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安全应对能力建设的研究有利于对未来可预见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进行有效的预警、防范和应对；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增长方式与社会和谐的保障方式在长远战略思考与阶段性实施中得以相互协调；也有利于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更好地争取和平、发展与合作的国际战略环境，促进“和谐世界”战略目标的实现。从非传统安全视角审视公共危机，即把公共危机置于了一个更宏阔和长远的视阈中，具有战略意义。
一、非传统安全理论研究述评
安全是个人或社会共同体免于威胁的一种存在状态，表示着个人或社会共同体生存性威胁的消解。安全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需要，是国家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也是国际关系最基本的价值诉求。人类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人类不断“应对”各种“安全问题”或“安全威胁”的历史。
在以往的国际安全理论视域中，一切安全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高政治”的安全问题，主要是涉及主权和政权相关联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与外交安全。另一类是作为“低政治”的安全问题，主要涉及的是军事、政治与外交以外的各类安全。鉴于人类历史上战争的威胁始终是人类生存的最主要威胁，因而军事安全被置于各国安全的首要与绝对位置，与此相应的军事、政治、外交安全也被赋予极其重要的地位。
然而，全球化导致的全球问题的普遍化、冷战结束后国际发展的新格局、世纪之交的金融危机以及21世纪以来国际恐怖主义猖獗、能源资源紧张、环境问题凸现、粮食危机出现、极端气象灾害频发，近年来的公共卫生问题，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等，越来越成为人类生存性威胁与国家安全威胁的主要方面，使得以前被视为“低政治”的安全问题不断影响甚至转化成为“高政治”而受到重视。
这些新凸显出来的问题有着多种来源，它们或者是以前曾有过的非军事和非政治外交领域的安全问题被赋予了全球化时代的新形式，或者是以前没有过的非军事和非政治外交领域的安全问题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新危机，或者是以前是军事政治领域的传统问题转化成非传统问题。于是在新的安全威胁的条件下，安全问题的研究开始有了新的“分界”。军事安全与政治外交安全开始被称之为“传统安全”；而直接造成人类生存性威胁或国家安全威胁的其他安全问题开始被划入“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领域。也就是说，“非传统安全威胁是相对于军事、政治和外交等传统安全威胁而言的，指除此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主要包括恐怖主义、贩毒走私、严重传染性疾病、海盗活动、非法移民、环境安全、经济金融安全和信息安全等方面。”
国外的非传统安全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美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人类处于转折点》等报告预警了人类社会面临的某些非军事性灾难。这一时期的非传统安全理论研究主要是对传统现实主义安全观的反思和批判。
此后，一些新兴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 aleconomy）和环境政治学（international politic sofenvironment）的学者对拓展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领域、建构非传统安全的理论框架做出了许多贡献，并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关于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主要学术渊源。冷战结束后，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学者等纷纷参与其中。1994年联合国提出“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概念之后，安全的探讨和努力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序上超越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的范畴，也超越了传统安全的研究边界而使非传统安全成为了国家发展的重要议题。非传统安全正在成为一门显学。
在诸多学术流派中，国际政治经济学、环境政治学以及冷战后渐成声势的批评性安全研究对非传统安全研究有着较为突出的贡献：一是通过对政治与经济互动的研究，使经济安全成了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重要对象；二是通过对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相结合的研究，把非传统安全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国家、国际和全球三个层次上；三是通过对非国家行为体的研究实现了使非传统安全对象的多元化。这三大进展构成了如今国际学术界对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重要理论取向。
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在超越传统安全观方面的理论探索十分显着。在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明确提出，由于非国家行为体直接参与世界政治，政治与经济、军事与外交、国际与国内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等级之分，因此武力并非有效的政策工具，军事安全并非始终是国家关系的首要方面。
环境政治学将环境问题引入了非传统安全研究领域，将环境和安全问题联系起来研究，除了对人类环境与生态危机发出警告外，还呼吁重新定义国家安全的概念。1983年和1989年理查德·乌尔曼（Richard Ullman）和杰西卡冯修斯（Jessica Mathews）分别在《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和《外交》（Foreign Affairs）上发表“重新定义安全”的文章，提出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概念应该扩大，应该包含非军事的全球问题，比如资源、环境和人口问题。
冷战结束后，环境安全问题的研究更为深入，主要集中在环境变化、人口增长、资源匮乏与国际冲突之间的关系等方面。
