政府军和地方豪强武装的矛盾。在北齐的军队里面，有一部分是地方豪强自己的私人军队，而且势力还很大。政府军和这些地方豪强武装，不在一个军事体系之下，自然就不能凝聚成一个强大的力量。
第三个问题是军纪很差。杜弼说：“诸勋贵掠夺万民者皆是”内贼。鲜卑军队对汉人是大肆掠夺的。高欢对此怎么说的呢？他说：“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好嘛，抢掠倒还有理了。
府兵制下的军队则不同，胡汉界限被打破了。府兵军士多是关西人，在领军的六位柱国大将军里有辽东襄平人李弼、天水南安人赵贵两个汉人，而在大将军中弘农华阴人杨忠、太原王氏的王雄也是汉人。而且，李弼与王雄均未镇过武川，是地道的汉人而不是像高欢那样胡化的汉人。这说明府兵制一开始，形成的便不是一个鲜卑化集团，而是民族混合的一个缩影。
而且在府兵制建立之后，宇文泰曾“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也就是募关陇地主携带乡兵，加入府兵。办法是给带乡兵来投的豪右，加上都督、帅都督以至大都督的官衔，从而纳入府兵系统。举几个例子，例如韦瑱，他“世为三辅著姓”，是名门大族，大统八年初建六军，他“以望族兼领乡兵，加帅都督（正七命）”，被纳入府兵系统。再比如郭彦，“其先从宦关右，遂居玛翊”，也是汉族豪强。大统十二年，“初选当州首望，统领乡兵”，郭彦被选，“除帅都督”，被纳入府兵系统。还有苏绰之弟苏椿也受命领乡兵，后来因“破槃头氐有功，除散骑常侍，加大都督（八命）”，被纳入府兵系统。通过“广募关陇豪右”，一是为关陇集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二是把这些乡兵，也就是掌握在地方豪强手上的武装力量，转化为府兵，变成为国家的军队，既增强了军事力量，又加强了中央集权；三是扩大了府兵中汉民族的成分，有助于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大融合在军队中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