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三种方式以外，还有一种绝无仅有的建国方式，真可谓两千年难得一遇。前面所说的三种方式，一共讲了十四个政权的建立。还有一个后汉的建立没有讲。后汉是怎么建立的呢？说来也真是有趣，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这个政权是没费一兵一卒得天下的（确切说是得中原）。后汉没费一兵一卒而得天下，倒不是因为他们仁义到让天下归心，而是全凭运气好得惊人。后汉的开国皇帝刘知远原来是后晋的忠武军节度使，驻兵河东，是个地方军阀。由契丹扶植起来的后晋，到石敬瑭的儿子石重贵的时候，和契丹关系破裂。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率大军攻入中原，把后晋给灭了。但是耶律德光本来没有吞并天下的打算，自己也没有治理中原的才能，来了三个月，发现“不料中国人难治如此”。回想一下，老子在塞外骑马打猎要多痛快有多痛快，到了这儿反倒很不爽。于是，大肆搜掠而去，整个中原为之一空。刘知远从河东率兵南下，填了这一空白，建立了后汉。
五代十国的建立和灭亡大体上就是这么个样子。从这当中，我们不难看出这十五个政权有着以下这么几种特征。
第一，建国者都是原来其他政权中很有势力的官僚。
这十五个政权的建立者，有的是平民出身，比如说朱温，最初还跟着黄巢闹革命呢；再比如王建，年轻时是个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业，因排行第八，乡人称他为“贼王八”。有的是少数民族的头领，比如李克用。有的官宦之后，比如刘隐，他的父亲也是封州刺使；再比如，孟知祥，祖上一直是郡里的军官。这些出身各不相同的人，却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在原来的政权里官至节度使，都是原来政权里面举足轻重的人物。
第二，这十五个政权没有一个是上下齐心的。
所有的官员，心里从来不想该不该当皇帝，只想能不能当皇帝。结果是皇帝怕臣子造反，所以不断防备手握重兵的大臣；反过来，手握重兵的大臣，也生怕皇帝对付自己，一刻也不敢交出兵权，而且往往不敢离开自己的根据地。
举几个例子，比如后唐李从厚当皇帝时，李从珂为凤翔节度使，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李从厚担心这两个节度使权力太大，于是调李从珂为河东节度使，调石敬瑭为成德节度使。哪知道命令一下，李从珂就反了。再比如后汉时，刘承祐见杨邠、郭威、史弘肇权势太大，于是就发动政变干掉了杨邠和史弘肇，又准备除掉郭威时，阴谋被发现，结果逼反了郭威，丢了江山。
不但皇帝与大臣之间不齐心。上级官员和下属也不齐心，叛变简直就家常便饭。也举几个例子。后唐李从珂造反，皇帝李从厚派军队去镇压，领兵的是王思同。王思同倒是没有谋反，但哪知道双方还没交手呢，他手下的军队就掉转枪头了。结果，王思同大败而走，李从厚就这么糊里糊涂地丢了政权。再比如，后晋时安重荣起兵造反，没想到自己的军队却在部将赵彦之的率领下临阵投敌，直接导致安重荣被杀。
第三，从国君到大臣再到士兵，道德败坏得一塌糊涂。
从汉代开始，历朝历代都强调忠孝，强调仁义。但在五代十国里面，可以说几乎看不到这些优良品质。
比如冯道，这位五朝宰相，若论为人和才干那是很不错的，是五代中的人杰。宋初的名臣范质对冯道的评价是：“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但是，无论谁当国君，他就替谁治国，完全没有“忠”的概念。因此就被欧阳修、司马光等骂为“可谓无廉耻者”和“奸臣之尤”。其他大臣就更不用说，忠臣在五代十国时期不说已经灭绝了，至少也是稀有动物，比现在大熊猫还稀罕。
不忠于某一个皇帝那也还算说得过去，近现代以来就有很多人为冯道平反。卖国求荣就不能原谅了吧？五代十国时期，卖国求荣的人还真不少。石敬瑭这个大汉奸咱们就不说了。但契丹灭后唐的时候，卖国求荣的可不只石敬瑭一个人。
比如赵德钧受后唐政府之命援救被围的唐军，结果他反倒暗中和契丹联系，要求耶律德光支持他当中原的皇帝。这不是和石敬瑭一样吗？区别只是石敬瑭成功了，而他没有。所以石敬瑭挨的骂比他多。
当时，还有个杨光达，他劝和他一起守卫晋安寨的后唐大将张敬达投降，张敬达不干，结果他就把张敬达杀了，然后投降契丹。
后来后晋和契丹翻脸，双方在滹沱河展开决战。虽然契丹绕到了晋军背后，形成包围之势，但是杜重威、张彦泽和李守贞三人竟不作殊死一搏，带着二十万晋军投降了。不但如此，张彦泽投降之后还充当了契丹入寇的急先锋，率先攻入洛阳。
除此之外，这些军阀们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事，那就更多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第一，当时门第观念已经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已经没有士庶之别了。
