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通》记谏净的方式有五：讽谏、顺谏、窥谏、指谏、直谏。在其他典籍里，如《公羊注疏》、《孔子家语》、《说苑》《日唐书·百官志》、《册府元龟》等等，都载有五谏而名称或有不同。一般都认为其中的讽谏是最有效而最可取的方式。孔子曰：“谏有五，吾从讽之谏。”风谏是一种能“依违远罪避害者也”。对专制皇帝提出批评反对意见是樱鳞的危险事，所以应当讲究方式。讽谏以委曲规正，使皇帝比较容易接受，自己又可避免危险，自然是两全其美之道。不过，真正难得的还是守正忘身的犯颜直谏，也就是《白虎通》所说的陷谏。这种人满怀忠忱，一身正气，没有半点奴颜和媚骨。这种人不愧是中国人的脊梁骨。不过，真能虚怀兼听的皇帝却太少太少了。所以历史上的直谏往往总是以悲剧告终的。唐太宗在大政决策时，丞弼与谏官“俱进于前，一言之谬，一事之失可救之于将然，不使其命已布于天下，然而从而争之也。君不失其所以为君，臣不失其所以为臣”（《山堂考索续集》卷三六《官制门·唐世谏官救君失于将然》）。而且，“唐室以前，谏议大夫、拾遗、补阙皆中书门下省属官，日与中书令、侍中侍于中书之侧，议论大政。苟事有阙失，皆得随时规正。今（宋代）国家凡有大政，惟两府大臣数人相与议论，深严秘密。外延之臣，无一人知者。及诏敕以下，然后台谏之宫始得与知。或事有未当，须至论列，又云命令已下，难以更改。则是国家凡有失政，皆不可复救”（同上《唐世谏官事有阙失规正宋台谏事未当始论列》）。比较而言，唐的这一套制度确优于宋代。
史官制度在中国也有很古的传统。传说它始创于黄帝，这当然难信。周代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诸侯之国。亦各有史。可知其时已极为发达。史官的地位也十分尊贵。《周礼》记王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故古者无国无史，史亦未尝一日无书。儒家的经典中，《尚书》，记言者也。《春秋》，记事者也；而“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孟子·离娄》）。秦有太史令，汉有太史公。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公，迁继之，写下了著名的《史记》一书。汉时又有禁中起居，即后代起居注一职之所自。“王莽时，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听事侍旁，记其言行，此又起居之职。自魏至晋，起居注则著作掌之。其后起居皆近侍之臣录记也，录其言行与勋伐。历代有其职而无其官。后魏始置其起居令史，每行幸宴会，则在御左右，记录帝言及宴宾客训答。后又别置修起居注二人，以他官领之。北齐有起居省。后周有外史，掌书王言及动作之事，以为国志，即起居之职。又有著作二人，掌缀国录。则起居注、著作之任，自此而分也。”（《通典》卷二一《职官三·门下省》）隋以起居注置为职员，列为侍臣，专掌其事，每季为卷，送付史官。（《资治通鉴》卷一八五胡注）唐改起居郎，属门下省。并于中书省置起居舍人，与起居郎分掌左右。同时又置有史馆，属秘书省，旋移史馆于门下省。起居郎、起居舍人掌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起居郎、舍人皆随宰相入殿，郎居左，舍人居右，预闻奏事，仗在紫宸，则立殿下，直第二螭头，即其坳处，和墨以记事，故号“螭头”，或日“螭坳”。（《石林燕语》卷三）“高宗fI缶朝不决事，有所奏，推辞见而已。许敬宗、李义府为相，奏请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郎、舍人列仗承旨，仗下与百官皆出，不敢闻机务矣。长寿中，宰相姚建议：仗下后，宰相一人录军国政要，为《时政记》，月送史馆。然率推美让善，事非其实，未几亦罢。而起居郎因制敕稍稍笔削，以广国史之阙。起居舍人本记言之职，惟编诏书，不及他事。”（《资治通鉴》卷二四六胡注）史馆则以他官兼领，并以宰相兼任修撰。宪宗时，监修国史韦执谊奏请由史官撰修《日历》。《起居注》和《时政记》都是最原始的档案材料。“夫日记起居，则为《起居注》；月记时政，则为《时政记》，排次《起注》、《时政》，则谓之《日历》。总集《日历》则为一朝《实录》。积集累朝《实录》则为一代全史。”（《山堂考索续集》卷三五《官制门·史馆·史馆总论》）唐朝开始，十八个皇帝，皆各有自己的《实录》，这对保存史料有莫大的益处。
官修胜国历史，也是唐初史馆的一大创举。司马迁作《史记》，班固成《汉书》，范晔成《后汉书》，裴松之撰《三国志》，魏收撰《魏书》，皆发自私人，成于一手。唐太宗在位，命房玄龄等修《晋书》，姚思廉撰《梁书》、《陈书》，李百药撰《北齐书》，令狐橥撰《周书》，魏征等撰《隋书》，即所谓“奉敕撰”，实即官修。从唐以后，为前朝修史，以总结经验，就成了历代王朝的成例。
来沿唐制，其初修起居注二员，多以馆阁官兼长，更番侍立于崇政殿，又从行幸，以备记录。然虽“前后殿皆人，并立于垛殿，虽存故事，而奏对语略不相闻，亦不敢自书”（《石林燕语》卷三）。宋初又有内延日历，由枢密院抄付于史馆，两府大臣据《日历》而撰为《时政记》。然“修撰之官，惟据诸司供报，而不敢书所见闻”。故“圣君言动，有所宣谕；臣下奏议，事关得失者，皆不记录，惟书除民辞见之类。至于起居注亦然，与诸司供报文字无异。修撰官只据此铨次，系以日月，谓之《日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虽欲书而不得书也”（《文献通考》卷五一《职官五·中书省·史官》）。
