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二十七：德国的犹太人的境况不同吗？
答：不同，他们那时也得不到旅游签证，因为，人们觉得，给了他们旅游签证的话，他们就不回来了。很久以后匈牙利才被德军占领，在这之前，我们一一直不被看做是犹太难民。后来，我到了美国之后，我一直续签我的旅游签证。很快，我的好运来了，美国颁布了一项法律，在美持有旅游、探亲签证的匈牙利人可以申请居留份额，反正没有匈牙利人通过战争逃往美国避难，现在在美国的匈牙利人都是战前就到了美国的，所以，在美国的匈牙利人的份额就敞开了。
当时美国的难民政策对难民们来说根本就没什么吸引力。我觉得其所依赖的基础直到今天还是有效的。现在，我愿意给你们讲两件有趣的事情和三个事件，来阐述我的观点。
第一件事是关于非常有特色的美国清教徒的。一艘载满了欧洲难民的船从墨西哥开往美国，其中有一个匈牙利的犹太青年和一个德国女青年，他们尚未结婚；但是作为一对情侣，他们在一个船舱居住。男青年是宝石匠，所以总是随身携带着一些宝石，一有机会就拿出来兜售。很快，我从他那儿买了几个放在袖口上做装饰用的纽扣。当船停在大西洋岸边的时候，墨西哥政府宣布不接受犹太难民，他们的签证作废，这艘船必须驶回德国占领区——也就是难民营。总统夫人爱利诺·罗斯福开始干预此事，她上书美国议会，要求允许船只在美国靠岸，而且不管船上的乘客有没有签证都可以上岸。乘客踏上美国土地以后向移民局蜂拥而来，排成了长队；在人群之中也有那个匈牙利的小伙子，就是那个珠宝匠，他叫德施费。
因为我听见他大声地喊：“德施费，生于匈牙利，犹太人，珠宝商，355号舱，身体健康，一切正常。”他顺利地通过了审查，得到了移民许可。然后是其他的乘客申报，过了一会儿就是一位女士；我听见有人说道：“出生在德国，亚利安人，就这么多吧，：355舱。”过了一会儿，办事员说：“355舱我已经受理过了！把他叫回来，你们是在同一个舱里吗？”“是的，”
德施费回答说。“我们是一对儿，是生活伴侣。”那个办事员紧张地眨着眼说：“那好吧，不过不是在美国，我要把您的手续退回去！你们就可以在船上马上结婚，然后再来办手续。”
这一对年轻人感觉清教徒式的美国的一切都是这么井井有条，所以他们再也不想回来了。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一个有良知的霍尼家的故事。他们是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牙人，夫妻俩和一对儿女。他们向美国移民局递交了永久居住申请，为的是得到生活在这里的合法身份。
他们必须到华盛顿的其中一家法院去面谈，说明自己留下来的理由，必须准时出席。
当时的场面令霍尼家的人很激动，但法官只问了一些常规性的问题：“您如何看待美国？您为什么愿意生活在美国？”等等。父亲霍尼首先做了回答，然后是母亲，然后是女儿，一切正常，顺利，霍尼一家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
按顺序轮到儿子说的时候，有意思的事出现了。“您认为美国怎么样？您为什么愿意留在美国生活？”法官问他。这位年轻人回答道：“我觉得美国最糟糕了。只是因为我爸爸来了，我才跟着来了。我根本就不想在美国生活。这里没有民主，这里有令人恐怖的法西斯主义。
走吧，走吧，赶快走，越快越好，我憎恨美国。”法官们听愣了。法庭的工作人员让家庭的其他成员到外面的大厅去等候。一家人感到很生气，他们的心血白费了，一切努力付之东流了，他们的好运眼看就要被糟蹋了。然后，结论出来了，爸爸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妈妈和女儿也随了心愿，当然还有儿子。理由是：“憎恨美国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为了成为一个美国人，允许他爱说什么说什么，爱想什么想什么。这个发热的头脑需要冷静一下，让他好好看一看，到底美国人是怎么思考的。”
