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有的直系亲属都安然无恙，但是我的一些亲戚还是在战争中死去了。我的所有的在战争期间停留在布达佩斯的表兄弟们，像很多其他在布达佩斯的犹太人一样被关押了起来，后来被扔进了多瑙河，我自然是在战后才得到这些消息的。在战争期问，在美国，人们也听到一些类似的耸人听闻的消息；可是我根本不相信，尽管有一些亲身体验，但是我还是一定要说很多东西都是让人难以置信的。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和我的第一位夫人一起去电影院，在那儿放映了摄于集中营的一一些电影，我告诉我夫人：“所有这些都是宣传。”我不能想象德国人，这个一直作为文化的榜样来学习的民族竟然做出如此令人发指的事情！我的夫人是雅利安人，她都相信；后来我才知道，所有的事实都比我们看到的都更残酷！
我非常庆幸自己的幸运，我在移民的过程之中还没有觉察到这一点，我还觉着自己也是一个牺牲品。
在我这次乘船从维高到纽约的时候，我曾经久久地凝视着远去的大陆，直到它消失在远方的地平线上。心里暗暗地想道：我还会再回来吗？这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我也没有意识到，我一生之中最美丽的一段时光在等待着我。一路上，乘船旅行时两岸风光美妙无比。
同船的还有匈牙利的大经纪人马塞尔·沃特斯和作曲家保罗·阿布拉汉，除此之外，还有当时的风云人物伍尔沃斯的女继承人芭芭拉·赫顿的先生；航程是3个星期，其中有3天的时间我们停留在哈瓦那。我离开甲板后，一些年轻人围拢过来，想让我给他们签名。现在有的时候也有人让我给他们签名，从本意上说我是想拒绝的，因为我又不是音乐家又不是艺术家。哈瓦那的年轻人却认为我是，他们把我当成了安德烈·科斯托拉尼茨先生——那是一位当时非常有名的年轻的半古典主义音乐家。后来我到了纽约，我的旅行——或者炫耀成是逃难——持续了两个月。我的英语不那么纯正，但是也够用。因为在巴黎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阅读英文报纸。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巴龙·菲利克茨·格利茨，从我的一个叫马奎斯·尼古拉·维勒瑞的老客户那儿得知，我也在那艘船上。
这位马奎斯·尼古拉·维勒瑞的先生是巴赫先生的叔叔。巴赫先生创建了一家叫做维勒瑞．巴赫的陶瓷公司。
巴龙·菲利克茨·格利茨在布鲁克林港口迎接了我，在我面前他必须扔掉法语，不是因为纳粹，而是根据法国警察的规定。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同性恋者，可是他却有两个孩子：在尼萨城，他有一座非常漂亮的别墅。法国人对战争早有准备，他们从尼萨港调来一艘叫做马利娜号的船，停泊在布鲁克林港。我的朋友巴龙·菲利克茨·格利茨想结识一个海员，他和一位长相英俊的小伙子攀谈起来，他说了很多行话，但是显然人家什么也没有听懂，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慌乱之中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了他的上司，我的朋友一下就陷入了困境，人们认为他是间谍！所以他就有口难辩了，港口的警察倒是相信了他的话，但是勒令他在一周之内离开法国。所以这位巴龙·菲利克茨·格利茨先生就到了美国。在我们乘出租车开往郊区的住宅区的时候，他给我讲了几件重要的事情，我想我应该择善而从，和正派人交往；少和不正派的人搅在一起。
（记者插言：您肯定是择善而从的。非犹太人总是说犹太人爱聚群；非匈牙利人说匈牙利人爱聚群。您是匈牙利的犹太人中的一个，所以您是小团体之中的小团体了。）
非常正确。不过在我到这儿的第一天，在我朋友的提醒之下我就充分注意了这个问题。
巴龙·菲利克茨·格利茨问我是不是认识一个叫做泽尔热·鲁宾什的人，我说：“我当然认识他。”“真的吗？”这是他的第一反应。“他在这儿过着富裕的生活却不被人瞧得起，因为他的财产来路不明。”我知道他的财产是怎么来的。我在巴黎的时候就认识鲁宾什，在那儿的时候他也不怎么招人喜欢，因为他开了一家不怎么样的贸易公司，赚了很多黑钱；利用弗兰克一亚洲银行经纪人的职务之便，他发现了好几个俄罗斯人的账户，这些户头上都趴着很多钱。他千方百计地找到了这些户主，告诉他们该如何把那些钱弄到手；条件就是他从他们那里收取好处费。这样的生意在做金融贸易的圈子里受到了普遍的嘲讽；后来，不知何故，他离开了法国，后来又去了日本。在那里他接管了一个金矿勘察公司，对公司的控股权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掠夺。
