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期刊数据库的记录，1998年至2006年底，用“非传统安全”一词讨论国际和国内问题的文章达2747篇。其中的代表着述有：王逸舟发表于《人民日报》的“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研究”（2003）和《国际经济评论》的“中国与非传统安全”（2004），俞晓秋等在《现代国际关系》发表的“非传统安全论析”（2003）等文章，陆忠伟主编《非传统安全论》（2003）、余潇枫等着《非传统安全概论》（2006）、于俊平等着《非传统安全问题与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急对策》（2006），查道炯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非传统安全卷》（2007）、傅勇着《非传统安全与中国》、张曦主编、余潇枫执行主编“非传统安全与现实中国”丛书（2007、2008）等。这些着述比较全面地探讨了非传统安全的起源、概念等理论问题，并就多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做了多维分析，对综合理解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可以说，中国学界对非传统安全进行了诸多有益而深入的研究，并在非传统安全的对象、主体、领域、手段等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政府也积极地进行非传统安全应对能力建设，初步形成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经验与做法。
二、非传统安全威胁与公共危机
20世纪中下叶联合国十分关注生态环境、能源资源、贫困、经济危机、人的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随之“非传统安全”范畴以及相关词语在20世纪90年代起见诸于加拿大、美国、英国及东盟主要国家关于国际安全问题的学术研究、战略报告和政策文件中。如1997年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强调了美国面临的“新威胁”，此后美国相继出台了《网络空间国家安全战略》、《国土安全国家战略》等。中国于20世纪末提出新安全观，2002年发表《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2003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重视非传统安全的挑战和应对。
世纪之交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9.11”恐怖袭击、SARS事件，加之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风暴、国内大地震和冰雪之灾、藏独活动等，中国政府和学界已经开始对“安全”有了全新的理解和诠释，即传统军事、政治和外交领域之外的诸多问题也同样会造成安全形态的改变。生态环境、经济金融、能源资源、公共卫生、突发群发事件等等与“安全形态”紧密相连并可能引发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凸显出其价值、意义和迫切性。
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非传统安全已从低风险进入多元风险加速集聚和陆续爆发的重要转型阶段，非传统安全威胁及其带来的安全事件已经从偶发性转向密集型、从零散性转向连带性、从小幅度转向大面积，典型的如公共危机事件呈现出高频次、大规模特征和常态化趋势。非传统安全威胁及其应对之所以被关注，不仅仅是由于它的强敏感性、高连带性和明显的聚集效应，更是因为重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往往以危机突发的形式爆发，其产生的影响会“内传”和“外溢”，造成大范围的连锁反应直至危害普遍安全。同时，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已经形成一个十分敏感的共振系统，国际国内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国际因素可能影响国内的安全形态，国内安全问题的处理失当也将带来国际共振。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关注及其应对迫在眉睫。
因此，面对来自人口流动、公共卫生、生态环境、能源资源、经济金融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和风险以及与之相应的公共政策设计上的一系列问题，如何从非传统安全的视阈加强公共危机管理，如何理性科学地预测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已经显现或者潜在的危机和威胁，怎样制定和选择相关的公共政策与治理方案来消解非传统安全威胁、规避不确定的风险、应对常态或非常态危机，如何加强中国非传统安全威胁应对能力的总体建设，如何促进经济环境的均衡协调发展，实现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及和谐世界的发展愿景，不仅仅是中国政府需要面对和回应的迫切问题，也是学界需要和值得研究的重大理论及现实问题，同时更是具有前瞻性、长远性、系统性、全局性的重大战略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正式进入了人均GDP2000～5000美元的关键时期，这一关键时期也对应着人口、资源、环境、效率与公平等社会矛盾较为严重的瓶颈时期，这一过程也必定伴随着形成不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可能。一个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可能引发的是普遍安全问题，更多的矛盾预示着我们所处的安全环境和安全形态更加复杂，安全威胁的应对能力建设紧迫而任重道远。
理性科学地梳理和预测已经显现或者潜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提高和加强非传统安全应对能力建设，促进经济环境的均衡协调发展，实现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是中国政府和民众需要面对的共同的、紧迫的、现实生存问题，直接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对中国而言，极端民族主义和分裂势力是对国家安全的最主要威胁，其次是国内社会问题比如大规模流行疾病、突发群发事件等等。
从非传统安全视阈加强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主要要注重以下几方面的研究和实践。首先是要通过常态危机向非常态危机转化这一过程的研究，综合考量全球化背景下的危机相关因素及国内的“特别领域”的“特殊威胁”，进一步促进对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互动的研究。其次，由于全球化使得一国的国内安全更多地受到国际安全的影响，同时国内安全问题也可以外溢到国际社会。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其界限也日益模糊。所以需要通过国际比较研究，提出针对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应对框架，增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再者，要加强非传统安全“应对能力建设”。安全作为一种“公共产品”，非传统安全应对能力的建设既是一种应对威胁的能力，也是一种治理与超越危机的能力。传统安全可以被理解为是“保卫国家不受攻击、侵略、征服和毁灭”的能力，非传统安全可以被理解为是在非军事领域“关注人的安危、维护社会稳定、防治国家危机、确保国际和谐”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建设与发展，既要着眼于当前紧迫性威胁，也应着眼于未来长远性挑战；既要从技术维度进行探究，也要从价值维度进行思考；既要重视物质层面的应对，更应重视制度层面的创新。通过梳理中国面对的各个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寻找中国应对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范式和相关模式与途径，有利于中国拓展新的安全空间，有助于中国提升在国际安全合作中的地位，有助于中国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提高中国处理全球问题的能力。通过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注重非传统安全应对与公共危机治理相结合；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与国内公共治理、社会管理相结合；全局性的、普遍性的现实问题研究与前瞻性的、战略性的未来趋势研究相结合，从而形成多学科、跨学科、综合的、交叉的新的横断性安全学科的发展。
