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贵族和门阀势力再也不复当年的风采，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僚开始主宰中华帝国的政治舞台。宋，就是他们的时代。他们创造了中华帝国最为辉煌的时代，但可惜的是，他们却突破不了中华帝国的极限。
一、不想再短命
五代十国的大乱深深地震撼着宋帝国的统治者。一系列问题，摆在了宋太祖赵匡胤的面前。怎么避免成为五代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呢？赵匡胤兄弟采取了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是消灭其他政权，彻底统一天下。二是削弱各级官僚的权力。
我们先谈第一条，消灭其他政权，彻底统一天下。
无论是雇佣兵还是职业官僚，他之所以不忠心，是因为他有其他的选择，不为你这个政权卖命，他还可以为其他的政权卖命。一旦统一了天下，将其他的政权统统消灭，选择就少了，忠诚度也就会提高。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宋太祖的名言：“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耶？”宋太祖知道，让其他的政权存在，即使这些政权都表示臣服，仍然有极大的威胁。因此，无论是对后蜀孟氏、南北两汉这样公开对抗宋帝国的地方政权，还是南平高氏、南唐李氏、吴越、闽越这样表示臣服的地方政权，宋太祖的态度都是一样的。必须消灭，区别仅在于怎么消灭。
先打谁，后打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问题。宋太祖和周世宗采用了不同的战略。周世宗，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皇帝。他也是要一统天下的。他手下的大臣王朴建议采用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周世宗最初采纳了这一建议，对后蜀和南唐发动了进攻。但是，周世宗在执行这个战略时并不彻底。他伐蜀，夺取了秦（今甘肃秦安北）、阶（今武都东）、成（今成县）、凤（今陕西凤县）四州，但并没有直捣后蜀的老巢，一举灭蜀。他伐南唐，夺取了江北的大片领土，但也没有渡江灭南唐。他在取得了南征的一系列重大胜利之后，中止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掉转枪头，与北方的辽国干上了。
宋太祖则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北边，对北部的辽国、北汉，宋帝国以防为主，不轻易挑起战端。宋帝国的主要精力放在南征上。从公元963年到公元976年，宋太祖先后灭掉了南平、后蜀、南汉、南唐。宋太宗继位后，又迫使闽越和吴越献出国土归降。直到这时，宋帝国才将矛头指向北汉。
对宋太祖的这个战略，有些人是很有意见的。说这一策略导致无法收复燕云十六州，给游牧民族南侵打开了方便之门。比如白盾先生就说：“他和柴荣不同的是没有把与辽国争衡，恢复石敬瑭出卖的燕云十六州作为首要战略目标，而是着手削平南方的割据小国，表现出一种勇于对内而怯于对外的弱点。”
我觉得这纯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其一，避实击虚，是一种高明的战略。当时以北宋的实力，能够一举灭辽吗？以西汉武帝时期实力如此之强大，和匈奴连年征战的结果也不过是个杀敌一万、自损八千，两败俱伤。就北宋当时那些底子，和辽国争衡，其最好的结果恐怕也就是打个平手。
其二，地理形势固然重要，但不要忘记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吴起曾说过的一句话：“在德不在险。”
事实上，北宋对燕云十六州志在必得，从赵匡胤兄弟一直到宋徽宗，一直就没忘过这点儿事。早在宋太祖灭掉后蜀之时，北宋就建立了专门为夺回燕云十六州的仓库，称之为“封桩”。宋太祖说：“石晋割幽燕以赂契丹，使一方独陷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四五百万，遣使谋于彼，傥肯以地归我，则以此酬之，不然我以二十匹绢购一胡人首，彼精兵不过十万，止费二百万匹绢，则虏尽矣！”太宗时期，更是几次大举伐辽，双方打得热火朝天。直到徽宗时，辽国对北宋已经完全没有威胁可言，而北宋的决策层却还不忘夺回幽燕，下了一手联金灭辽的臭棋。结果，燕云十六州没夺回来，反而引狼入室。这些是后话，暂时不提。
