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认为人生充满痛苦，而疾病是人类最“苦”之处，它直接折磨人的身心，故救人先救其“苦”。首先就要使人们能够摆脱疾病之“苦”的纠缠，所以佛教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之说。佛教徒通过给众生治病疗疾，普及医学知识，同时也使佛教医学在实践中得到提高和发展。
一、医方明与中医
早在三国魏明帝时，攘那跋陀罗和耶合崛多两位印度和尚合译（《五明论》，其中就有《医方明》。据《开元录》记载，从汉末至魏晋南北朝，共译出佛典1621部4180卷，这些佛典中有许多涉及医学内容。《隋书·经籍志》记载，当时由印度翻译过来的佛教医书有10余种，如《龙树菩萨药方》《西域诸仙所说药方》《婆罗门诸仙药方》《释僧医针灸经》等。
《大藏经》集佛教经典之大成，据李良松、郭洪涛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中介绍，《大藏经》中，专论医理或涉论医理的经书约400部，既有医药卫生、生理病理之记录，也有心理幻术、修心养性的载述，内容博异丰盈。不少佛医药书籍，大多托名自大乘佛教的龙树、耆婆两位宗师，千百年来广为流传和运用。在医药卫生名词术语方面，佛经中有4600多条此类术语，既有生理解剖、脏腑经络方面的名词，也有医疗、药学．心理、病理和医事杂论方面的术语。
综台有关资料，现例举有关佛教医书如下：《佛说婆罗门避死经》《佛说奈女耆域因缘经》《佛说奈女耆婆经》《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安般守意经》《佛说佛医经》《佛说胞胎经》《佛说佛治身经》《佛说活意经》《佛说咒时气病经》《佛咒齿经》《佛说咒目经》《佛说咒小儿经》《禅秘要法经》《坐禅三昧法门经》《禅法要解经》《禅要诃欲经》《治禅病秘要经》（（易筋经》《佛说疗痔病经》《大药叉女欢喜母并爱子成就法》《除一切疾病陀罗尼经》《能净一切眼疾陀罗尼经》《观世音菩萨如意摩尼陀罗经》《大般涅经》《南海寄归内法传》《大智度论》《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六妙法要》《摩诃止观》《迦叶仙人说医女人经》《延寿经》《佛说医喻经》《五门禅经要用法》《耆婆脉经》《耆婆六十四句》《龙树眼论》（（耆婆要用方》《耆婆五脏论》等。
佛教“医方明”之学与中医学理论相互吸收和影响。佛教医学认为，人的身体是“四大”构成的，“地水火风阴阳气候，以成人身八尺之体”，因此一切疾病的根源也就在于“四大”失调。“初则地大增，令身沉重；二则水大积，涕唾乖常；三则火大盛，头胸壮热；四则风大动，气息击冲。”中医“阴阳五行说”的理论认为，人体是一个由上下、内外、前后、有形和无形、物质和运动等阴阳对立面构成的统一体。它们不停地进行“阴阳转化”和“阴阳消长”，却始终保持着平衡，如果这种平衡被破坏，人就生病了。同时，人体内部是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来表示五个系统，它们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相生相克。由此可见，佛教医学与中医学在探讨疾病起因上存在着相通之处。
佛教医学在寄生虫学方面也有独特的发现。《禅病法要经》及《正法念处经》就认为，人身是虫窠，人体内的虫约有80种，并且还列举各种虫的名字，描绘其形态，这与现代医学的寄生虫病学的观点和记录有许多相近之处。现代寄生虫病学也发现人体内有蛔虫、蛲虫、鞭虫、钩虫、丝虫、绦虫等等。由此可见，佛医学并非虚幻记录，可以说它对人体寄生虫的记载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修行道地经》中还有人体胚胎学方面的研究，“胎成七日，初不增减，二七日如薄酪……六七日如息肉……九七日变五泡，两肘、两髁及颈，十七日续生五泡，两手腕两足腕及头……”这种记录把胎儿在母体中的发育经过详细地反映出来，与人体胚胎学有着不可思议的吻合之处。
尤其是在汉末及三国时流行的小乘佛教，直接吸取中医“元气说”和“阴阳五行说”的理论，用来解释疾病的起因，认为“元气”配合好，则人心神平和，就不会产生种种欲望和烦恼；如果“元气”配合不好，阴阳五行不协调，心神就会失去平和，种种欲望和烦恼就会油然而生。
佛教医学“四大”学说也直接为中医学所接收。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流论》里就写道：“凡风病”有四百四种，总而言之，不出五种，即是六脏所摄，一日黄风，二日青风，三曰赤风，四日白风，五日黑风……所谓五风，生五种虫，能害于人。”唐孙思邈《千金方》也记载：“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神同作，四百四病，同时俱发。”
《大智度论》认为，生病有“外缘”和“内缘”两种因素，“外缘”即为外在条件，如受到寒热、饥渴、摔伤、挫伤等等；“内缘”即内在条件，如纵欲贪色、发怒、恐惧、思虑等。《摩诃止观》则认为，贪恋色、声、香、味、触“五尘”会生疾病，并认为沉迷色境生肝病，贪享声音生肾病，贪爱香气生肺病，贪图口味生心病，贪念触觉生脾病。中医“脏象学说”认为，“脏”是深藏在身体内部的器官，“象”是人体内脏机能活动表现的征象，人体一切生命现象都是体内器官机能活动的外在反映，通过对这些外在反映的观察、分析和归纳，就能推测内在器官的病理现象和生理现象。“脏象学说”与佛教医学也有相似之处，只是在具体器官机能上存在着某些差异。
佛教医学认为，对不同的病症应该用不同的方法加以诊治，“身禀四大，性各不同，因以治之，症候非一；冷热风损，疾生不同”。因此，同样的疾病发生在不同的人的身上，症候程度都会有不同。《摩诃止观》说，治病要对症下药，才能很快治愈。所以医生必须先正确地诊断病因和病情，诊断越精确，治愈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是医生医术高低的标准。中医也是讲究辨证施治，因而就有“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它善于把体内、体外的因素加以全面的考虑，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因此，近人陈邦贤在《中国医学史》中认为：“考唐宋医学的变迁，实基于印度佛教的东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