中国古来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史的作用。《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书·说命》曰：“学古人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北魏的高允说：“夫史者，所以记人主善恶，为将来劝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慎其举措。”（《资治通鉴》卷一二五）欧阳修说：“史者，国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恶功过，与其百事之废置，可以垂劝戒示后世者，皆得直书而不隐。”（《文献通考》卷五一《职官五·中书省·史官》沥代的统治者都把史作为鉴戒。故曰：“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资治通鉴》序）魏孝文帝尝谓史官：“时事不可以不直书。人君威福在己，无能制之者，若史策复不书其恶，将何所畏忌耶！”（同上卷一四二）唐太宗也曾说：“朕每观前代史，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谏。”史官制度要求秉实录精神，对人君的言行，善善恶恶，直书其事，无所隐讳，把君主交给历史去裁判，以劝善惩恶，也起着一种谏净的作用，是中国专制主义皇权自我制约、自我调整的独特方式。旧制：当代国史，人君是不得亲自索阅的，其意是防止人君的干预，而破坏善恶直书的原则。唐太宗却令取阅。当他看到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述，语多微文时，他且指出：“宜即改浮词，直书其事”，无烦相隐。（《贞观政要》卷七《文史》）唐太宗破坏这个人君不得观看史官关于当事皇帝的记载的旧规，并不能认为是桩好事。但他在看到有为他相隐的地方还着重指出来删去浮词，却充分显示了他的胸襟和气度。史官传统，与谏官传统一样，也是中国民族优秀高尚品质的反映。文天祥的《正气歌》中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说的就是齐太史直书崔行优君，虽兄弟相继被杀，却决不肯改变书法；赵盾的家人杀死了晋君，太史董狐不畏赵盾的权势，直书赵盾弑君。先贤的风范始终激励着子孙后进。东晋孙盛作《晋春秋》，直书时事。桓温以灭门相胁，然孙盛终拒绝改易。唐吴竞撰《则天实录》，其中于张说无所掩讳。说请改数字，竞曰：“若徇公请，则此史不为直笔，何以取信于后！”这种忠实于原则、忠实于史实，头可断，血可流，历史史实不容篡改掩饰的精神是永远值得后人继承和发扬的。
4）有中国特色的科举制度的实行
“官才用人，国之本也。”历代的统治者都很注意选拔人才，为我所用。他们把考选贤才当成重要的任务来执行。汉文帝二年，以日蚀，首诏执政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十五年，复诏诸侯。王公、卿、郡首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武帝时，令郡国按人口比例举一至六人，限以四科，一日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日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日明习法令，足以决拟，能按章复问，文中御史；四日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决断，村任三辅县令。对于贤良方正，也都是由皇帝亲加策问而第其优劣。这种策问，犹之乎后世之制举。《文献通考》引致堂胡氏云：“汉策问贤良，非试之也。延于大殿，天子称制，访以理道，其事重矣！”（卷二九《选举二》）公孙弘就是以贤良对策出身，受到汉武帝的特别赏识，很快就由布衣超拔为丞相，并封侯。不过，汉之贤良方正是由郡国推荐的，因此从来源上看，它实际仍受到地方长官的把持。郡国所举，大概为贤良方正、孝廉、博士弟子三类。东汉末，“天下兵兴，衣冠士族多离本土，欲征源流，虑难委悉。魏氏革命，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挽或道义亏洒，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泊六退七。是以吏部不能审定核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铨第等级，凭之授受，谓兔乖失及法弊”（《通典》卷十四《选举二》注）。这个时期，正是地方上门阀盛行，它们把持地方，中正也成了他们的工具，形成“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威福，夺天朝权势，爱恶随心，情伪由己。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同上）。不过，“魏晋以来，虽立九品中正之法，然仕进之门，则与两汉一而已。或公府辟召，或郡国荐举，或由曹掾积累而升，或由世胄承袭而用，大率不外此三四塗辙”（《文献通考》卷二八《选举一》）。隋朝时，九品中正制度废弛，以明经、秀才等科目课试选士的办法沿行不替，至炀帝而首创进士科。唐代的科举制度益趋发展和完善。“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日生徒，由州县者日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新唐书》卷三四《选举志上》）其天子自诏者日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其名目则随人主临时所欲而定。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等。