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郁
编者按：今年是《四川文学》杂志创刊60周年。为纪念走过的这段光辉历程，在今年的《四川文学》杂志上特开设栏目“我与《四川文学》”。期待作家、读者朋友投稿，我们将择其部分稿件陆续刊登。
古时的文人外出，无论游山玩水还是寻师访友，大多一人、一驴、一书箧，何其悠哉游哉！这样的行头，我辈只能叹为观止了。
今年6月初，有幸参加由中国作协组织的北戴河疗养，我就只带了一本刚刚印刷出版，还飘着油墨香的《四川文学》2015年6期匆匆前往。这倒不仅是因为上面有我十首打头的组诗《龙骨》，还来不及一睹为快，更因为改版后的刊物厚重、大气、令人耳目一新。能在这样的刊物上亮相，我视为一份荣誉；当然，我对自己的作品也是有信心的，所以才敢带去“显洋”。杂志和诗作首先受到原《诗刊》编室主任周所同兄的高度肯定，继后又被阿垻州作协主席女诗人周文琴借去研读，几天不还。害得我只好跑去讨要，给想看的文友传阅。我发现：拿到这本书的人总是先掂掂说：好气派！然后才开始翻阅。我窃喜，在来自各地的文友面前，没有给四川丢脸……
以上算是引子，说起我与《四川文学》，得倒推回1978年。那时，刚刚解冻的文坛欣欣向荣。坐落在布后街二号的《四川文学》编辑部，更是文学青年仰望的殿堂。我投去的一首小诗《碑前少女》有幸被采用，那是一首抒写四五天安门广场的习作，我同热血沸腾时代一样，兴冲冲登门拜谒。其实，所谓殿堂，也就是一座两进的普通民居小院，里面分小说组，散文组，评论组，诗歌组（也就是编室），院子的里层住着沙汀老人，颇像镇殿之神……当时，主持诗歌编辑的人是白航、蓝疆、陈犀。（之后《星星》复刊，三位先生一同挪了窝。）
接任《四川文学》诗歌编辑的是刚恢复工作的茜子。先生原名黄狮威，身材高大，微胖，像一尊佛，又带几分孩子气。先生不仅才学渊博，且为人正直、谦和，又名陈谦。尤其是他的诗，大气磅礴，底蕴深厚！虽然写得不太多，但几乎首首都是力作。记得都江堰作协十周年庆，餐桌上，当我谈起茜子老师的诗时，就连杨牧兄也竖起大拇指，由衷地连称：“有功力，有功力！”仅以茜子老师的大作《风》为例，历尽劫难的他胸聚一腔豪情，啸而为风，刮飞遍地鸡毛。这风，不是怨气，而是志气和骨气。同时，我更觉得诗人彰显的是一种自然之力，冥冥中，有一种主宰万物的神奇力量存在于我们的胸内胸外，那便是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了！
先生曾被划为****，投入监狱，吃过不少苦。但他一点也不颓废，对未来充满信心。对这样的人我从心底充满敬佩，并尊以为师。而他也一点不拿架子，总是很平等地同我们讨论诗歌和人生。久而久之，我们由作者与编辑关系变成了师生加朋友的关系。记得有一次，他儿子萱萱写了首诗要他指正，不用说当父亲的编辑肯定是全心全意为当儿子的人民服务，可修改后的诗，儿子不服气。正巧这时我去了，他们便要我评评。我一看就叫起来了：“你也太负责了，把别人的诗改成了你的风格！”茜子老师听后也笑了起来，大度地说：“不对改转来就是了嘛。”由此可见茜子老师的风度。之后，他要儿子拜我为师。还不时把新收的弟子带到我所在的文化宫来拜见“大师兄”。有了这层关系，我也常借机在他那里蹭饭。有时也请他到我家品尝我的拿手菜：热窝鸡、红烧鳝段、麻婆豆腐……许是肚内欠了太多油水吧，先生尤喜炖肘子，每当我见他颤悠悠地大快朵颐时，心中都有一种酸楚。而茜子老师也见缝插针地对我夫人说：“龙郁很有才华和潜力，要多支持他，照顾好他……”让我们大为感动，并暗自下定决心，要不负老师的鼓励和希望。
