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蓉 白雪艳
1938年冬季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当局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侵略方案，减少了在战场上的正面进攻，促使国民党尽快降日，同时制定了“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策略，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日本政府的这一策略，给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时机。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在这个会议中，国民党当局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制定了《精神总动员纲领》、《共产党问题处理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和《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在这些反动政策的指导下，部分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华中等地抢占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制造了多起摩擦事件及惨案，并连续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