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初年，全真七子之一丘处机奉成吉思汗诏书到中亚去过一趟，听到当地人称中国为桃花石，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称呼自己。但是翻开中亚的史料，这个名称却是不绝于书。现在一般都以为我们是陶瓷国，却没有想到我们还有这么一个浪漫的称呼。
关于这个名字的来历，史学专家做过多种解释，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这个名字来自“拓跋”南北朝时期鲜卑拓跋一族曾经称雄一时，影响到中亚也并不奇怪，由于拓跋一词和桃花古语发音相近，所以就得了这么一个名字。
顺着历史学家这一脉络梳理下去，展开穿凿附会，胡思乱想的本领，我倒觉得拓跋一族与桃花的渊源颇深，《魏书》对拓跋一词的来历做了解释，鲜卑族谓“土”为“拓”，谓“后”为“跋”，故以“拓跋”为姓，原来拓跋的含义就是土后，而土后翻过来读就是后土，“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跟桃的那可是颇有渊源的。这无形之中让桃花石国这个名字多了一层阳刚的含义。
夸父逐日，口渴而死，但后人并不认为他是个失败者，陶渊明读《山海经》，写诗就感叹夸父：“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竟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说夸父追太阳，都追到了太阳的老家禺谷，应该算是平手。尤其他说夸父“功竟在身后。”让后来许多人都产生共鸣，他们生前迫于时势失败，但那股精神却能激励人们一往无前。明代学者黄文焕评说此诗“寓意甚远甚大。天下忠臣义士，及身之时，事或有所不能济，而其志其功足留万古者，皆夸父之类，非俗人目论所能知也。”为夸父留下的那片桃林赋予了一层“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凛然正气。
罗贯中之所以让刘关张哥仨在桃园结义，则图的是桃身上那股凛然正气，符合哥仨“匡扶汉室”的那股气质，桃花鲜红，正好代表着三个人的一片丹心。
除了气质上的吻合，桃本身就有一股象征友情的文化底蕴，例如著名的李代桃僵故事，“桃在露井上，李树在桃旁，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虽然桃树这时候还是处于被感动的地位，但树李之间那股“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豪情已经隐隐出现。再比如后来的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晏子用两个桃送给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个勇士，让三个人互相争功，巧妙除掉。现在一般提起这个故事都佩服晏子借桃杀人计谋的完美，实际上晏子的计谋之所以能够成功，正因为这三个人是勇士，他们起先争功，最后认识到争功可耻，自刎而死的。倘若他们是无赖，早气势汹汹地找晏子算账了：“没桃给钱，让我们去买。”
刘关张这三个人义薄云天，李代桃僵那股精神自不必说，更是早超过了三个勇士的境界，而且他们不是为他人打工的“勇士”，他们仨是“创业型团队”，是要给别人赏桃子的，所以他们要在桃园里。
由于哥仨这一拜，桃园那股兄弟情义就更显厚重，到后来桃园几乎成了同生共死的代名词。为什么关羽后来地位节节高升，成为忠义的化身，到现在拜把子的人还要供他，估计跟他那张大红脸有关系，多么接近桃花啊，那股义气“真对得住这张脸。”正像清朝有人写诗所言“风袅余烟归汉鼎，花开三月忆桃园”所谓同生共死这种话说起来虽然热血，但做起来却并不好玩了，例如刘关张三个人最终都未尽天年，这就让桃花代表的兄弟情义说起来有些沉重，太过于严肃。到了唐朝，终于有一个仙人用他的诗句把这股浓重的情义化开了，稀释了，也让这股情义变得轻松了。这个仙人是贬谪凡间的，人称谪仙人，就是我们的天才诗人李白。那首诗黄口小儿都会背：“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汪伦因为这首诗被记在了历史上，他成了诗歌史上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袁枚的《随园诗话》对此做了阐述，说这汪伦是泾川的一个豪族，家财万贯，是李白的超级粉丝。他非常想见到李白（土豪想和你做朋友），但李白高高在山，岂能是一个土财主轻易得见的，那时候又没有二会，否则两人都是政协委员，还有可能在一起打打瞌睡。汪伦就投其所好，给李白写信说：“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美景和美酒是李白最爱，当即前往，结果发现酒店就一个，桃花更是彻底没有。汪伦却巧舌如簧解释道：“桃花是潭水的名，水长十里，故名十里桃花，酒店倒有一个，是老万他们家开的，所以名为万家酒店。”
