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三：您人生的前20年是在布达佩斯度过的，追忆一下旧时时光，说一下当时您的家庭，好吗？
答：我生长在一个大家庭，我父亲开了一个酒厂，酿造健胃苦味酒，就像现在的文达山酒，而且他把事业发展到了首都布达佩斯。
我有3个姐姐和两个哥哥，一个是长我14岁的哥哥埃梅里希，一个是比我大10岁的哥哥贝拉，两个人都是先在德国、后在伦敦学习经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几周，萨拉热窝谋杀事件刚过，他们就回到了布达佩斯。
不久，埃梅里希到布达佩斯一家银行去工作，贝拉接手了那个刚才提到过的建于1803年的酒厂。我的姐姐丽丽比我大8岁，在我儿时的印象之中感觉她对于我来说有时候就像我的第二个妈妈。丽丽有过两次如意的婚姻，除此以外还有一份丰厚的嫁妆。她的第一个丈夫与我父亲是同行，是个业主，专门酿造白兰地酒，很招人喜欢。我对他崇敬有加，我的姐姐也是在对他有了好感以后心甘情愿地和他一起过日子的。她的第二个丈夫安德烈思·拉波，是银行行长，二战后他们结了婚，并一起去了苏黎世。我姐姐1988年以91岁高龄安息在了那里。她在那里曾经过着殷实的生活，因为她丈夫同布达佩斯来的朋友合伙开了一个公司，经营不错，这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保障。
无疑，在我大姐的眼里我是我妈妈最娇惯的老小。这倒不是说，我母亲不注意自己的言行，待人有所偏向；恰恰相反，她的自我道德约束比我爸爸还要严格，我爸爸其实是一个“狡猾”的人。当我母亲在浴室里这样评价他时，甚至这个词刚一出口，她自己的脸就先红了。她恪守自己的原则，却不事声张，这也是为什么我姐姐没有秉承她的言行的原因。我总是听到我母亲唠叨我姐姐丽丽：“我真不知道．她的话是从哪里学来的？”
我的父母亲和睦相爱，我确实常常向人说起或在书中写到他们。依照我家的经验和我自己的“真知灼见”，如果男人无忧无虑、心宽体胖，女人就该把紧钱罐，精打细算。要是我父亲又乱开销了，我母亲就会抱怨他浪费，而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又怎么了？这总比把钱送给药店好。”他有着艺术家的浪漫与放荡不羁，同时又是一个彻底的乐观主义者。
那还是在20年代的时候了，我妈妈常常叮嘱我些类似这样的话：“过马路要注意呀！”、“上电车要小心呀！”我父亲却对此毫不在意，也从不督促我自己做家庭作业。他生性乐观，心无牵挂。1944年，二战期间，布达佩斯受困，我父母必须整日躲在防空洞里；当时，硝烟弥漫，弹片横飞，房屋剧烈摇晃，好像随时都要倒塌，可我父亲却不停地安慰大家：“会平安无事的，会平安无事的，我们会渡过难关的。”事实果真如此，他们在枪林弹雨和重重包围中非常侥幸地挺了过来。
有一个故事，最能说明他的豁达与乐观。
那时，我姐姐总是在中午休息时到防空洞里来，告诉他们布达佩斯来的最新消息。
一天夜里，我妈妈最喜欢的外甥女，我的表妹伊丽莎白突然患重病夭折了。我姐姐本想把这个消息婉转地告诉母亲：“很遗憾，妈妈，伊丽莎白得了重病。”她说道。
“噢！圣母玛丽亚！”我母亲大叫起来。
“那又怕什么？”我父亲喃喃地说，“她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不过，她病得特别严重。”丽丽坚持说。
“送到医生那儿，不出几周就会痊愈的。”
父亲大叫着。
“医生已放弃了。”丽丽黯然神伤地说。
“上帝呀！我的上帝！”我的母亲无助地自言自语。
“这没什么的。”我父亲安慰着她，“我有个做医生的朋友默勒，他有回天之术，常有些眼看着没了救的病人被送到他那里；不过，这会儿，他去吃午饭了。”
面对被不幸的消息愁得不知所措的双亲，我的姐姐不忍再绕来绕去，只好如实招来：“其实，你们该得到真实的消息，伊丽莎白，她昨天夜里已经死了。”我的父亲却只是喃喃地说：“她已经死了，现在，我们也无能为力了……”这样一来，这场争辩也就偃旗息鼓了。
还有，是在他临去世之前。他已87岁高龄，在苏黎世，患肺炎，躺在病床上，他还在让我递给他鱼子酱和酒。我感到他在好转，自然第二天又返回了巴黎，因为他的确看起来好些了。就在他闭眼之前不久，护士小姐走进来，问他：“您怎么样，科斯托拉尼先生？”他面带微笑，声音洪亮地说：“很好，可爱的小姐。”我母亲心里却早有了预感，她说：“有漂亮的小姐在眼前让你赏心悦目，这会让你马上好起来的。”就在那天，我接到了我姐姐的电报，父亲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