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佛罗伦萨国家博物馆，有一尊大理石雕像，米开朗琪罗称之为“征服者”。这是个裸体男子，身体曲线完美，卷曲的头发贴在平板的额头上，笔直站立着，一条腿的膝部压在一个满颌胡须、蜷缩身体、头部如同一头牛似的向前伸着的囚犯的背部。而征服者并不正视囚犯。本应鞭打囚犯，他却停下，那忧伤的嘴角和迟疑的眼睛移离目标。他的一只手臂向肩膀折回，身体往后退：他不再需要胜利，胜利让他厌恶。他获胜了，同时也战败了。
这种英雄式的迟疑，这个翅膀碎裂的胜利之神，是米开朗琪罗所有作品中唯一一个直至他去世仍被保留在他佛罗伦萨工作室中。丹尼尔·德·伏尔泰身为米开朗琪罗的知己，极其了解他的思想，曾想以此来装饰他的灵柩台——因为，这尊雕像就是米开朗琪罗本身，也是他整个一生的代表。
痛苦是无尽的，它以各种形式出现。有时它因外物，如贫困、疾病、命运的不公正及人类的不友善，蛮横且随意地滋生。有时它寄居于人类身体本身。这样一来，它虽然可悲但却不可避免，因为人们无法选择他的存在，虽然人们没有要求过生存，也没有要求过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生存。
后一种形式的痛苦便是米开朗琪罗的痛苦。他拥有力量，也幸运地拥有战斗的能力并能成功取得胜利，他获胜了。可是那又怎样？他不需要胜利。这不是他想要的。——哈姆雷特式的悲剧！一个天生的英雄却不希望自己是个英雄，有着与生俱来的激情却不需要激情，这是多么让人心碎的矛盾！
人们可不要以为我们在许多种别的伟大之外，在此更发现一种伟大。从来都没有人会说，一个人如此的伟大，以至于世界都无法让他满意。不满足感不是伟大的标志。即使是伟人们，如果缺少生灵与世间万物之间、生命与生命规律之间的和谐，亦算不得伟大，反而是一种弱点。为何要企图掩盖这弱点呢？难道脆弱的东西就不值得关爱？相反，它更值得关爱，因为它更加需要关爱。我不会树立那些难以接近的英雄们的雕像。我痛恨胆怯的理想主义，它无视生活中的苦难和灵魂的脆弱之处。那些太容易被梦想与甜言蜜语欺诳的人们，应该被大声告知：英雄的谎言只是怯懦的表现。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依照世界的原样来审视它，来爱它。
这里我要阐释的命运的悲剧，是它所呈现出来的天然的痛苦的画面，这种痛苦来自于人内心深处，不断地折磨着人类，在将他打垮之前不会离开。这个伟大人类最强大的类型中的一种，一千九百年来，便用它痛苦的呼叫声和对信仰的呼吁声充斥着我们西方世界：这便是基督教徒。
未来的某一天，世界末日之时（如果对人类地球的记载仍被保存），那些还幸存的人们，将带着钦佩、恐惧和同情之情，就像但丁俯在地狱第八层的火坑旁那样，对已不复存在的人类的毁灭倍加关注。
可谁还能比我们更深地感受到这点？当我们还是孩童时，我们看到那些自己最亲的人之间互相残杀而陷入不安；我们的咽喉谙熟基督徒们的悲观主义给我们所带来的刺激而令人心醉的味道；当我们曾怀疑、踌躇时，费了多大的劲，才不至于和旁人一样堕入虚幻之中。
上帝啊！永恒的生命啊！你给那些处处无法生存的人们创造了避难所！信仰，往往只是因为对生活缺乏信心，对未来缺乏信心，对自己缺乏信心，对勇气缺乏信心，对快乐缺乏信心……我们明白，您那痛苦的胜利建立在何其多的失败之上！
而正因如此，我爱你们，基督徒们，因为我同情你们！我同情你们，也欣赏你们的忧郁。你们让世界伤悲，但也让世界更美。如果你们的苦痛不复存在，世界也将更加贫瘠。在这个满是怯懦者的世界，人们在痛苦面前战栗着，并吵闹着要求得到自己幸福的权利，而这幸福往往只是让别人不幸。我们要敢于直面苦痛并敬仰苦痛！欢乐值得歌颂，痛苦同样应该被歌颂！这两者互为姐妹，两者都是圣洁的。她们铸成了世界，也充斥着伟大的灵魂。她们是力量，她们是生命，她们是上帝。不爱这两者的统一体便是对两个个体的抛弃。体验过这两者的人才懂得生活的价值和离开生活时的甜蜜。
米开朗琪罗