说编辑，也是说刊物。有什么样的主编和编辑就会编出什么样的刊物来。那时的《四川文学》编辑部可谓门庭若市，稿件用麻袋装。先生对来稿很负责，实在忙不过来时，便叫我一梱一梱地提回去帮助初选。我知道，他这样做除了对我的信任外，也是在训练我的编辑能力。这段经历直到我调到文化宫《工人文学》编辑部为止，对我日后的编辑和创作都大有好处。所以，我常告诫年轻诗人说：要提高创作能力，首先要提高鉴赏能力……
先生对我的点拨之恩，更体现在下面一件有关“方向”和“路线”的事上：
茜子老师为人随和直率，但编辑作风却很严谨，尤其是那一手漂亮的书法，更是叫人不敢马虎自己的手稿。初入诗坛的我，创作没有重点，总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有感而发”着。茜子老师批评我为什么不写自己熟悉的工厂？我以工业无诗意搪塞。他举例教导我：“比如你们生产的砂轮就很有写头，因为它的特点是将不平磨平，为粗糙抛光。”接着，又补了一句：“我们的时代和生活不也是这样的吗？”哦！这是哲理、启示和联想！一句话使我茅塞顿开。很快，《我是砂轮》一诗写出来了，发在《星星》诗刊上。从此，我由无意识写作转入了有意识关注，接连在外省市多家杂志和首都的《工人日报》《青年文学》《北京文学》《人民文学》《诗刊》上发表了大量的诗作，并有幸参加了第三届青春诗会，二度登上首都的领奖台，获得了北京文学奖、四川省文学奖、金芙蓉文学奖及首届“四川省职工自学成才”等若干表彰，奠定了自己最初的诗名。
而今，我总算明白了，创作只有找回个人写作的独立品质才有希望。所以，绕了一大圈后，又回到了起点：这便是“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的三步修练过程！为诗还真得有感而发。至于写什么并不重要，当创作失去方向后，四处都是方向。不过，一点也不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因为那是出于真情，是工业这片砂轮磨砺了我的思维和目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至今，我已在海内外发了逾千首诗作。但上百行的长诗也就五、六首，可其中有二首都是首发在《四川文学》上的。其中《无字的歌》还是经他亲手修改过的，后入选了《一九八一年诗选》和《中国文学作品年编》。而另一首写地震的长诗《大爱无疆》也是在《四川文学》首发。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记得茜子老师退休时，曾推荐我接任《四川文学》诗歌编辑。黄家刚、沈重、方赫等老师都一致赞同、促成。谁知，就在节骨眼上，一位主管领导突然决定《四川文学》今后主攻小说，不再发诗……就这样，煮熟的鸭子飞了！这让我想起一则阿拉伯寓言：“我差点儿打中那只鸟。可谁又能把‘差点儿’炖来吃呢？”对此，我也不十分在意，好在我屁股下有一张竹椅，挪到沙发上又如何？作家最终只能用作品说话。
之后十余年，风风雨雨。我因对诗江湖有点儿看法，便急流勇退，隐到了一张叫《诗家》的报纸中，为缪斯打工，为诗歌的艰难生存拉赞助，煞费苦心，几乎丧失了创作欲和发表欲……不过，我却一直关注着《四川文学》的兴衰，心存一份无法割舍的感念。说实话，要四平八稳地将一本杂志塞满太容易了，但要办出特色就非得有眼光、胸襟和气魄不行。
这就又回到了最初的话题。直到我也到点，缷下沉重的空口袋后，才又重新焕发了创作激情，并一发而不可收，自觉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重归文坛，当然是首先接受《四川文学》考量，过了这关才谈得上走向全国，乃至海外……作为一个作者，我与刊物一路走来，坐在渤海湾的礁石上，翻开2015年六期《四川文学》，海浪和书页哗哗作响！师友们的音容笑貌又一一浮上心头，让我心潮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