普通百姓，只要有能力、有机遇，就有可能做到高官。建立五代十国的这些人，绝大多数出身都不好，平民出身者非常多。既然做高官不讲门第，那么皇帝凭什么讲门第呢？凭什么要世袭呢？于是，我们就听到了这样的话：“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耳。”这话真是一语中的呀。
到五代十国时期，在人们的心目中，皇帝这个由受天命统治天下的君主，已经下降为整个官僚体系的首长。这样一来呢，皇位就成为所有官僚向上爬的目标。如果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那么在五代十国，不想当皇帝的官员也不是好官员。
第二，募兵制的广泛推行以后，出现了职业军人。
职业军人与非职业军人的区别在于，一是军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同。职业军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雇佣关系。政府出钱养他们，他们帮政府打仗。正由于他们和皇帝、将领是雇佣关系，因此也就没有忠不忠这一说。在天下大乱的时候，皇帝很多，职业军人也很多。于是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劳动力市场。谁出得价钱高，军队就倒向谁。就好比今天的职业足球一样，今年还是皇马的球员，明年就可以转会到巴萨。临阵倒戈的事情时有发生，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在这儿。
二是当兵打仗的目的不同。非职业军人，当兵或者是出于无奈，或者是出于保家卫国，或者是想建功立业。而对于职业军人而言，他们当兵的目的最初是为了养家糊口，后来就变成了升官发财。升官发财和建功立业好像差别不大，但是建功立业必须是在战场上杀敌，而升官发财则还可以通过内斗来解决问题。后来宋太祖赵匡胤在杯酒释兵权的时候说得明白，“人谁不贪图富贵，一旦有人因为贪图富贵而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想不干，能行吗？”可见，把自己的领导推上皇帝的宝座，就是升官发财的一条捷径。
三是士兵和将领的关系不同。非职业军人，因为其非职业，他们和将领就不可能形成非常密切的私人关系。而职业军人由于长年生活在军旅之中，对将领有一种较为深厚的感情。这种较为深厚的私人感情，用好了，自然是有利于加强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如果被有谋反企图的将领利用，造起反来，战斗力也会很强。
第三，科举制推广以后，职业官僚阶层壮大起来了。
在科举制推广以前，当官往往是为了家族的利益。很多官僚与皇帝或者地方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自从唐代开始推行科举制，那些和皇帝八竿子打不着的普通读书人大量地进入官僚队伍。于是，问题来了。由于他们和皇帝以及这个政府没有多大关系，谁当皇帝他们会在乎吗？
帝国的兴亡与他们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他们不会为了皇帝及其帝国牺牲自己的利益。这就是典型的代理人心态、打工仔心态。好比说现在你是一个企业的中层干部，而你所在的企业出现了财务困难，可能倒闭。你会怎么做？你会像老板一样着急吗？不会。你会像老板一样到处借钱来周转吗？更不会。你最可能的做法是，赶快找一下招聘信息，准备跳槽。当然，也许老板对你恩重如山，或者你对这个企业非常有感情，你愿意与企业共存亡。但是，我说的是大多数情况，大多数人的想法。
第四，地方政府权力缺乏制约。
一方面，地方政府权力太集中，兵权、财权、政权往往容易集中到一个人的手里。这是自秦汉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唐中期以后这种问题更为严重。地方政府的长官，主要是州、郡一级的长官，很容易独揽军政大权。为防止他们专权，中央政府会下派很多监察官。但结果却事与愿违，监察官变成了行政官，而且是权力更大的行政官。东汉时的刺史是这样，唐代的巡查使、按查使也是这样。
另一方面，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是很密切，各地区具备独立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在均田制等国有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完全可以代表中央政府行使土地所有权。也就是说，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给老百姓分田，也可以组织老百姓屯田。这就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换句话说，中央政府不能在财政上、经济上控制地方政府。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摆在了宋太祖赵匡胤的面前。他怎么办呢？怎么避免成为五代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