米开朗琪罗是佛罗伦萨的自由民。当时的佛罗伦萨，宫殿阴暗，高高耸立的塔如同喷泉直冲天际，山丘延绵瘦削：山丘上那些黑色的、纺锤状的小柏树连同那像银白色的围巾、如海涛般波动着的橄榄树，被精致地刻画在紫罗兰色的天空；当时的佛罗伦萨，拥有高深的优雅。在那，洛伦佐·德·美第奇带着一张具讽刺意味的、苍白的脸庞，马季阿韦尔张着狡猾的大嘴，一头淡金色头发的波提切利所创作的《春》和略带萎黄色的维纳斯雕像，都汇集在一起；当时的佛罗伦萨，狂热、野心重重、严重神经质、被各种狂热主义所折磨、被各种宗教和社会的癔病所侵蚀。在那，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每个人也可以很专制——来决定自己生活美满或生存在地狱中；这个城市，市民聪慧却偏执，热情却易嫉妒，他们语言尖锐，喜欢臆测，时刻窥探着、嫉妒着、相互攻击着；这个城市，达·芬奇般的自由思想无藏身之处。在那，波提切利葬身于一种苏格兰清教徒般狂热的神秘主义中。在那，撒沃那洛拉如同一头公羊，瞪着狂热的眼睛，让那些追随者围着焚烧艺术品的火堆狂热地跳舞。在那，三年后，火堆重新燃起，目的却是焚烧这位预言家——撒沃那洛拉。
米开朗琪罗便属于这个充满偏见、激情和狂热的城市和时代。
的确，他对自己的同胞毫不容情。他胸怀宽广，实为旷世奇才，他蔑视自己同胞的文学社团艺术，蔑视他们扭捏的思想，蔑视他们平板的现实主义，蔑视他们的感伤主义，蔑视他们病态的细腻。他粗暴地对待他们，而实际上他是爱他们的。他对自己的祖国并不像列奥纳多那样——脸带微笑却不带感情。远离佛罗伦萨，他因之深陷于思乡之苦。“我总是时不时陷于一种深深的忧愁中，就像那些远离自己家庭的人一样。”（1497年8月19日书信，罗马）他整个一生都疲于争取在自己的家乡生活，最终却徒劳。在佛罗伦萨的时候，他度过了战争的悲惨时期。“既然活着的时候不能在那生活，至少死后可以回到那里。”当他与他的朋友策其馁·得勒·布拉奇（被驱逐出境的佛罗伦萨人，当时生活在罗马）谈话时，想到了自己，“死亡对我来说是很珍贵的，因为我能回到祖国便要得益于它，当我活着的时候是得不到这种幸福的。”(《米开朗琪罗诗集》，卡尔·弗雷，第72章，第24首)
这位地道的佛罗伦萨人，他对自己身体流淌的血液和出身的家族非常自豪。从12世纪开始，博纳洛蒂·西莫尼这个源于色提纳诺的家族就已经被记录在佛罗伦萨的编年史中。米开朗琪罗没有忽略这点，他了解自己的家谱。“我们是自由民，是最高贵的血统。”（1546年12月，写给侄子列奥纳多的书信）他对侄子想自封贵族这一举动感到气愤，“谁都知道我们是佛罗伦萨的自由民和贵族”（1549年2月）。他试图振兴家族，把以前的西莫尼姓氏给去掉，并在佛罗伦萨建造一栋贵族房屋。但因他兄弟们的平庸总遭遇困难。他一想到自己家族中的一个成员在拉犁，并过着农民的生活就感到羞辱。1520年，阿勒桑多·德·卡诺萨伯爵给他写信，告诉他在自己的家族资料中得知，他们两个有亲戚关系。其实这个信息是错误的，但米开朗琪罗深信不疑。他想得到卡诺萨的城堡，那个他假定的自己家族的诞生地。他的传记作者，康狄维，在注释中把贝阿特蕾丝， 亨利二世的妹妹，和有名的女伯爵马悌尔德都归入他的祖先名单之列。1515年，利奥十世来到佛罗伦萨，为米开朗琪罗的弟弟波纳洛托封授，并授权博纳洛蒂家族用三朵百合花和教皇名字的字母组合装饰美第奇的圣餐布。他对自己的才华更加骄傲。他不允许别人把他当艺术家看待，“我不是雕塑家米开朗琪罗，我是米开朗琪罗·博纳洛蒂……”“我从来就没有，”他接着说道，“当过画家或是雕刻家，也从没有从事过艺术贸易。我一直以我的血统为荣，并对其珍惜有加。”（1548年5月2日，写给列奥纳多的书信）
他是个贵族拥护者，对社会等级有着极大的偏见。他甚至说，“艺术是贵族的特权，而不应由平民来参与”。康狄维叙述。
受家庭影响，他持有古老的、近乎野蛮的宗教观。他对其奉献一切，并希望其他人也像他一样。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将来可能“为了宗教而卖身为奴隶”1487年8月19日，写给父亲的书信。直到1508年3月13日，在他三十三岁时，他才由其父亲“解放”，获得独立自由（官方条令，次年8年3月28日登记）。。亲情对于他而言几乎不影响他的独立思维。他看不起自己的兄弟，他们也的确不值得他的青睐；他也蔑视自己的侄子，即他的继承人。但他尊重他们作为自己血统、家族的承载体的身份。他的书信中总不断地重复道：“我们的家族……延续我们的家族……不让我们的家族消亡……”
