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投资打败大盘:价值投资法则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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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价值投资法则(4)

自1974年毕业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后,普赖斯就职于马克斯·海因(Max Heine)成立的海因股票型基金(Heine"s Mutual Shares Fund)公司。他和海因很快就发展出一套完整挖掘价值被低估公司的方法,并以收购方式清算拍卖的公司来快速获利。数年后,尽管普赖斯的选股方向渐渐转向流动性好的大盘股,但是他依然把目标锁定在价值被大幅低估的公司上。普赖斯的作风相当冷酷无情,由于同时管理着好几个基金,他会集中于个别公司的股票大量购进,然后强迫该公司管理层进行他认为能推升股价的改革。1995年,由于他的幕后操纵,大通银行和华友银行(Chemical Bank)被迫合并。稍后,他还对阳光束电器公司(Sunbeam)和道琼斯管理层采取了类似侵略性但最终是有利的做法,当按照他的要求撤换了这两个公司的高级经理人后,股价随即上涨。

在其基金规模不大时,普赖斯将焦点只是集中在小盘的、被低估的公司和垃圾债券(junk bonds)上,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资金的涌入,他便开始将更多的资金转入成交量更大的大盘股上,如通用汽车、阳光束、摩里斯、道琼以及麦克唐纳·道格拉斯航空公司(McDonnell Douglas)等。从1990年到1997年的8年间,他的旗舰基金——共同股票Z(Mutual Shares Z)基金绩效几乎超越了所有其他的基金经理人。

内夫的“哀愁价值”法

内夫曾领导目前已成为美国先锋集团(Vanguard Family)一部分的温莎基金(Windsor Fund)长达31年,并在他1995年12月退休前,该基金成为全美表现最优异的基金之一。在这31年间,温莎基金战胜了标准普尔500指数达21次,其平均年获利率为13.7%,而同期指数为10.6%。内夫不修边幅的生活作风体现出他出身俄亥俄州的背景,他轻视华尔街像拼命三郎似地买卖股票的方法。他把资金集中在被他称之为“乏味与哀愁”的公司上,也就是没人注意、经理人不疼、媒体不爱的公司上。

内夫在托莱多大学(Toledo)求学时,学习并接受了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法则,从此再也没有背离过大师的教诲。他继承了格雷厄姆法则,买进公司股利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股票,以寻求确定的利润。这个策略反映了他的稳健保守的特点,并使他较不依赖多头市场和资本利得来保持优异的获利。在其任职基金经理人期间,基金获利约有40%是来自股利。师承格雷厄姆,内夫也很重视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如债务水平、流动性、资产报酬率等),而且不论市况或公司增长率如何,他都不愿意买进高本益比的股票,却在上世纪80年代,当汽车、航空和银行股穷困潦倒时,他大笔买进。内夫拥有过人的耐心,不为任何诱惑所动,只要他认准了这是一只好股票,他便会抱住不放,及至市场将公司股票推升到一个他认为公平的价格时才卖出。

嘉伯礼的“分离价值”法

位于纽约的嘉伯礼资产管理公司(Gabelli Asset Management)的创办人——嘉伯礼,是一位坦率的人,也是业界公认的精明的企业评估员。这项特质源于他早期曾任职汽车零件和广播界的产业分析师。广播业依然是他的专业领域,嘉伯礼不排斥旗下的基金买进媒体、广播和具有利基市场的电话服务公司。嘉伯礼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分析师,他以公司未来的现金流量状况作为评估公司的基础,然后再判断未来几年该股票是否能涨到符合现金流量价值的水平。他的投资风格既结合了几项价值投资法的特点,同时也格外重视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素质和其他一些无形的因素。

嘉伯礼精于分离分析法(break-up analysis approach),他以公司主要部门的单独售价作为评估公司价值的基础,试图找出能在两年内获利50%的公司股票。他同时习惯于持股至少两年的方法,好让市场有足够的时间重新确定公司的股价。格雷厄姆和其他早期价值型投资人极度依赖年度报告,并懂得如何避开谣言,而嘉伯礼在这方面则更加出名,在投资前他会尽其所能地收集公司和相关产业方面的全部信息。

