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到了宋代明显的呈现出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农村中土地租佃制经营已普遍采用，主、客户制度渐趋废除，政府对人户的控制放松，转而把注意力放在对田土的检查登记、按亩征税上。地主对佃农的人身控制也远比前代松弛，手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巨大发展，商品经济空前繁荣，主雇之间佣雇方式已广泛被采用。这些迹象表明：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了它的后期。对于这一点，尽管在程度上估计有所不同，但对封建制度这时已开始进入下行或后期阶段，大体上史学界的看法是一致的。最起码的有一点，就是宋代的地主，与魏晋时期的门阀地主，是性质上判然不同的。第一，他们是所谓庶族地主，是寒族出身，而不是出于以门间相高的士族。第二，他们主要是依靠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始得以济身地主士大夫的行列；而不同于世族子弟，“少习其业（指政事），目熟朝廷事，台阁之仪，不教而自成”（《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实际上是通过门第而荫袭。第三，他们主要控制土地，通过租佃剥削农民。而世族则主要进行人身控制，如部曲、佃客等，世世不能改变。第四，他们在不停的变故与析产中破落、衰微，下降为农民，所谓“穷无三代，富无三代”。地主和农民两个对立阶级的分野是清楚的.然就一个家庭或个人而言，则始终处在升降变化之中。而世族的地位，则以不同的等级的形式，长期而稳定地维持。因此，庶族地主的兴起，就不能不对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有力的影响，其中引人注目处之一，就是绅权的抬头。
上文在讨论专制主义皇权发展的第一阶段时，我们已经提到，汉武帝时，公孙弘以布衣得任丞相，这是绅权在中国历史上脱颖而出的象征。绅就是士大夫，绅权就是士大夫之权。两汉时期，士大夫指的是这种平民身份而以儒人仕的知识分子。魏晋时期则以门阀世族为其代表。到了唐、宋以后，庶族地主取代了士族。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学校的逐渐普及，以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士大夫队伍空前扩大。他们通过科举考试，在基本上是平等的竞考面前，保证了社会的精英有可能跻身仕宦，获得相应的地位、财富和荣耀，参与政治的管理。这就不可避免的刺激和提高了这个阶层人士的政治要求。绅权在封建本质上是同于君权的，两者之间。虽然也存在矛盾，但它永远也不能作为君权的对抗或制约力量出现。但是，以儒为业的缙绅士大夫，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也为了实现自己的追求，他们总是想模仿自己的祖师爷孔夫子、孟夫子那样以道自任，追求为王者师，来“置君尧舜上，更使风俗淳”。绅权在一旦发展起来以后，与君权也会因分配不平的问题产生矛盾。因此，唐、宋时期，我们就看到，一方面是皇权的成熟，而另一方面，就是绅权的抬头。这就构成当时在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色采缤纷的绚丽局面。唐刘伟之所说的“不经凤阁鸾台宣过，何名为敕”，就是绅权企图依法限制和分享皇权的直接表现。宋仁宗就公开承认：“凡事必与大臣金议，方为诏敕。”（《庶斋老学丛谈》卷二）朱熹上孝宗封事，亦谓：“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参之给舍，使之金议，以求公议之所在，然后扬于王庭，明出命令而施行之。”（《山堂考索别集》卷十八《人臣门公议所在》）文彦博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神宗争辩，理正气壮地说：“陛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相传宋太祖曾设有不杀士大夫之誓。叶适说宋朝的特点是“一以宽大诚信进退礼节遇其臣下”（《水心别集》卷之二《国本中》）。王夫之也曾指出：“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宋论》卷一《太祖》）顾炎武亦谓宋朝家法之一就是不杀大臣及言事官。（《日知录》卷十五《礼制·宋朝家法》）这都显示了士大夫在政治上地位的提高。宋朝在思想上也是一个继春秋、战国之后，百家争鸣，十分活跃的时代。周敦颐石臃的象数学，程颐、程灏的洛学，张载的关学，王安石的新学，三苏的苏学并茂于北宋时期。南宋的朱熹集理学的大成，陆九渊的心学，叶适、陈亮之言事功，争辉于后。他们虽然不免于儒学的牢笼，但他们已完全从陈腐的注疏风气中解脱出来，发抒义理。他们大胆地疑经、甚至造经，以重构儒学的经学体系。这个时期，首创私家的书院，使在官府控制的学校之外，有了士大夫自己的自由讲坛，发抒己见，广授生徒，培养人才，造就风气。从此，学校开始向全国普及。在地方建设中，范仲淹创行义庄、朱熹提倡义仓，也都是绅权作为政权的补充形式在地方上增强的表现。这里还应该提到欧阳修、苏洵在重建谱学上的努力，以期重张族权；而族权本质上也就是绅权。在封建社会后期，人身依附、人身控制已趋于松弛的情况下，中央政府面对一个自然经济笼罩全国的局面，没有绅权在地方上的协助，是肯定无法稳定其统治的。两宋时期，绅权的急剧增长，就是适应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政治形势的需要这两方面的时代要求而增长的。我们把这个时期绅权的伸张看成是地主阶级民主的发展。民主是一种天赋的人权，只是这种人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经济结构的限制，而使一部分或大部分人横遭剥夺。在原始社会里，它只属于本氏族的成员。奴隶社会里，它属于奴隶主和自由民阶层。封建社会里则属于封建主阶级内部。在中国古代的语汇里的确没有现代意义的“民主”这个词儿。当时的“民主”，命意正相反，是为民主者之意，即管民的人。譬如《通鉴》卷九一载：鞠彭言：“今天下大乱，强者为雄。曹（嶷）亦乡里，为天所相，苟可依凭，即为民主，何必与之力争，使百姓肝脑涂地。”的确，我们没有现代西方的一套民主机制润为我们在1911年以前并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历史发展阶段。但是只要谁坚信天赋人权这一神圣的原则，那么，只要是人，他就从上帝（假如有）降生他的同时，也就赋予了他一切人固有的权力，其中当然主要是民主的权力，他也就生来与俱的具有民主的理念。只是限于时代，他们往往还缺乏足够的认识罢了。关于这个问题，在后文中我们还要再次涉及到它。