他对这个家族有着坚定、强烈的迷信和狂热。这种迷信和狂热则是塑造他身型的泥土胚子。而从这泥土中喷射出的净化一切的火焰则是：天性。
谁若不相信天性，不知道天性为何物，那就请看看米开朗琪罗。没有谁像他那样，为天性所掌控。这种天性似乎不是他自身的本性：这种天性是一个突然冲上前来将其俘虏的征服者。他自己的意愿不起任何作用，甚至我们可以说，他的思想和他的心都丝毫无用。若要对这个人物给予狂热的歌颂，可以说：他是一个拥有强大生命力的外在身体和一个无法掌控自己生命的、脆弱的灵魂的结合体。
他生活在持续的狂热中。他内心力量过剩，甚至过度膨胀，使得他不得不做出行动，甚至不断地、不休息一分一秒地工作着。
“我疲于工作，从没有人像我一样，”他写道，“从早到晚我什么都不想，只是工作。”
这种近乎病态的、对工作的内心需求，不仅使他积攒了很多的任务，并且承诺了很多他不可能完成的要求，最终这种内心需求演变成了一种怪癖。他想把所有的山脉雕刻成像。如果要建造纪念性建筑物，他要花费他生涯中好些年来选石，并为运送石块修路；他什么都想做——工程师、石块采集者；他什么都想亲力亲为——修建宫殿、建造教堂，而且就他一人。这是个强迫劳动犯。他甚至不花时间吃饭和睡觉。在他的书信里，每次都反复絮叨他悲惨的生活状况：“我勉强有吃饭的时间……我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从十二岁开始，疲劳就摧毁了我的身体，而且我缺吃少穿……我没有一分钱，衣不裹体，我全身疼痛……我生活在疼痛和苦难中……我与苦难作斗争……”1507、1509、1512、1513、1525、1547年书信。
这种苦难是他假想的。米开朗琪罗其实有钱，他自己挣钱，非常富有。在他死后，我们在他罗马的家中发现遗留下七万八千杜卡托金币，即四十到五十万法郎。而且，瓦萨里说他曾两次给他侄子七千埃居，给他仆人俄毕洛两千埃居。在佛罗伦萨，他也拥有大笔财产。1543年，La Denunzia de bent表明他在佛罗伦萨的色蒂那诺、挪威扎诺、斯特拉德罗、圣斯蒂芬诺·德·波左拉蒂可等处拥有六套房子和七块土地，他热衷于购买土地，并连续在1505、1506、1512、1517、1518、1519、1520年买进这些地皮。这点显示出了他遗传有农民的天性。不过，如果他是聚敛财富，那也不是为了他自己，他为他人挥霍钱财，自己却一文不花。可是这又有何用？他为了自己的任务使命，活得像个穷人，就像一匹马被拴在磨石上一般。没有人能够理解他是如此的受尽折磨。没有人能够明白，他不能控制自己受折磨的局面，对他来说，这是必须的。甚至与他有很多相像之处的父亲，也对他进行批评：“你兄弟告诉我，你生活非常节俭，甚至到穷困潦倒的地步。节俭是件好事，但是穷困却无任何益处。无论对于上帝还是对于人类而言都是一种恶习。他会摧残你的灵魂和你的身体。如果你年轻那尚且可以，可是你若不再年轻，疾病和衰弱等迹象便会因为这种穷困而悲惨的生活而滋生。不要过于节俭，避免苦难的生活，要平和的生活，注意不要节衣缩食，不要过度劳累……”他接着提出了几条健康卫生方面的建议：“首先，保护好你的头部，保持适当的体温，不要洗澡：让别人为你擦拭，千万不要洗澡。”（1500年书信）
但什么建议在他那都不起作用。他永远也不会认同应该用更人性的方式对待自己。他只是吃点面包、喝点葡萄酒来解决饥渴。他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当他在博洛尼亚完成尤利乌斯二世的铜像时，他只有一张床和三个助手。1506年书信。他和衣而睡，着靴而卧。有一次，他的双腿肿了，要劈开靴子才能把脚拿出。最后去掉鞋时，腿上的皮也随之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