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四：您是受的天主教的洗礼，不过，您的家庭本该是信犹太教的，这是为什么呢？
答：在我出生之前我父母已经改信天主教了。所以，我一出生就成了天主教徒，并依天主教的仪式受了洗礼。不过，我们过去是犹太教出身。“犹太教”，在二战时自然是含意深刻的。那时，在布达佩斯很多犹太教徒改信天主教了，接受了天主教洗礼。但也并不全部如我们这样，有些人改信了新教或者加尔文教。
我的一个儿时伙伴就是这样，现在已是91岁高龄了，住在法国的瑞丽拉，每天还在玩桥牌。我的最好的朋友汉斯卡尼茨也是改信了新教。他们在新教教会中学上了学，不过闲暇时也同异教徒们有很多的接触。我们家的朋友圈里不仅有犹太教徒，还有其他的，就像市政议会一样，有容乃大。顺便说一下，我父亲也是议会成员。各种不同信仰的人和睦相处。当时的一个故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布达佩斯犹太教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是当时那些有钱的贵族，而是犹太人同德国南部的施瓦本人一起建立了布达佩斯。匈牙利当时的50万犹太教徒中有30万居住在这里，布达佩斯在那时是一个犹太教味道很浓的城市。所以，有人称之为“犹达佩斯”。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修复了这个城市，使之成为“两院”所在地：参议院和各阶层人士组成的众议院。众议院包括所谓的工业巨头，再有就是天生的贵族，第三就是匈牙利本土的各团体协会的代表，其中还包括各种宗教团体，有天主教的，当然也有加尔文教的，30％的匈牙利人都信仰加尔文教。除此之外，还有新教代表以及其他小的教派的人，比如：反对三位一体派信徒，基督教新教的浸礼会信徒，甚至还有安息日教派的。安息日教派信徒也是基督徒，这些犹太教徒不是把星期日，而是把星期六作为安息日。我有一个学校的同事就是这个教派的。
参议院就是一个多彩的大杂烩，这也正是当时这个君主制国家的缩影。犹太人的两位犹太教大经师作为代表进了参议院，一个是乡镇里选出来的，一个是正统的高层人物。在美国，一般还有来自改良派的代表，可惜，那时在匈牙利还没有改良派。第一位大经师叫埃玛努埃·勒维，他总是穿着传统的匈牙利民族服装。他的对手是那位来自于上层的正统人物——科普尔·来希。他看起来总是那个样子，穿着长袍，蓄着大胡子，带着犹太式的帽子，像我们今天常看到的那种。我的学校在佩斯，在我从施瓦本山到佩斯去上学的路上经常能看到他坐在钢丝吊椅里。
一些布达佩斯人不知道这个小学校；这里需要做些解释：多瑙河流经这个城市，把城市一分为二，一部分叫“布达”，另一部分叫“佩斯”。埃玛努埃·勒维经师坐在钢丝吊椅里，跟他的学生们聊着天，他常给他们提一些建议。依照传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组建参议院时，其成员必须得到那位资格最老的经师科普尔·来希的同意，而且，第一次参加议会的议员要穿传统的民族服装。这对他来说，太麻烦了，他是个正统人物，所以，他既不佩剑，也不穿传统服装了，干脆只拿了教仗，谁能想象得出这是个什么样子。所有的议员都穿着民族服装，只有那位致开幕词的院长，一如既往地穿了长袍。这两个传统是无人能够破坏的，这一尴尬的困境使得科普尔·来希进退两难。
于是，有人暗示他，可以在第一次大会时不露面，以避免与传统规范相违背。假若他不在场，自然地他之后的第二位长者将坐在这个位子上。不同宗教团体代表云集参议院，这就像今天书本里所说的独一无二的民主政治。当时，这一点可是至关重要。我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位叫埃玛努埃·勒维大经师，他曾在布达佩斯大学作过慷慨激昂的反对“名额限制”的演讲。所说的“名额限制”与现在的含义不同，那时，对于各个教派的议席是有名额要求的，是一个平均数。匈牙利议会商定犹太教学生的入学率不能超过6％。因为依一些政客的观点，那时已经有太多的犹太学者、院士、知识分子之类的人了。而有些人，比如说我，已经受天主教洗礼很长时间，就很庆幸自己不再受“名额”的限制了。埃玛努埃·勒维先生为此而战，奔走呼号，却无济于事。他虽失败了，但他所做的却在历史长河里掀起了波澜。很多当时以没有名额或因反对排斥犹太主义而被大学拒之门外的人移民美国，后来在那里成了大学者。这其中有著名的物理学家莱奥·斯茨莱得以及诺贝尔奖获得者维格纳，他们同恩瑞克．费尔弥一起进行了原子弹的研究。我儿时的伙伴爱德佳·泰勒还承担起了氢弹的研制工作，并成为原子弹防御系统SDI总统顾问团成员之一。苏联人也需要原子弹防御系统SDI以加强国防，这迫使苏联不得不在裁军谈判中作出让步。可以说，爱德佳·泰勒为缓解世界紧张局势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样看来，布达佩斯大学的“名额限制”的规定对于促进世界和平进程也是功不可没的。
直至今天，在美国没有一家大学会拒匈牙利教授于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