我也和美国的公务员打过交道。那是我在美国住了好长时间之后，我对美国已经有了很多的好感。一天，我接到畦寸来自里斯本的老朋友写来的信。“我叫爱迷尔·怀斯，是维也纳的股票投机商。”他告诉我，他想到美国来，希望能有机会取得美国签证，可以的话，以后能到美国来淘金挣钱。他请求我，用我的钱想办法为他弄出一份证明来。我想，我不能置我的朋友于不顾。所以，我用我的5000美元，以他的名义在一个很有名的股票经纪人公司立了户。他在得到一份账户清单后，再照单把5000美元还给我。这样爱迷尔·怀斯就有了来美国的正当理由。6个月以后，我受到了移民局的调查。调查通知单上写着，我必须去移民局当面做些解释。于是，我随身带上了我的那些有价证券。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去做些什么解释，我心里当然有些慌乱。一位雅利安的公务员接待了我。他沙哑而生硬地说：“科斯托拉尼先生，请坐。”然后，他开始提问：“科斯托拉尼先生，您往里斯本给怀斯先生寄了一张账户清单，5000美元，然后您再收回这5000美元，这样，您的朋友就可以光明正大地来美国了，这是不是事实？”我吓得不得了，立刻就承认了。调查员继续追问道：“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您从中收取钱财了吗？”“金钱？”我反问道，“没有，这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我愿意帮助他。”我必须努力说服这位调查员，让他觉得我也的确没有什么别的企图，事实就是这样。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紧张。“您仔细听好，”调查员说，“这样的作弊行为是被禁止的，但我们调查清楚了，其中没有金钱交易，而只是出于朋友关系，相互帮忙，我只当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一次就算过去了，既往不咎，但是，下不为例！”
我如释重负地离开了这问办公室，一路想着：“这就是美国。自由与人权。”
类似的问题在我身上又发生了一次。那些英国人乘坐的船在大西洋海域被扣留，我迅速给瑞士银行写了一封信，指示他们把钱汇往布达佩斯的拉约斯·堪。这涉及我父亲，他的名字还没有改成匈牙利人的，还保留着犹太人的名字。向敌占区汇钱转账是不允许的，我又一次被提审了。有人问我是不是不知道，向敌占区汇钱是不允许的。我回答说；“我必须这样做，因为他是我的父亲。”“您的父亲？怎么回事呢？”办事员反问我。“他其实不是这个名字。”我给他讲了我的家族宗教与名字的变迁，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明材料，办事员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又闭上眼睛，放了我一马。如果一些事情是与家族成员或亲情、友情相连却又与法律相左的话，他们往往会考虑人性上的一些因素。这很让我感动、佩服。假若，我在以上两件事情上得了一些钱的话，我也肯定会把这些钱再送出去，因为于心不忍。
除此之外，我总是呆头呆脑地做些蠢事，被叫到当局去问话。当犹太难民像上等人一样出手不凡的时候，是会引来别人的误解和不信任的，特别是在行政机关和银行里尤其如此。
有一次，我在一家法国银行办美元贷款时就遇到了这种情况。贷款到期了，我去了曼哈顿银行，为的是还掉贷款。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什么银行回单也没收到。于是，我又去了这家银行。那位银行负责人接待了我，认为这不是小事情，对我解释说，他得首先认真检查核实一下。我知道，其实，他是在赢得几分钟的时间，核对一下我所陈述的事实，以便于做出决定。身在法国，身份的问题让我感到心情特别紧张，我马上向银行的工作人员表示，从这宗生意里我了解到了很多情况，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不如在美国顺利。大的误会解除了，办理手续却一拖再拖。我就没想到，银行的人是在有意拖延，致使贷款迟延了几日才被还＿卜，我凭空多付了几天的利息。