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们原打算在17日早晨行动，当他们到达中研院附近即遇上法巡捕房的巡逻警车，又有一队巡捕经过，所以没敢动手。18日早上6点多，赵理君亲自带着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前往，汽车停在亚尔培路、马斯南路转角处。赵自己坐在汽车上，李阿大、过得诚等四人分散等候在中研院附近。约8时左右，当杨杏佛带着长子杨小佛走到院中准备登车时，特务们便走近门前准备动手。但杨上车后又走了下来，特务们以为杨已发觉，正想冲入时，杨领着儿子上了另一辆汽车。当汽车驶出大门时，四支手枪同时朝着车内射击。
杨杏佛听到枪声，便知是冲他而来。生死关头，他立即用身体保护儿子。特务们连开十几枪只将杨和司机打死，小佛仅腿部中了一弹而幸免于难。
凶犯们见已成功，便奔向停在附近已发动的汽车。过得诚慌乱中跑错了方向，等折回来再追时，车已离得很远。赵一看他还差好几丈，而这时法租界警笛狂鸣，便顾不得再停车等候，又怕他被捕后泄漏机密，立刻向他开了一枪，便开车逃遁。
凶手过得诚受伤后自知难逃，便举枪自杀，子弹从胸侧穿过，但没死，被闻声追来的巡捕抓获。巡捕立刻将其与杨氏父子一同送往广慈医院抢救，杨杏佛不久便因无法救治而逝世。
杨杏佛被杀后，宋庆龄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这些人和他们雇来的打手们以为靠武力、绑架、施刑和谋杀，他们可以粉碎争取自由的斗争……但是，斗争不仅远远没有被粉碎，而且我们应当更坚定地斗争，因为杨铨（即杨杏佛）为了自由而失去了他的生命。我们必须加倍努力直至实现我们的目标。
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吗
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曾用名卡尔·瓦格勒。他自取中国名李德，意为“姓李的德国人”，还叫过“华夫”，即“中国的男人”。李德1914年加入奥匈帝国军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6年被俄国军队俘虏。1919年10月加入苏联红军，作战勇敢。返回德国后积极参加斗争，先后三次被捕。1928年越狱成功，被德国共产党派往苏联，因战功显赫，被派往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2年春毕业后到中国。李德先是在东北，后去了上海，经博古等人的帮助于1933年10月到达瑞金。
几乎所有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著作中，都认为李德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军事顾问，刘杰诚则认为，李德到中国来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也不是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来的，而是苏联情报机关派往中国东北去作情报工作的，他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日本间谍。因为当时日本人在东北杀人很随便，搞得很残酷，见了可疑的人就杀。德国和日本当时是盟友，所以日本不杀德国人。所以，苏联情报机关就派李德到东北去。当时，东北生活艰苦，活动风险很大。李德在东北呆不住，就到上海去游玩。在上海，他见到了中国留苏学生，谈笑之间，李德表示很想在中共中央工作。当时，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博古也是留苏学生，和留苏的同学来往较多。博古听说李德是从德国来的，且学过军事，便请他为顾问，并逐渐地将中央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他，和他一起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1939年，李德随周恩来到莫斯科，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他，批评他，说他由东北去上海是怕死逃走，说他冒充共产国际代表对红军实行瞎指挥，造成了惨重的损失。王稼祥、王明的回忆录也说明李德是由苏联总参谋部派来中国的。就连李德自己写的《中国军事》一书中也有蛛丝马迹反证了他不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军事顾问，书中从未讲他是共产国际哪个人派到中国的，更未说明谁任命他担任军事顾问的。
李德到瑞金后，在中共临时中央及其领导人博古的帮助支持下，把持了中央红军的军事战略战术决策和军事指挥大权。他自称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利用中共领导人对共产国际的关系，以“统帅”和“太上皇”的威势，凌驾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之上，他一人包办军委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李德的到来，使博古等人找到了军事上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代理人。李德不问中国的国情，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更不珍惜中国工农红军在多年血战中取得的成功经验，而只凭他在军事学院从军事课本上学到的条条框框，自己一个人在房子里按地图指挥战斗。彭德怀称他为“图上作业的战术家”。
李德在反“围剿”中实行的一系列错误的指挥，给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他不仅不从自己主观思想上进行反思，却责怪各级指挥员素质低，执行命令不坚决。李德的错误不是个别问题上的局部性错误，而是关系全局的、危及中国革命的重大错误。以红军指战员的牺牲为代价的无数血的事实证明：李德的军事教条主义已经发展成为在军事领域各方面都有明显表现的，形成一定完备体系的，造成严重恶果和导致惨重损失的一条完整的军事路线。因此，埃德加·斯诺在走访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和红军领导人之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把全面指挥一支革命军队的战术大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这样的错误，以后大概是决不会再犯了”，“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可从中受益”。