不过李白对这虚假广告却并没有生气，因为汪伦除了好好招待外，还送偶像八匹骏马和十匹官锦，走的时候还在岸上唱歌，李白非常感动，吟唱出千古名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钱。”——抱歉，这是现代下乡考察的领导写的。
如果汪伦家乡真有十里桃花，李白肯定会兴致大发，在桃园里饮酒赋诗，他那篇《春夜宴桃李园序》就是在桃园和和兄弟们喝酒时的佳作，“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如果真的有桃园，李白肯定会写更多的诗送给汪伦，想想看汪伦真的应该种一片桃园，那他就为中国文学史做了更大的贡献。
李白之所以这么喜欢桃花，是因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其实桃树下“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这么多人走过来当然是为桃花美艳所吸引。桃花这种不言不语的“闷骚性格”非常符合儒家“君子敏于行而讷于也”的精神，也就是闷声干大事。桃李自然也就具有了一股君子之风。司马迁在《史记》里就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形容忠厚朴实的飞将军李广。太史公可谓一语三关，一则李广姓氏上已经占了一个李字，桃李形容非常妥帖；二则桃李不言也正符合李广“其身正不灵则行”的风格，三则桃李本身就是优秀人才的代名词，而李广虽然倒霉，但他的将帅之才却是人尽皆知的。
这种以树喻人的方法早就有了，管仲在治理齐国的时候，建议国君重视教育：“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意思就是做短线投资就种庄稼，栽树木，长远投资，那就办教育。我们现在学校门口常见的百年大计的标语也是从这里来的，后来把有用的人才称为栋梁，已经完全是在用树指代人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树木都可以称为人才，最早认识到这一点应该是下海不经商的屈原，他在《橘颂》把人才比作橘树，屈原是南方人，桔子在南方是甘甜的桔子，在北方则成了苦涩的枳，（那个二桃杀三士的晏子说过“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在水果运输业不发达的时代，北方人自然就对桔子不感兴趣，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桃（当然还有桃的好基友李）。
《韩诗外传》上就有这么一个故事。春秋时魏国有个叫子质的大臣保举了许多人做官，但后来他失宠于国君，那些被他保举上来的人非但不帮他，反而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的子质向朋友发牢骚，朋友说：“春天种桃李，夏天还能乘凉，秋天还能吃果子，可是如果你种的是蒺藜，别说乘凉吃果，反倒要扎你。”
所以优秀的领导干部选拔人才，都要选拔桃李一样的人才，例如唐朝的狄仁杰素来善识人才，提拔了不少有为干部，《资治通鉴》就说他：“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白居易当年拍丞相令狐楚的马屁“令公桃李满天下，何须堂前更种花。”天下举子都是您亲自栽培，何须再种花呢。
这时候桃李已经是学生的代名词了，最有意思的是，我们把老师的教育事业称为杏坛，因为《庄子》中说：“孔子游乎缁惟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大家都认为孔夫子在杏坛上讲学，所以老师传道的地方就称为杏林，但这杏林之中开出的花儿却是桃李，文化上的嫁接就这么不可思议的生气勃勃。
现在的桃李当然不能和唐朝的桃李相比较，现在的桃李也就是个学生，在唐朝那时候叫门生，“入了门的考生”也就是在科举中拔得头筹的人，这意味着要做官呢，这就让桃李沾染了不正之风的意思。晚唐诗人高蟾当年落第，写诗抱怨就说“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就说那些考上的人是天上碧桃花，日边的红杏，有仙人眷顾，而自己不过是个秋江边上的芙蓉花，难得东风眷顾。