其名最著、最重要的是常科中的明经与进士两科。明经专尚记诵，故渐不为时人所重；进士以诗赋、时务策文章取土，故“唐众科之目，进士为尤贵，而得人亦最为盛。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缙绅虽位极人臣，而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日‘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文献通考》卷二九《选举二》）。欧阳修亦有“焚香礼进士，彻幕待明经”之语。唐初考试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以其位轻，开元中才改由礼部传郎。当时参加常科的举子多数是学馆的生徒。不由学馆者谓之乡贡，皆怀碟自列于州县，经过推荐评选集于京师，经过会试，得第者谓之进士。每次进士所取，多不过二十人，明经则不过百人。通过进士与明经及第的人，还必须在几名官员的推荐下，通过吏部的铨试及格，才能人仕任官，称之为释褐试。与常科不同，制科及第的高等者则可以径得美官，其次者则仅获出身而已。唐的制举与汉的贤良对策也有所不同。汉时不用黜落法，故得对策者皆可获选，唐则有落选者。进士的考试主要是辞章诗赋，国家的官吏就是从这条途径上产生，其不切实用，是有识者所通垢的。不过，无论如何，它是一种学习竞争，通过公开的考试来录取人才的办法，比起那种由中正推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等级垄断来，无疑又是巨大的进步。《新唐书》说：“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及其临事设施，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名臣者，不可胜数：遂使时君笃意，以谓莫此之尚。及其后世，俗益婉薄，上下交疑，因以谓按其声痛，可以为有司之责，舍是则汗漫而无所守。遂不复能易。”（卷四四《选举志上》）实行科举是一大进步，是当时政治上成熟的一个表现，这是毫无疑问的。
宋代的科举，规模益大，设法益密。“宋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文献通考》卷三十《选举三》）这些科目中，最主要的仍是进士科，考试的项目诗赋杂文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宋太祖开宝六年，首行殿试。真宗时，创糊名考较，以防舞弊。所取名额，太宗时已从过去每岁最多不过三十人而增为一百多人，屡增至太平兴国二年诸科所取五百余人。取录分为三等：第一甲前三名分别为状元、榜眼、探花，为进士及第。第二甲若干名，为进士出身；第三甲若干名，为同进士出身。凡是进土出身的人都授予监丞、评事、通判，下至诸县簿尉等官职。而且往往很快便脐身通显。大多数的名臣显宦都是由进士出身，当时人把它称之为“将相科”。科举成了当时士大夫进人仕途的宽广大道，只有大逆人的近亲、不孝、不梯、工商杂类、僧道还俗、废疾、吏胥、犯私罪人等不许应试。一个农家子弟，只要熬得过十载寒窗，一旦登科中举，就可以发迹作官，跻身士绅之列。
把吟风弄月的诗赋作为考选进士的标准，大为历来朝廷有识之士所抨击，故宋仁宗时范仲淹的政治改革中就有“精贡举”之目，主张进士考试，必须“先策论、后诗赋”。王安石变法，对科举考试进行了划时代的改革，“罢明经及诸科，进士罢诗赋，各占治《诗》。《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盂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几十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礼部试即增二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其总的要求是变声律为议论，变墨义为大义。从改革的方向而言，实行经义取土，在当时几乎是多数人的通识。司马光也认为：“神宗罢赋诗及诸科，专用经义论策，此乃复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可见这一改革，原是大势之所趋。但是因为熙宁变法本身是以失败告终的；而且声律取士行之数百年，旧习难移，所以从元}右到南宋时期，基本上是声律与经义参用而偏重声律，直到元代才算彻底完成这一历史性的转化。
以上，我们把高度中央集权制度的全面确立、专制主义皇权政权机构的进一步完善、作为专制主义皇权成熟标志的自我调整机制的完备、有中国特色的科举制度的实行等四个方面，作为第二阶段里中国专制主义皇权充分成熟的标志，作了简要的叙述。应该指出：唐、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上升的颠峰。从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讲，无论是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方面，都已经达到了这个制度所能达到的极限，即全面成熟、整体完备、成就辉煌的程度。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然而，它们又都是本质上从属于专制主义皇权并且为专制主义皇权服务的。当然，唐、宋时期专制主义皇权成熟的表现，绝不限于我们上述的四个方面。譬如：唐律的编成，府兵制的实行等等。这些都是需要专题来进行研究的。我这本小册子已无法一一涉及。但是，临末还有一个有宋代社会的问题，不能不把问题扯得更远、些来稍加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