长征途中“扁担上的银行”
在中央红军长征的队伍中，有一支由上百人组成的特殊编队，他们肩挑金银资财、背驮印钞机器，保障红军的物资供给。实际上就是流动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时，银行14位同志和上百名运输员奉命组成15大队，靠人力轮流肩挑100多副装满黄金、白洋、银元和苏区印制的“红军票”的担子，还有一些人专门负责背驮印钞机器。
红军指战员每人只有很少的零用钱，为让官兵们能买到一些生活必需品，银行利用部队休整机会，还进行过货币发行和回笼工作。长征进入贵州境内，只要军委纵队或红军大部队在一个地方停留一天以上，银行就要写出布告：欢迎社会各界群众兑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印制的钞票。为避免敌人迫害使用苏币的群众，银行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红军撤离前用实物、银元或国民党的钞票，把市面上流通的苏币从群众手中兑换回来。许多老百姓见红军如此为群众利益着想，舍不得将手中的苏币拿去兑换，便珍藏起来留作纪念。
1935年1月19日，中央机关离开了遵义，经桐梓等地到达土城。1月29日，银行全体同志来到赤水河边的一个小山坡。为了轻装前进，他们在山坡上挖了一个大坑，不无伤心地将许多从苏区带出来的钞票以及印钞机焚烧掉。之后，他们随同红军一路征战，向北挺进。
毛泽东诗词中的长征精神
长征，那场气吞山河的战略大转移，犹如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使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成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也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长征精神。作为率领红军长征的灵魂人物，毛泽东所吟诵的几首大气磅礴的诗词，为我们揭示了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
信念坚定。毛泽东在《七律·长征》中写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何以不怕远征路上的艰难险阻？用一位红军老战士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理想大于天！”因为有了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红军战士才能焕发出钢铁般的意志。可以说，坚定的信念是灵魂，是力量的源泉。有了这种信念，破衣烂衫、装备落后的红军才能在围追堵截、黑云压城中走出一条胜利的道路。
实事求是。1935年2月，红军攻克娄山关后，毛泽东填写了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一词，豪迈地宣告：“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当然并不仅仅因为一场战斗的胜利，更重要的是红军在此前一个月的遵义会议上，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思想路线。这是我们党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的重要标志。“从头越”，意味着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红军从此将迈开大步，掀起波澜壮阔的新的革命高潮。
百折不挠。在《七律·长征》中，毛泽东写道：“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是对红军长征中艰难困苦的真实写照，更是对红军战士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牺牲、特别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真实写照。正是靠着这种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红军将士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重重艰难险阻，并最终立于不败之地。
审时度势。长征是重重围攻下的战略转移，需要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的大局观念。红军在国际国内形势瞬息万变中，在中华民族面临严重民族危机的历史条件下，拨云见日，最终促成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1935年10月填写的《清平乐·六盘山》一词中，毛泽东写道：“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毛泽东信心百倍地向红军和全国人民发出了战斗号召。
金沙江是怎么命名的
金沙江位于我国第一大河长江的上游，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成书的《禹贡》中将其称为黑水，随后的《山海经》中称之为绳水，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及《汉书·地理志》中将今雅砻江以上部分称为淹水，而以若水（雅砻江）为干流。三国时期，称为泸水，诸葛武侯“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首次对金沙江水系做了详细描述，但未能言明金沙江与长江干流的关系。除此以外，金沙江还有丽水、马湖江、神川等名称。沿河盛产沙金（沙金，是产于河流底层或低洼地带，与石沙混杂在一起，经过淘洗出来的黄金），“黄金生于丽水，白银出自朱提”。宋代因为河中出现大量淘金人而改称金沙江。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经过实地考察后提出“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从而确认了金沙江作为长江上源而纠正了自《禹贡》以来“岷山导江”延续两千年的谬误。