我还发现，机关办事人员还对我的另一件事感兴趣。我的一位巴黎的大客户，叫阿闽·维莱，一个斯洛伐克人，来自维也纳。一天，我俩产生了意见分歧。我是有道理的，而阿闽·维莱不愿意接受我的想法。后来，在我已生活在纽约的时候，他给了我点颜色看。他当着警察的面断言说我是一个危险的纳粹分子，为墨索里尼干活，写了一本反对苏伊士运河的书。这肯定是一个计谋。我即使是写了一本关于苏伊士运河的书，那也不是反对苏伊士运河的，更别说供职于墨索里尼政府了。那位官员把这事看得很重，因为当时苏伊士运河问题正是一个矛盾尖锐、争论激烈的政治问题。他向上级做了汇报，促使意大利和法国也插手此事，弄得沸沸扬扬。
一位政府官员到我在纽约所谋职的第一家交易所调查。他向我的一位同事询问，这个人也是匈牙利人，恰好是我在纽约最好的朋友，他叫阿历克斯·福克斯，“您说，科斯托拉尼是法西斯分子吗？…‘法西斯分子？为什么？这是从何说起的呢？”“我们有这样的指控，说他是法西斯分子，而且，说他为墨索里尼干事。”
我的朋友大笑不已，反问道：“科斯托拉尼先生能是法西斯吗？恰恰相反，他是个犹太难民。”
这个事件最终使我明白，这一定是因为我没有半点战争的经历的历史。我想要应征人伍的计划也因为调查而被拖延了。当我想去参军的时候，出来了一条法律：入伍的年龄限制在35岁，我电就彻底死了心。
我不像哥哥们那样在家里受重视，是家里最小的一个，但我也因祸得福，在家人的照料卜．，我免受了上战场的痛苦。我的哥哥埃梅里希在伦敦的一家私人银行谋到了一个职位，他后来死在了伦敦。我的二哥贝拉去了巴塞罗那，就在二战前夕他还来巴黎看望了我，战争一爆发他就不想回布达佩斯了，可是他又不能呆在巴黎；因为他是个外国人，还不像我有工作职位，有居留身份。那时候我就向他建议，去巴利兹附近的一个叫做赫恩代的地方；我父亲的朋友卡罗斯·索里亚住在那儿。卡罗斯．索里亚人很好，他一点也没有犹豫就接纳了我二哥。因为赫恩代当时还归法国所有，所以他还必须再转移，然后他开车去了里斯本，去找天主教耶稣会会士；我在巴黎曾经和耶稣会有过联系，让一位那里的耶稣会牧师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所以我觉着凭着这些他可以在里斯本获得居住权。他的确在里斯本的有关部门申请了居住权，并递交了自己手里的推荐信。但是，官员们的反映却不大让人满意，他们持一种怀疑态度。葡萄牙人和耶稣教会没有联系，所以他们就又把我哥哥赶出了里斯本。他又回了巴塞罗那，在那儿他获得了居住权。他还得到一个职位，在哪家公司我记不清了，但是他过得不错，后来把夫人从布达佩斯接到了巴塞罗那。
我的兄弟姐妹之中，只有我的姐姐是唯一留下：来和我父母一起待在布达佩斯的。有一段时间，她藏在一些非犹太教的朋友那里；我的父母也得到了一些匈牙利朋友的保护。就在战争结束前不久，他们还曾经落入纳粹之手，遭到拘禁；后来碰到一个仁慈而善良的看门人，赢得了他的同情，很快就逃了出来，获得了自由。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将面临什么样的厄运那是准也不敢想象的，只有可爱的上帝才知道。他们像我一样，和其他我们的朋友一起做了洗礼，不再信仰犹太教，尽管按照希特勒的种族法律我们这样的人依然是犹太教徒。战争结束后，我再次回到巴黎，把父母接到了苏黎世，用我做股票交易挣的钱供养着他们在苏黎世安度晚年。我们的家族企业当然也没有逃过战火；通货膨胀也让我父母的财产大大地受损，所以那些年轻的夫妇们如果他们问我投资最佳：疗案的话，我会建议他们把钱投到孩子的教育上。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明。我在战后不仅资助我的父母，还资助了我的哥哥们；所以，如果有人问我是否让我的儿子——如果我有儿子的话——也从事股票生意的话，我会明确地回答：不！按照我的设想，我的大儿子一定是一个音乐家；二儿子是个画家；三儿子是个作家，至少是个记者；四儿子一定要当一个股票商，为的是养活其他的兄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