实践方面，要对未来中国可能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进行排序，将有助于政府和相关部门建立相关的应对框架和具体措施，为决策提供科学的参照。同时要加快我国非传统安全应对能力体系构建与应对能力评估体系的建设，为政府的实际操作提供可操作的参考。安全维护的手段方面，由于非传统威胁的多样化，维护安全的手段和策略也具有多样化的趋势，安全维护的主体也趋于多元化。
三、安全转型与中国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
安全威胁从传统领域扩展至非传统安全领域，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多层面凸显，改变着国家的安全理念与各国的安全环境。20世纪60、70年代起就有学者对由非军事武力引发的人类生存性威胁进行研究和呼吁。联合国也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对环境、粮食、人口、贫困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进行关注。随后的亚洲金融危机、“9.11”恐怖袭击、SARS等大规模流行疾病，使得这些非传统领域的威胁以突发危机的形式，扣响了人类安全的大门。安全威胁的来源从传统领域拓展至非传统领域，表明人类面临的安全问题更加趋于多元化、复合化、交织化，安全研究面临着重新定义安全、探寻新安全维护之道等理论挑战，安全维护的实践也更加复杂。安全的主体从传统领域拓展至更多的非传统领域，实指人类社会已从传统的国家安全（state security）、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时代，逐渐步入一个全新的人类安全（human security）、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全球安全（global security）时代。
中国自新中国成立后有相当长的时间一直处于恶劣的国际环境中，加之国内政治运动不断，作为“高政治”的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历史进程，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与外交战略发生了历史性转变。经济发展与国际和平的维护成了中国安全战略的新主题。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过程，中国也遇到了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安全挑战。如经济安全领域的亚洲金融危机、民族和社会安全领域的国内外政治风波、台独问题、恐怖主义，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SARS危机，以及资源能源安全问题、生态环境安全问题，以及超常的自然灾害和重大群发突发事件。这些非传统威胁的挑战，一方面暴露了中国安全体制与应对能力的薄弱与缺陷，另一方面也大大促进了中国不断加强非传统安全应对能力建设。
进入21世纪，传统安全没有弱化，非传统安全却更加凸显，两者相互交织，中国面临的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的双重挑战。中国开始全面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正式将非传统安全应对纳入政府的执政议程和执政能力建设的范畴。面对逐年增长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中国通过社会转型与外交转型，逐渐更新安全观念、调整安全战略，不断提高自己的应对能力，以“和谐世界”和“和谐社会”的安全立意及发展目标，越来越多地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为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做出了贡献。
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认识，中国政府和学界呈现出一个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国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应对能力也是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1978-1991年是中国从传统安全拓展至非传统安全的过渡期，也是初步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实现了时代观、安全观及相应安全战略的历史性转型，在与贫困问题相关的社会安全维护、与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相关的政治安全维护方面做出了努力。1992-2000年是中国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凸现时期，也是多面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提出了新安全观，在与外交转型相关的国际安全维护、与金融危机相关的经济安全维护、与认同危机相关的周边安全维护方面做出了成绩。2001-2008年是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加深、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中国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世界性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的时期，也是中国全面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和学界全面重视对非传统安全的研究与应对，在与反恐怖行动相关的国际合作反恐、与反分裂主义相关的国家安全维护、与流行疾病问题相关的人的安全维护、与能源资源问题相关的能源安全维护、与环境问题相关的生态安全维护等方面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努力。改革开放30年，中国在认定传统安全仍是当前所面临的主要威胁的同时，非传统安全及其应对能力建设正在不断被提升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
第三节非传统安全维护与公共危机管理
中国正在迅速崛起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势必会遇到越来越多的突发事件，同时也处于社会发展序列谱的“非稳定状态”中，诚如着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所说：“事实上，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产生政治混乱并非由于没有现代性，而是由于要实现这种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说穷国显得不稳定，并不是因为它穷，而是它们想致富。”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期，改革开放所触及的深层次的体制性问题、加上有些地方政府在工作和作风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使得从领域、频率、规模等多角度来看，我国目前正处于危机事件多发期，各类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以及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不断出现，其频发度和危害性亦呈明显上升趋势，我国政府和学界明确提出了“风险社会”和“社会突发事件”的概念，这表明非传统安全维护和公共危机的管理已不仅仅是学者们探讨和研究的纯理论问题，更是当下政府所面临的共同的、紧迫的、现实生存问题。如何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如何应对公共危机并实施有效的管理，直接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可以说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执政能力，会长远而深切地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