这方面体会最深的，还当属那个“染出刘郎未见花”的刘郎刘禹锡，他甚至因为桃花都闹出了一场官司。刘禹锡期初在长安上班，后来在政治斗争中被贬出京城，外放十年，终于有机会回来了，听说玄都观里有仙人种的仙桃，花开时节，十分红艳。他这时候估计想起了桃李满天下什么的，不过满朝都是人家的“桃李”，于是他一时兴起吟出一首：“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言下之意，满朝“桃李”都是我被贬后你们栽下的。政治人物的神经比平常人都要敏感得多，立刻将其再度外放。看一次桃花捅这么大个篓子，那玄都观堪比美国大使馆了。
文人的脾气是执拗的，从此之后刘禹锡估计对桃花就没多大好感了，他后来写《竹枝词》“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虽然是写爱情，估计也寄托着他的希望，希望朝里的那帮“桃李”都早早衰落。
但这一天过了十四年才来，十四年后，刘禹锡再度入京，他干的一件事就是去玄都观里看桃花，并写下一首诗，纪念自己的胜利“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桃花没了，种桃道士也不见了踪影，高低老子还是活着看到了这一天。至今从这字里行间我们依然能品味到作者的那份得意。
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像刘禹锡一样坚持到最后，在权贵当道的朝廷上，他们即便有天纵之才，也成不了别人的“桃李”，这时候他们就只能用脚投票，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卖豆腐。”就是隐居。我当不了你们的“桃李”，那我就为自己找一片“桃源。”
这桃源自然就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其实在植物里陶渊明最热爱的是菊花，可为什么要把他笔下最经典的地方称为桃花源呢？为啥不叫菊花源？难道因为这个名字听起来充满了邪恶？当然不是。
据大师陈寅恪考证，这事和两个人有关系，第一个就是夸父。南北朝时期社会治安混乱，强盗横行，尤其是北朝的前秦苻坚时期，统治残暴。为了自保好多人聚集在一起，自建城池，形成一个小天地，称为坞。就在夸父变出桃林附近不远的地方有个地方叫皇天原，也叫桃原，皇天原附近就修建了一个檀山坞。南朝宋的时候刘裕梦想统一北方，派人出征过北方，出征的队伍中有个叫戴延之的人就到了这檀山坞，而且在这里还住过一阵。那时正值春天，桃花落英缤纷是很平常的事情。而戴延之是个文艺青年，他后来将经历写到《西征记》，陶渊明跟他们这个队伍中许多人都有交往，看到这本书应该是很容易的。这为他写桃花源奠定了基础。
另一个人物就是《桃花源记》中出现过的刘子骥，他在这篇故事的末尾出来打了下酱油，他想去寻找桃花源，结果一无所获。其实这个老刘同志早在陶渊明的《续搜神记》就有一个故事了，故事和这个桃花源倒有几分接近，他出去采药结果看见了两个石头仓库，一闭一开，当时隔着一条河过不去，过了几天，再去寻找却什么也没有找到。陈寅恪由此推断，所谓桃花源就是河南灵宝那一带的桃林，之所以在文章里写成为“武陵”，是因为刘子骥的缘故，将故事发生的地点改在了南方，那桃源里的人躲避的也不是嬴秦，而是苻秦。
大师这番推论精彩绝伦，也让我们看到原来那隐逸的桃花和结义的桃花一样，都充满了阳刚之气。
难怪如唐伯虎要把它隐居的地方称作桃花坞，估计也希望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闭关自守，他不像陶渊明隐居南山，玩小清新，他隐得豪放，甚至李白都难入他眼，杜甫说李白：“李白斗酒诗百篇，常在长安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唐伯虎则是：“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陪伴他的只有桃花，至于那首《桃花庵歌》“桃花山上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折桃花换酒钱……”通篇都在说桃花，那份孤傲全是理想者的姿态。
其实夸父追日无异就是飞蛾扑火，不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作为吗？细细梳理下，桃花掩映下的，无论是勇士、壮士、义士、名士还是隐士，乃至烈士，都带了一个士字，而士为知己者死，这难道不是桃花精神的一脉相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