有人对于先南后北的战略持反对意见，也有人对于灭北汉持反对意见。台湾著名的历史学家陈致平先生就说：“许多军政上的措施，宋太宗与太祖也有很大的出入。譬如宋太祖的国防政策是于西北保留北汉，屯置重兵，而不轻启边衅，一方面从事积蓄，储备国力，以守为攻。太宗即位后首置内藏库，将封桩库归入内藏，不另行储备。继之大举北伐，倾全国之力，将北汉灭掉。又继之讨伐契丹，而有高梁河之败。从此契丹入寇不已，西北方夏人的边衅又起，国力未充而外患频仍。国家方臻统一，已开始了竭蹶的现象。”甚至说：“北汉虽平，海内虽然统一，但宋人从此与契丹接壤，北方之边患乃起。”竟将宋灭北汉之役当做宋帝国北部边疆外患的开端。
我个人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
其一，统一天下是巩固政权的必要措施。北汉并不是一个边陲小国，其所在地的核心是北方重镇太原。既然北汉是辽国的保护国，那么辽军就完全可能借道从太原出兵伐宋。如此一来，洛阳、开封、长安、邯郸、大名府等重镇都会立即受到威胁。可见，北汉就像一根毒刺一样钉在宋帝国的胸膛上。威胁太大，非除掉不可。在宋太祖时，不是不想除掉这根毒刺，是能力不足。他几次围攻太原，都没能攻下。到宋太宗时，国力进一步增强，所以才能一举灭掉北汉。
其二，灭北汉与宋辽大规模开战是两回事。辽宋之间的大规模作战，应该是北宋试图夺回幽燕之地的结果。当宋太宗大举伐北汉时，辽国确实出动了军队进行救援，被宋将郭进击败。但是，这次救援行动，应该说与之前的历次宋辽交兵并无区别。宋太祖伐北汉时，辽国也曾出动军队前来帮自己的小兄弟，结果也是被击退。双方并未因此大打出手。为什么这一次宋辽之战就一发不可收拾呢？原因主要是宋太宗得陇望蜀，想一鼓作气收复整个幽燕地区。这个举动与灭北汉不同，它侵犯了辽国的核心利益。我们试想，如果宋太宗在灭掉北汉之后，不是大举伐辽，而是派使臣与辽国展开谈判，划定两国边界，那么整个局面可能就大不一样了。是否能够象宋太祖所想象的那样，用钱把幽燕地区买回来，那倒不一定，但是，至少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和平的局面。
即使幽燕地区是北方的一道重要屏障，但宋帝国为什么一定要用战争来夺取呢？或者，既然夺取幽燕地区是为了防止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那么为什么不能通过与辽帝国进行和谈而达到这一目的呢？事实上，虽然辽帝国始终控制着幽燕地区，但在澶渊之盟后直至北宋末年，辽国都没有大规模入侵中原。这就足以说明辽宋两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所以说，对外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如果可以通过外交手段达到目的，那么应该优先用外交手段。
我们再来看第二条，削弱各级官僚的权力。
几乎所有的历史书都说北宋加强了中央集权或者皇权。其实，与其说是加强了中央集权或皇权，还不如说是削弱了除皇帝以外所有政府成员的权力。采用的方式很简单，一是分解职权，二是削弱实力。
我们先谈分解职权。
一是从管辖的地域范围上分解，收取州治。过去一个节度使往往统辖几个州，将辖区内的军事、行政、财政、司法等大权集于一身。宋太祖下诏各节度使除了直辖的州郡之外，所领其他的郡一律由中央派官员治理。
二是从管理职责上分解，增设官员。如果说前面的收取州治，只是针对节度使，那么增设官员则不仅是针对地方大员，而是对所有政府官员进行了分权。在中央，宰相之下添设参知政事，并把五代时期临时性的枢密使和三司使等官职变成永久性的。在地方上，增设了路这一级，设了转运使、提点刑狱等官，州府设置通判一职，管理军民政事，一切事务都可以不经州郡长官直接向中央汇报。
不但如此，宋帝国还创造性地造出了一个官名与实际职务分离的制度。有官衔不一定有职务，有官衔的人多，真正办事的人少。等于说给官僚集团搞了一个替补阵容，上场比赛的只是部分队员，还有一大帮替补在下面坐着呢。官员一多，每个官员个人的力量就很有限了，而且官员内部的竞争也激烈起来，没上场的，争着有上场的机会；上场的不但想往上爬，还得提防着别被人替换下来。一来大家都忙着相互竞争呢。二来这么多人相互监督，这么多双眼睛盯着，谁还有心思打皇帝的主意？于是，皇权巩固了。
这一招推行下来的结果是，宋初内外官员只有三五千员，到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政府官员就已有一万多人了。又过了五十年，到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4），政府官员的人数又翻了一番，达到了两万多人。
通过分解官员的职权，每个官员手中的权力都不会特别大，而且还相互牵制，因此就不足以威胁皇权。但是对于高层军官的军事指挥权而言，光分解还不行，万一他们勾结起来怎么办？所以，还得削弱其实力。削弱的办法有两个：一是用不合适的人，二是不给所需的客观条件。
我们先看什么叫用不合适的人。