“要想在纽约结识正派的人，你就最好远离这个人。”巴龙·菲利克茨·格利茨警告我说。我的第一个夜晚是在圣莫瑞斯饭店度过的。一个大明星约瑟芬·巴克也住在这个旅馆。这天傍晚，我去皮埃尔饭店的酒吧，我本想第二天搬到这个饭店里来。坐下以后，一看，我旁边的人是泽尔热·鲁宾什！我该如何反应呢？打不打招呼？这可是个问题。但是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了，我要是不承认我是刚刚来的纽约，而且我的朋友刚刚给了我警告，那我肯定会因为心虚而神情不自然。
这个泽尔热·鲁宾什马上认出了我：“我的上帝啊，科斯托拉尼先生？”他说，“你不认识我了吗？”我说：“认识。”“我是泽尔热·鲁宾什，你是安德烈·科斯托拉尼；你在巴黎持匈牙利护照。”我很快就明白了这是没有什么目的的。我说：“你说匈牙利护照是什么意思？我就是匈牙利人。”然后我就把我朋友的忠告置于脑后和这个危险的人攀谈起来。不久，他约我到他家去参加庆祝乔迁之喜的晚会。他那时在第五大街上买了著名的银行家巴赫的大屋。纽约社会的上流人物都来参加这个晚会了。
美国卷人战争以后，泽尔热·鲁宾什应征人伍。他比我小10岁，有很多机会能转成有长久居住权的当地居民。他来自澳门，持有葡萄牙护照。葡萄牙是中立国，可以不受配额的限制，可以不和同乡们争抢在美国的居留权。
我真想能普及这个法案，因为不久匈牙利站在德国一边跟美国打了起来。我想履行我的权利，可是不行，因为根据我的年龄，我已经过了参军的最大年龄限制。泽尔热·鲁宾什年龄还不太大，所以他通过一些别的途径尽了自己的义务。他给几个军火公司做经纪人，利用和几个公司的董事会的关系给自己开出证明，证明他是一名公司中身居要职的职工。
在我度假期间，我和他在滑雪圣地普莱西德湖见过几面。当时正好通过了一项规定，兵役金可以提取出来作为预备金；我和他并肩而坐，问他：“泽尔热·鲁宾什先生，您为什么总是做这样一些生意呢？这样的事情的结局总是很糟糕的。”他笑起来，说：“我也希望我从未染指过这样的事啊！”两个月以后，律师团的人站到了他的家门口，由于申请预备金的行为，他被逮捕了。他被判了两年刑。媒体可算是找到了炒作的好材料，他们乐此不疲地反复报道，讲泽尔热·鲁宾什是如何走上了这条路，结交不好的朋友，大摆宴席，买下庞大的豪宅，平时生活又是如何奢华，只玩欧洲人才玩的那种大赌注的纸牌游戏，但是现在却只能在牢狱之中度过了。
他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以后又被流放，不过还是给了一定期限的居留权。他的财产当然也是一个大问题，另外他还有两个女儿，是一对儿同母姊妹；她们的母亲，那个强悍的有男人倾向的女人在他坐牢期间终于离开了他。我心里很清楚，我必须马上去看一看他；开诚布公地和他谈一谈，他就会明白我丝毫没有理会那些关于他的闲话，一如既往地和他交往，因为整个社会都很排斥他。
几天后，人们发现我的朋友泽尔热。鲁宾什被人杀死在了他自己的公寓里，他是被阉割致死的。凶手的作案方式、作案动机以及作案的细节人们都一无所知。据说这是马其顿人干的，因为在马其顿这样的杀人方法是很流行的。引诱别人的妻子或者情人，就会被施以这种刑法。这个方式可以好好地教训一下泽尔热·鲁宾什了，因为他有一个可怕的坏习惯，总是想去引诱每一个已婚女人或者是别人的情人，也就是那些没有自由的女人。他想向自己证明通过他自己的钱他可以把别人的钱弄到手，对于那些本身就是自由的女人他却没有一点兴趣。
泽尔热·鲁宾什确实是有大量的通过恶劣的手段得来的财产，不过也正如媒体上所说的那样，他确实也是一个还不错的小伙子，并不是什么可怕的魔鬼；只是女人们对他的这种恶劣行径十分反感。他可能还是一个钢琴手，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人。他的两个女儿从他那儿得到了1500万美元的遗产。我和泽尔热．鲁宾什的朋友关系也没有避讳别人。当然这并不能说明我认识的是一个好人、正派的人。在纽约居住着很多匈牙利的移民，所以尽管我不能回老家看看，我还是不太悲伤。我每天在皮埃尔饭店的大厅里和我的朋友们聚会。在那里我每个月要付400美元的房租。
（记者插言：您那时一晚上就要花400美元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反映通货膨胀的例子。还有一个能反映通货膨胀的例子就是乞丐们乞讨的时候所要的钱数。战后他们沿街乞讨的时候说：“你能给我一毛钱吗？”他们会为得到一毛钱而满足。后来他们开口就要两角五分的硬币了，现在，他们一般来说都是要一张美钞（一美元）了。
