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经济急速起飞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价值投资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已在华尔街闯出了一片天地，有了一番名气。随后他决定向他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申请在夜校部教授“股票分析”课程。他之所以想回到学校教学，主要是因为他一直想写一本关于投资方面的书，而教学则有助于他的资料收集和投资理念的形成。1927年春天，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了他的申请，授课从秋季开始。
出乎意料的是，学生们对格雷厄姆课程的反应十分热烈，由于太多学生抢着要上这堂课，校方甚至不得不出动警卫来维持秩序，才能让事先有登记的学生有位子听课。当时，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年轻助教戴维·多德（David L.Dodd）也是来听课的学生之一。由于格雷厄姆的课程口碑极好，第二年想来听课的人更多了。
不料，1929年就发生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那年冬天，格雷厄姆因忙着处理股票市场崩盘对他和他的客户造成冲击的事宜，写书的工作也因此被迫延期。格雷厄姆邀请他的学生多德帮忙一起合作写书。这本《股票分析》（Security Analysis）内容创新，但书名并不响亮，直到1934年才正式出版面市，出书时又不巧正遭遇经济萧条时期的最低谷。格雷厄姆后来表示这一切都是天意，因为延后出书刚好可以把从经济萧条中所观察认识到的东西收录在书中。《股票分析》这本书在以后的70年里改版了5次，至今仍持续在再版中，被全球誉为股票投资者的必读经典。我们实在很难用笔墨来形容这本书对当今投资界的深远影响以及格雷厄姆对后世的卓越贡献。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曾特别为这本书上市50周年举办过一场学术研讨会，以纪念这两名杰出的校友。校方邀请巴菲特为该研讨会致辞，因为他不但是该校最出名的校友之一，也是格雷厄姆价值分析理论的坚定支持者。1984年，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来宾有大学教授、研究员、学术界大师以及其他许多投资界专家。这些专家相信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和效率市场理论的合理性，但巴菲特却无法接受上述两种理论。
巴菲特当时演讲的题目是“格雷厄姆和多德学派的超级投资人”。在演讲中，他举了一些故事作为例子，同时也穿插了一些笑话，但是他平静而坚定的演讲却使得效率市场理论的基础彻底瓦解。这场演讲的内容从此也常常被人作为引经据典的资料。演讲一开始，他首先说明现代投资理论的中心思想是认为股票市场是有效率的市场，而股票价格的变动也都是具有合理性的，因此任何人只能靠运气才能获得打败大盘的成绩。虽然巴菲特并不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他知道有些人的投资成绩之所以出奇的好，靠的并不完全是运气，也绝非巧合所致。
为了深入探究这些人的成功是否纯属巧合，他要求在场听众在心理上虚拟一个全国性的掷硬币比赛。全美国有2.25亿人同时参加这场比赛，要求参赛人掷一元美金硬币，并猜硬币落地后哪一面朝上。规定猜硬币正面朝上为赢者，每局输的人离场，而赢的人拿走所有赌注并晋级到下一回合。经过十个回合后产生的22万名胜利者，每人各赚1024美元。如果再进行另外十个回合掷币游戏，将剩下215人，每人将分别赚进100万美元。
如果请商学院教授来分析这场游戏的结果，他们一定会认为这场游戏并不需要特别的技巧，因为就算找2.25亿只猩猩来做同样的游戏，其结果也是一样的。巴菲特也同意这个说法，但他话锋一转，慢慢地延伸了故事涵义。他问在场的听众，如果获胜的250只猩猩中有40只猩猩都是来自同一个动物园，难道我们不想知道这些一夜暴富的猩猩过去究竟吃些什么吗？