一是用那些没有能力、没有资历的人。原先作为中央最重要的军事力量，禁军的统帅一般都由重臣名将担任。但是，到北宋之后，这种局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像石守信、高怀德、慕容延钊等名将都靠边站了，任命的是一些当时名气、地位较低的将领担任三衙的长官，各分管一部分军队。虽然说我们不能完全凭借名气来看一个人的能力，但是像石守信、高怀德等人都是久经沙场的名将，能力是不用怀疑的。比如石守信就是后周世宗麾下的一员猛将。954年，后周抗击北汉的高平之战，石守信因为战功升任亲卫左第一军都指挥使。两年后，他又跟随周世宗征伐南唐，而且担任先锋，参与六合等地战役，也立下了大功。这样的人，能力太强、功劳太大、名望太高，宋太祖不敢用。
二是用专业不对口的人，用文官来管军事，外行领导内行。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打仗的事，不是一介书生能搞定的。特别是一些重大的战略问题，必须有很深的军事造诣才能胜任。但是，从宋太祖开始大宋帝国就一直用文官担任枢密院的首长，不但掌管打不打，还掌管如何打。也就是说，大宋帝国的总参谋部是由一帮文人组成的。这个制度在宋太祖、宋太宗那时恐怕还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这哥俩都是行伍出身，本人就能指挥打仗。特别是宋太祖，他本人在后周时就是有名的军事指挥官。所以，他们可以在后方制订作战计划，交枢密院发布。但是，他们的后代就不行了。生长在深宫之中的皇帝，恐怕连打仗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整个决策层，没有会打仗的，国家的军事力量怎么能够得到保障？
用不合适的人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不给所需的客观条件。
一个将领要有实力，那么必须有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一支军队要想有战斗力，一是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二是必须上下同心。自从宋太祖制定禁军更戍法以后，军队就经常调动。造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情况。一支球队经常换主教练，这支球队的战斗力当然就不会太强。在军队中也一样。不同的将领带兵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训练方法差别很大，个人作风也差别很大。
举几个例子。西汉时期飞将军李广，在军队里生活非常朴实，能够与士兵同甘共苦，士兵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和士兵打成一片。但是，有一条不好，跟着他打仗，得到的战利品很少。西汉另一位名将霍去病就与他完全相反，根本不会在乎手下士卒的疾苦。吃的是专门制作的美味佳肴，还喜欢召集手下亲信搞些娱乐活动，比如踢场足球之类的。据说，有一次出征回来的时候，有的士兵因饥渴而死，而霍去病自己还有吃不完而烂掉、丢弃的美食。不过，跟着霍去病打仗，往往能有很丰厚的战利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些跟着李广的兵，再跟着霍去病出征，会是什么心情，会不会尽心尽力；反过来，跟惯了霍去病的士兵，跟着李广恐怕也会报怨不能建功立业。
再比如，岳飞打仗，好野战；诸葛亮打仗，特别在乎阵形，善于打阵地战。那么，习惯跟着岳飞打野战的军队，能不能严守诸葛亮所定的八阵图；反过来，跟着诸葛亮打阵地战的士兵，也不可能熟悉野战的战法。经常把军队调来调去，造成的结果，从表面上看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训练不系统、上下不齐心。
当然，宋太祖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军队的战斗力削弱了，对于皇位也就没有什么威胁了。
除此之外，宋帝国还广泛地吸取了以前历代的经验教训，建立了防范外戚、后宫、宦官干政的一整套制度。一是使后宫都官僚制度化，除了皇后以外，都授以各种官爵，从而将所有这些皇亲贵戚妃嫔太监都纳入到官僚体系之内。二是严防这类人员干预朝政，给了他们官爵但不给差使，也就相当于挂虚职。比如宗室虽然爵位很高，但在宋神宗之前，一概不派差遣，从神宗开始也不过是有选择地给一点差事。再比如，外戚一律只担任武官，不得干预政事。
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大宋帝国应该算是稳定下来了。但要长治久安，宋帝国的皇帝们还觉得不是怎么太放心。于是，他们又加了一个保险措施：尚儒术、用儒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