我参加的那个匈牙利的小集团里面，也有一些重要人物，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那位大作家法荣斯·莫奈。在著名的文学杂志《纽约客》某一期的第三版上曾经刊登过他的一张照片，所有的人都想结识他。因为莫奈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持一种拒绝的态度，在人群中显得有点胆怯。唯一不想和他一样的人就是我；不是我不喜欢他的作品或者别的什么，恰恰相反，我很喜欢。我的叙述在这里要进行一下追忆了：我们两个早年在巴黎就相识了。巴黎的维斯拉维斯股票交易所有两个咖啡屋，左右各一个；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去左边的那个咖啡屋吃点东西。从那里是进不到交易大厅里去的。我在右边的咖啡屋里看见莫奈先生坐在平台上，我当时只是知道他，但并不认识。第二天我又在同样的地方看见他坐在那儿；第三天，情况依旧。我很好奇，也很纳闷，他在咖啡屋干什么呢？我走到他对面主动和他打招呼，问候了他。他非常惊讶，一个匈牙利人在和他打招呼。他马上就和我攀谈起来，他觉着我可能是想向他借点钱什么的吧——正如人们，所说，莫奈是个非常小气的人。一次，在卡尔斯巴登，有一个人径直走到他跟前说：“莫奈先生，我叫考瓦斯。”莫奈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100克朗，也就是现在的10马克。“什么？”那个乞丐不解地说。“一个堂堂的大莫奈就给了我100克朗？”“不。”莫奈说，“你应该说，考瓦斯得到了100克朗。”不过，我知道，在私下里他的确是资助过朋友的。在巴黎的时候我还没有真正认识他。这次经历之后，在纽约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我和他形同路人。尽管我们住在一个旅馆里，经常在电梯里碰面。
我和他的夫人打招呼，他的夫人总是礼貌有加，和蔼可亲；她在那儿和他住在一起，但我就是不搭理他，我心里总是很排斥他，觉得他是一个势利眼，即使碰了面，只要可能的话，我都尽可能避开，因为我觉得他不想和任何人交往。一次，一个朋友跟我讲，每当有人想要和他套近乎的时候，他就会说：“我对朋友和熟人无所求。”
有一次，法荣斯·莫奈与一个我俩都相识的朋友为一件事争论了起来。他们并肩坐着，争得面红耳赤。莫奈断言，他们正谈论的某一件事不可能那么简单，我的朋友却正好相反。
“不可能，不可能。”莫奈一再重复着。“有可能，有可能。”我的朋友也不甘示弱地答道。
“你怎么知道，你说的就那么正确？”“是科斯托拉尼这么说的。”莫奈沉默了，不再争辩了。
那人后来跟我讲到这件事，我感到，莫奈彻底服了我。
有一年夏天，我还是在普莱西德湖度假。
我在那儿和我的老朋友拉斯·保罗斯一起合租了一间房，我俩一路上做伴，一起来的。保罗斯和莫奈关系不错，莫奈正好也在那个湖边度假。我的朋友每天按时和莫奈碰面聊天，他和莫奈讲一讲我的情况，回来再和我说一说莫奈的事，莫奈说了什么什么，科斯托拉尼讲了哪些哪些，一五一十地来回联络。有一次，莫奈和我的朋友保罗斯说：“那么，给科斯托拉尼问个好，我和他之间没有什么矛盾，不过，他为什么不来问候我呢？”“莫奈抱怨说，你不和他打招呼。”保罗斯告诉我。“告诉他，真希望我过去根本就不认识他。”我回敬我的朋友。
“不认识？”莫奈不敢相信地问道。过了几天，我俩在街上碰了个正着，当时的情景是尴尬之极，再也无处可逃。我是和我的朋友一起去的，于是，保罗斯给我们相互做介绍，等莫奈向我伸出手来致意时，他说：“我们终于相识了。”然后，我俩在纽约经常一起出去吃饭。
他向我问一些股票和经济方面的问题，尽管他对股票一窍不通，但他给卖空投机商们下了一个极其精确的定义，他认为，卖空投机商们就是“拉着别人一起跳进陷阱的人”。
还有一件非常耐人寻味的事。他是出了名的吝啬鬼，但他常请我吃午饭，是在他每天吃午饭的那个饭店。每一次他都要特别强调地告诉服务生：“一起算账。”因为他给了饭店工作人员一个长期有效的指令，即“当我和别人在此处用餐时，请各付各的账。”从而也能看出，莫奈把我看得有多重。
我就这样在饭店、咖啡屋和各种晚会上消磨掉了我的时间，纽约人就是这样从一个晚会旋转到另一个晚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