显然，巴菲特用这个故事旨在告诉与会者，在某一领域里如果不寻常的事件密集出现，表明背后一定有不寻常的因素值得研究。巴菲特认为，关键在于如果这些不寻常的团体不是以地区来分类，而是以他们的学识作为区隔的话，那就颇值得注意了。被巴菲特称之为“格雷厄姆和多德学派的投资人”就是这样一类特别的人，因为他们的投资成绩经常能够胜过市场表现。巴菲特强调指出，这些人的成功绝非偶然，因为他们始终遵循格雷厄姆的选股策略和原则。这些人的投资选股策略都十分相同，当他们发现某个股票价格和其内部价值出现前者低于后者的差距时，他们便开始大举加码投资。巴菲特说：“格雷厄姆和多德学派的投资人，从来不讨论诸如倍他值、资本资产定价模式、标志变异数等理论，因为他们中没有人对这些理论感兴趣，他们甚至觉得有些专有名词定义模糊不清，讨论起来实在没有意义。”
在1984年巴菲特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将格雷厄姆和多德学派投资人的投资成绩绘制成图表，以此形象地表现他们过去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如果把这些按照格雷厄姆价值导向选股原则和巴菲特价值投资原则的投资人统称为“巴菲特学派的超级投资人”的话，他们也包括蒙哥、鲁安、辛普森等大师，当然也包括巴菲特本人。
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认为有必要去追溯一下这些人骄人业绩的操盘记录，因为从他们卓越的投资方法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凯恩斯鲜为人知的一面
很多人都知道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英国伟大的宏观经济学家，但人们却不知道他也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投资人，他辉煌的投资成绩可以从他运作剑桥皇家学院的宝柜基金（Chest Fund）中看出端倪。上世纪20年代以前，皇家学院的投资仅限于固定收益债券，但到1919年晚期凯恩斯被任命为副财务长时，他说服了董事会把一部分资金拿出来进行股票、货币和商品期货投资，于是就这样成立了宝柜基金。从1927年他升为财务长直到1945年他去世时为止，凯恩斯一直掌管着该基金的操作。
1934年，也就是《股票分析》这本书出版的同时，凯恩斯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同事，信中详细陈述了他为何偏好集中投资少数公司的原因。4年后，他为宝柜基金整理了一份完整的投资原则：
●慎选投资标的：要选择目前股票价格远低于未来内部价值的企业，或者股票价格较当时市场表现落后的股票。
●长期投资：不论在何种情形下，持有的股票不要随意变动，至少需要持有数年，一直等到股票价格到达自己预估值的满足区域内，或者证明当初投资判断错误时才卖出。
●分散风险：虽然集中投资少数股票，但股票彼此间的业务性质最好不同，以降低风险。
从他的投资原则看，我们可以判定凯恩斯是一位价值投资人。凯恩斯在多年的宝柜基金运作中一直刻意降低持股种类，并以基本面分析评估所选的股票和股票价格情形，所以股票周转率一直很低。同时，他认为分散风险很重要，为了降低风险，他的投资策略是投资高获利、前景明确、景气变化周期不一致的绩优企业。
凯恩斯的投资成绩如何，我们从表3.1可以看出他选股及操作手法的优异表现。以宝柜基金18年来的成果与同期英国的整体证券市场相比，宝柜基金有13.2%的年平均报酬率，而英国股票市场整体报酬率却几近于零。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时期，凯恩斯能有这样的投资成果实属不易。
尽管如此，宝柜基金也曾遭遇净值大幅波动的时期，分别在三个不同阶段（1930年、1938年和1940年），那段时期，宝柜基金净值跌幅甚至超过整体英国股票市场表现，波动性比股票市场还大。如果我们再看一看宝柜基金的标准差，就会发现它的波动性是市场的2.35倍。基金受益人不可否认经历了一段相当颠簸和痛苦的路程，但最后还是达到了成功的彼岸，获利颇丰。
除了对宏观经济学有深厚的理论造诣，凯恩斯的投资时机也把握得很好。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对于投资原则的谈话中体会到。凯恩斯认为，股市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一个波段中频繁进出最后还能很好地获利。大量的经验告诉我们，快进快出市场，不但费时费钱，而且根本就没有必要。在凯恩斯看来，投资人未经审慎考虑就进出股票市场，不论是太早卖、太晚买或是进出太频繁，都将造成交易成本的浪费，同时心情随之起伏不定，进而变得很投机，而不再是理性投资。如果这种情形在市场上越来越普遍，将使市场波动性随之增大，对社会也将造成不良影响。