（三）极端专制主义皇权的恶性发展与腐朽僵化
（从1279年南宋灭亡到1911年清朝被推翻）
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里，有过这么一段叙述：“若论政治制度方面，宋、元、明、清四代，依旧遵照汉、唐旧规模。惟因最先激于唐代末年之军阀割据，而开始历行中央集权；又因元、清两代以部族政权的私意识来霸持，因此在中央集权之上还加上一种君权日涨，相权日消的倾向。这两层都是近千年来的中国政治所不如汉唐的。”所谓“不如汉唐”这种比较究竟应怎么来估计，我们不想来讨论；单就他对元、清两代，“以部族政权的私意识”来统治中国，因而造成的后果而言，他是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的。
早从1234年，僻处在白山黑水之间，以渔猎兼营半定居农业生活，社会发展尚处在文明初期的女真族，勃然兴起，依靠武力征”服，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内，先是灭辽，随之灭亡北宋，建立了金朝，领有长淮、秦岭以北的大半个中国。宋宝南迁，是为南宋，形成南北分裂对峙的局面。女真政权给中原华北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譬如：驱奴制度、军户（猛安、谋克）制度等。当时的中国北方社会，与原来北宋时候比起来，无疑是一个逆转，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女真原来的政治制度，大体上仍不超出部族酋长制度。在不断的军事征服与扩张中，开始杂采辽、宋成制，以应付实际的统治需要，因此，显得既混乱，又落后，亟需改变。1156年，海陵王完颜亮进行官制改革，迁都中都（今北京），奠立了金朝一代规模。这个政权组织的特点是在总体结构沿循汉制（即北宋制度）的基础上，大加简省；同时，也以特权形式，保留某些旧制。如在中央，罢中书、门下省，只置尚书省。有的机构虽然名称上保留，而实际职司已经丧失。如谏院，有其名而亡其实。“国朝虽设谏官，徒备员耳！每遇奏事，皆令回避，或兼他职，或为省部所差，有终任不觐天颜，不出一言而去者。”御史也“不过责以纠察官吏，照刷案牍，巡视仓库而已”（《金史》卷一。九《陈规传》）。一个落后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他们原在政治、文化各方面远不及汉人，语言上也诸多障碍，民族猜忌的心绪严重。为了保住政权，必须由本民族成员遍布要津，尽管他们中许多人在政治和文化素养上都是欠缺的。他们视三省制为文牍羁留，壅塞政务；对台谏也担心它与闻机密，甚至认为是冒渎皇威。总之，他们习惯的仍是简单的家长制统治。因此，这个政权虽然在规模、名称上不失唐、宋之旧，但实际上却掌握在女真世族子弟手中，外壳仅存，其运作的原则与程序则已与中原制度大相径庭。
紧随着女真之后人主中原，统一全国的，同样是一个尚处在家长奴隶制阶段的少数民族蒙古。蒙古是游牧民，较之半营定居农业的女真人来，他们与从事定居农业的汉人，在经济与文化生活等方面差异更大些。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依靠所向披靡的军事征服，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蒙古国。他的孙子忽必烈始建元朝，进而灭亡南宋，完成全国空前规模的大统一。元朝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沿袭金朝，但同时又大量保存蒙古的旧制，形成一个在总体规模上沿循汉制，而在具体结局上又是汉、蒙杂揉的特异政权，给内地带来了一系列在性质上是逆转的落后制度：如世袭的军户匠户制度、驱奴制度、诸王分封制度等等。朱元璋灭元，建立明朝。在名义上，明朝的制度是恢复唐、宋规模；实际上这些落后制度却作为传统的因袭而长期保留下来，沉重的阻滞了中国社会复苏发展的步伐。而当饱经金、元摧残的社会经济重新走上正常发展道路的时刻，中国历史仿佛又回到三百六十多年前的老梦。一个同样源出于白山黑水间、尚处在文明门槛前后的满洲少数民族，再一次入主中国，建立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朝——清。因此，在我们所要讨论的中国专制主义皇权发展的第三阶段里，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便是在社会发展上比汉族远为落后的蒙古与满洲两个少数民族的统治（在中国北方，还应该把女真的统治包括在内）。元、清两代的统治者，特别是在开国的年代，他们都是一往无前，嗜利黩武而又勇于开疆辟土的征服者。他们富于开拓的精神，与奠基于小农经济基础上，习惯于保守肥扩地视为黩武生事、劳民费财肥边民视为化外，有意排斥的汉人统治者，形成鲜明的比差。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缔造，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广袤国土的定型，很大程度上是要归功于元。清两代统治者的勇于开拓的。这个伟大的功绩，我们无论怎么称颂都是不会过份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每一次少数民族的人主，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他们当时所特有的落后因素，这些落后因素也就必不可免的影响到当时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的发展。就中之一，便是我们所要研究的皇权。在这段时期里，皇权进一步恶性发展，开始走上了极端化的腐朽、僵化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