施洛斯的“斯巴坦式投资”法

纽约的基金经理人沃尔特·施洛斯(Walter Schloss)兼具格雷厄姆清教徒式的分析方式和巴菲特式的作风于一体,他创造了40年来在所有投资人中最好的操作业绩记录。从曼哈顿一间小办公室起家,现年81岁的施洛斯和他的儿子埃德温(Edwin)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持续战胜股票市场,他们所使用的只是最基本的交易工具,那就是上市公司的年报。他们的骄人业绩表明,要规避风险而不被信息误导的最好办法,就是仔细研读上市公司年报。如此做了,即便是小额投资人也能战胜市场。

施洛斯恪守格雷厄姆法则,买进股价低于账面价值的公司股票,并持有股票到市场发现错误为止。施洛斯认为,投资成功的关键在于适当地评估公司资产,不为表面漂亮好看的数字所迷惑,注意探究数字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经过某些会计调整,公司业绩可以轻易地改头换面。如同格雷厄姆不相信获利预估一样,施洛斯在投资之前会绝对避免和公司联络。

尽管上世纪70年代是有史以来股票市场最不景气的时期,但施洛斯惊人的操作成绩仍使他成为20世纪最杰出的基金经理人之一。直到1997年为止,施洛斯的基金复合年利率为20%,而同期市场则为11%。施洛斯父子以合伙方式经营基金,收取获利的25%作为管理费,但在赔钱的时候是不向投资人收费的。

多头市场价值投资有用吗?

尽管压倒性证据表明价值投资法则战胜市场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可是许多华尔街分析师和学院派人物至今仍不相信。尤其是在一个多头市场里,股票齐涨,加上电脑获取信息又十分快捷和方便,价值投资法则似乎已失去效用。果真如此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认为,德曼、肖内西等投资大师所发现的法则依然存在。为了证明价值投资方法依然有效,我们测试了美国证券史上最强劲的多头市场中,即1994年11月至1997年年中这段期间的股票表现,结果发现了十分类似于肖内西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以来所发现的结果。

20世纪90年代中期,数百篇文章都曾预言价值投资法则的末日即将到来,并鼓吹增长学派和动能学派的投资方法。然而,从1994年底到1997年年中这段时间,美国股票市场上表现最好的股票仍然是那些低本益比、低股价账面价值比和低价格销售比的股票。

1994年12月,美国股市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多头上扬行情。我们持续追踪一直到1997年6月1日为止的股票表现,在这31个月期间,股市指数上涨幅度高达85.3%,而市场获利最大的仍是以价值投资法买进的增长股,而非以高本益比买进的增长股,具有最低本益比的标准普尔500股票,在获利能力上遥遥领先于其他股票。本益比在7倍以下的股票在这段时间的平均获利率为228.3%,整个指数的平均获利率却只有85.3%;本益比在7倍至10倍之间的股票,平均获利率为100.4%;而本益比超过30倍的标准普尔500公司,其平均获利率仅为57.9%。在一般市道下,这种获利表现已算是很突出的了,但在1994年到1997年间,这种表现只能算是二流的。

在同一段时间,测试大盘股的股价账面价值比,仍然可以获得同样的结果。如在1994年12月1日以低于净值(股价账面价值比小于1)买进的标准普尔500股票,至1997年6月1日,平均获利率152.1%,几乎为股市指数获利率的2倍;相反,若以高股价账面价值比买进,获利率将大幅减少。

1994年至1997年间,价格销售比与获利率之间的关联性不大。事实上是高价格销售比的股票表现反而超过了股市指数的表现,唯一可以解释的是,高科技公司的股价强劲上扬,而这些公司的股价永远都属于高价格销售比。不过,在1994年年底那些最低价格销售比的股票到了1997年依然有近100%的平均获利率。

以上的实验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以折价买进增长股绝对是划算的。在1994年到1997年间,确保战胜市场最好的办法是尽可能以最低的本益比、最低的价格销售比以及最低的股价账面价值比买进股票。回顾那一时期几类涨势最凌厉的股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市场再度强化了价值投资法的核心理论,即不要理会预测,应在投资大众抛弃好股票的时候适时买进。如果没有投资大众在1994年不顾一切地抛售银行股以及诸如杜邦、福特等这些经济景气循环股,很可能就不会有1995年至1997年间股市的飙涨。

这就是我们要告诉您的相信价值投资法则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