巴菲特家乡的合伙人
在巴菲特的合伙公司创业早期，一些投资者和巴菲特在雇佣契约上签字，但也有一些投资者不这么做。约翰·瑞恩写道：“当时我想为我的钱找一个好的投资方向，但当我第一次见到巴菲特时，我却做出了相反的决定。在合伙公司创业的初期，他甚至连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只得在离卧室不远处的过道里打理公司的业务——没有秘书、没有计算器。当我发现要把钱交给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工作的人，我决定不在雇佣契约上签字。”
到1961年，31岁的巴菲特已是一位百万富翁了。1965年，巴菲特通过他自己的合伙公司，获取了伯克希尔—哈撒威公司的多数股权，那是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市一家拥有大约1400万美元资产的纺织厂。1969年，巴菲特认为，他将难以再发现具有真正价值的公司，即以大大低于公司内在价值的价钱廉价购买一家公司或部分公司资产的情况，他决定解散已经经营得非常成功的合伙公司。其时，巴菲特合伙公司已拥有1亿美元的资产，在13年的经营中，巴菲特合伙公司平均年增长率为30%；巴菲特的个人资产大约有2000万美元。当时，巴菲特在给股东的信中写道：对于目前的情况，我自觉有些跟不上形势了。当游戏不再按照你的方式进行时，只有人类才会说新的方法是错误的，它肯定会使人们陷入麻烦之中……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那就是我不放弃原来的方法，尽管这意味着在获取丰厚的、唾手可得的利润之前要高高兴兴地接受我这个不被别人理解的方法。尽管我还没有成功地实践过，但是，我相信它。
他把合伙公司的资产分配给他的投资者们，把伯克夏公司的股权也按比例分配下去。在《金钱的主人》一书中，约翰·瑞恩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描写了巴菲特合伙公司。他这样写道：“在他漫长的经营过程中，从未有一年出现不景气的时候，即使在1957年、1962年、1966年和1969年残酷的熊市状况下也未出现过。这个业绩在现代投资组合管理上是非常卓越的，是别人无法超越的纪录。”就在巴菲特合伙公司解散后的第三年，美国股票市场经历了几十年中最糟糕的时期。
让我们还是来回忆一下巴菲特合伙公司开张的那段神话般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日子，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在那时要想和巴菲特面对面谈话，“你得从他家后门进去，穿过厨房、客厅然后来到楼上巴菲特的卧室里”。《奥马哈世界先驱者报》在这里引用了巴菲特的一个合伙人在1986年5月5日讲的故事。“如果你容易被一个人的外表和形象深深打动的话，显然沃伦不是你所欣赏的那种人。”
从1956年至1969年，公司每年的利润率达到了30%，公司的运营资金从1万美元增长到几千万美元。在巴菲特合伙公司开张的时候，巴菲特已经结婚四年了，并生有两个孩子。他刚刚以优异的成绩从学校毕业，并在华尔街工作了两年。巴菲特强烈呼吁人们，要学习拓荒者身上那种创新精神和代表农民利益的美国中西部地区人的那种自力更生的精神。他最终离开了华尔街，跑到奥马哈这片他非常热爱的土地上施展他的才华。有一次，当巴菲特在美国国会为萨洛蒙丑闻案作证时，国会议员皮特·霍格兰德把他介绍给房屋能源及财政小组委员会，皮特说有机会为人们介绍美国最杰出、最能鼓舞人心的公民之一而深感荣幸。霍格兰德把巴菲特的成功归因于“奥马哈这片哺育他的土地”，奥马哈人把诚实、正直、教养、名誉等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念慢慢地灌输给巴菲特，并深深地镌刻在巴菲特的心中。
首先，奥马哈是一个小城镇。这里有像奥马哈共同基金会、联合太平洋公司、美国康纳格瑞公司、世界保险公司、坎贝尔汤业公司、克瑞顿大学、一家大型卫生保健所以及附近一家战略空军（SAC）总部等实体企业。巴菲特出生于奥马哈一个富裕的家庭，他聪明的天资加上奥马哈这片肥沃的资本主义经济土壤，使得巴菲特完全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成立了巴菲特合伙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