批评性安全研究者不仅主张对非传统安全研究应该把非军事安全威胁包括在内，而且还质疑将国家作为安全研究的主要对象，他们呼吁将研究重点从主权国家的安全转向关注社会安全和人的安全，安全不仅仅局限于特定的主权国家，还包括所有的社会和所有人的社会关系。布斯（Ken Booth）指出，真正的安全只有通过人民和集体才能获得，只有他们的安全不被剥夺，也就是说只有他者获得了安全，自己才能获得安全。在质疑国家安全主体地位的基础上，批评性安全研究者把“人的安全”和“全球安全”概念放在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突出地位，强调把安全观从传统的防御外来敌对国家的军事侵略转向对全球生态系统以及人的福祉的保护上。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国家不再是安全的目标而成为维护安全的手段。”在某种程度上，人的安全或全球安全概念既可以代表安全领域的横向扩展，包括了大量诸如贫穷、流行性传染病、政治不公正、自然灾害、有组织犯罪、甚至失业等问题，也可以使安全主体从民族国家向上、下两个层次纵向延伸。
哥本哈根学派对冷战后的非传统安全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巴瑞·布赞（Barry Buzan）在1991年出版的《认同、移民与欧洲的新安全议程》一书中对传统的军事政治安全的含义做了探讨，认为社会安全是理解欧洲新安全议程的最有效工具。另一代表人物奥利·维夫（Ole Waever）建议用“社会”来取代国家作为安全的主体。哥本哈根学派通过对社会安全问题的研究深化了领域概念，并且将社会关系置于安全分析的核心位置。在《新安全论》中巴瑞·布赞明确提出安全主要涉及五个相互关联的领域：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环境安全领域，其中经济、社会和环境安全扮演着与军事、政治安全同样重要的角色。
在研究方法上，西方学者倾向于社会建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强调社会建构对国家行为和国际安全关系的影响。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国际政治是由社会建构成的，国际体系不仅与物质资源的分配相关，也包括社会相互作用，强调社会结构和观念分配对行为体的影响。如果行为体之间高度猜疑就会形成安全困境，如果行为体之间高度信任就会形成安全共同体。国际关系中的“英国学派”也将国际政治的社会性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考察国际社会的起源、发展、当代特征及其与直接秩序的关系。奥斯陆的“和平研究”也致力于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和平、冲突、暴力的关系。这两派都强调社会学研究方法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安全研究的重要性。
须指出的是，在西方学者的理论研究中，他们较少使用非传统安全一词，而是倾向于使用有更具体指称的非军事安全、全球安全、跨国安全、综合安全、人的安全、新安全等等。此外，由于各国各地区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各不相同，他们所关注的研究领域也各有侧重。美国学者比较关心经济安全和恐怖主义问题；欧洲特别是英国和丹麦的哥本哈根学派特别关注社会安全，而日本、加拿大等国则对人的安全研究较多，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学者则更注重环境安全和人权问题的研究。
在研究分布上，各个国家都各有侧重。美国是在传统安全研究的框架下讨论非传统安全议题。尽管美国政府的思想库和学术机构纷纷资助新安全研究项目，但他们出版的着作很少获得广泛影响。大部分学者认为必须根据冷战后的国际新形势对安全研究进行大幅度的调整，特别要求对安全概念进行扩大性的解释和理解。其最具代表性的着作是保罗·斯塔尔（PaulB.Stares）主编的《新安全议程：一份全球调查》（The New Security Agenda：A Global Survey），该书比较全面概括了各国学术界关于新安全问题不同的争论和观点，对进一步研究非传统安全问题提供了十分有益的指南和参考。加拿大也非常注重非传统安全研究，尤其是人的安全研究，政府、民间及学术界都积极参与探讨，加拿大政府在外交实践中提出以人为中心，推动全球安全向人的安全转变的纲领。欧洲的德国在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强调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制度化，重视联合国的作用，主张慎用武力，寻求多边主义途径和进行全球治理。东亚非传统安全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起步，在印度、新加坡、日本和中国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近年来，随着非传统安全对中国的威胁不断扩大，国内学术界对非传统安全的研究得到显着加强，进行了富有成果的理论探索。中国学者主要围绕非传统安全的产生根源、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区别与联系、非传统安全与新安全观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有学者认为中国在非传统安全的研究和实践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冷战结束到1997年，学术界和政界开始反思安全概念，提出包括军事、科技、环境、资源、文化、经济等内容的综合安全观。体现在外交政策上，“新安全观”开始在官方文件中出现。第二阶段从1998年到2001年“9.11”事件，非传统安全问题研究逐渐展开，“反恐”成了中美战略合作的黏合剂。第三阶段是从“9.11”事件到现在，学术界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包括的领域和特点有了深入的研究。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及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中正式将非传统安全提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明确提出“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要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中国学者对非传统安全的真正关注始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一些学者开始探讨经济和金融危机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在如何防范金融危机和经济犯罪方面出版和发表了许多文章和着作。这些研究侧重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如何减少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学者们在分析“入世”对中国政治经济冲击中，开始更多地关注金融安全、经济安全、货币安全、生态安全、环境安全等新安全问题，开始使用综合安全、复合安全、多层次安全以及立体安全等概念。这些研究认为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安全的概念和领域要超越传统的束缚，延伸到军事安全以外更宽广的范围，尤其是经济安全得到更多的重视。后来的“9.11”事件、SARS和禽流感事件等使国内学者又进一步思考国内社会因素与安全之间的关系，提出社会安全和人的安全概念，开始注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注意协调国家利益和个人需求之间的关系。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风暴，更使得学界和政府开始不断探索非传统安全的应对能力建设之路，从而使非传统安全理论更加成熟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